那天，当我一踏进“人民公社傅村大食堂”，我方完全明白，这个食堂，是由傅村“三兄弟”：傅有典、傅友谟、傅友训合住的徽式风格四合院改做成的。
妈和我说，到这里来吃食堂的，有山洼朱村、高头王村、大花园村，小花园村，傅家五个靠近的小村：一共有好几百口人。这些人家，一天三餐，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都到这里来打饭吃。开始大家不情愿，公社干部就蛮干，又骂又打，说人民公社要学军，社员要军事化，把小村併成大村，吃大食堂……
记忆如昨，1947年的一个早晨，这座新屋上梁时的彼情彼景：在罗鼓喧天、鞭炮齐鸣、木匠高喊“好”字歌的喝彩声中，我随几个村的村民，男女老少，在这里喜抢糖果、欢团的热烈场面。
当时，这座四合院，算是傅村最亮丽的民宅。虽是土墙，但挑屋檐、拍茅草、复盖青瓦的屋顶，厅堂前方有天井，房内所有园木柱，根根落在特制的园形基石上。
如今，我一眼看到的，除带有传统风格的花格木窗外，屋里便是一座造型独显的特大锅灶，十分惹眼。穿过天井，西面一横排，安放着三口大铁锅，在圪立的园形木桶内，冒着腾腾的热气——煮了两大锅稀饭。
我看到，这座原用“土基”砌成一个个单间的土墙，已全部拆掉，使得原本独立成间的40多个房间，成为间间相通、透明、光线比较明亮的公社大食堂。
我看到，生产队傅道新队长，站在锅灶傍边的稍高处，手持一个特制的盛稀饭勺子，喊着排队打饭的社员姓名，按全家人口多少，一户一户，打给定量稀饭。
我看到，前来打饭的乡亲，多是灰灰踏踏，褴褛不堪，有的拿着葫芦瓢，有的端着洗脸盆，有的拎着煨罐……
我看到，陆续前来食堂打饭的人，个个面容肌黄，形色憔悴，骨瘦如柴，身形不正，目光呆滞，步履缓慢，有的走路打晃儿，有的杵着树棍儿。
我走向前去，向乡亲们致意、问好。
乡亲们一见是我，有的先是一惊，随即打量着我，有的木然地望着我。不像过往，在我放牛时，在我夏天下河洗澡时，在我上大焦村私塾中去念书时，在1948年夜里起来欢迎“解放大军”渡江时，在我当自然村儿童团长时……在老家随处碰面时，多习惯地叫我的小名，或是喊我的全名，问这问那，讲这讲那，好亲热，而在今天一见面时，却让身为家中长子的我，深深感到意外，乡亲们用下面的这些话，来喊我、说话、问我：
“大先生回家来了?
“你是国家的人了，以后快活了!
“张青天(张恺帆)，他是一个大好人!……
“你晓得不晓得?我们割的稻子，搞到那里去了?
听了这些话，让我揪心，我无语。
打完饭，妈和傅队长说“我”回家了，要在家过几天，队里能不能给借十斤米?”
傅队长当即答应，并让会计代妈写一张借条，注明什么时间还。
随后，傅队长要我到队屋里(办公室)坐会，说“好长没见了，拉下话”。
坐下后，傅队长和我说：“我听到了大家和你讲的话。现在村上许多事，你妈也晓得，你从合肥刚回，有些事，可能不知道啊!现在老家在遭难，遭大难。这几年，县里(干部)好蛮，搞大跃进，办大食堂，搞兴修水利，什么小村併大村，人民公社军事化，吃大食堂——我们这个大食堂，是毗邻的五个村，还有老和尚庙中的一个和尚。大队叫我当队长。不干又不行。现在底下的干部，有的人跟着上面起哄，有的“和卵泡”的干部，就乱干，搞五风，倒霉的就是小老百姓社员。那讲理，他们动不动就打人、骂人。现在底下的干部，那像过去土改工作队的陈步云，黄世娟他们那样好!那时的土改工作队讲话多和气，开大会也好，开小会也好，讲话又实在，又靠谱，一是一，二是二。他们在分田大会上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就是三个菜一汤!”当时，大家听了多快活啊!他们还说，“田地本是农民开，如今分田理应该”，“田，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衣食父母，所以毛主席要打土豪，分田地”，说得多好!工作队他们讲话不久，就把地主的田，和尚庙里的田，族田，分给了贫下中农，说到做到，他们讲话和做事，多是实打实。在分田前，工作队亲自拿着弓尺、扯着绳子做的量具，下田丈量，一遍又一遍，好仔细。在分田时，让分田组的人，一定要搞公平，孬好搭配，生怕分得不公，生怕会少了一毫毫。土改那时，分田那么大的事，我们整个自然村，我记得，没有人，说分得不公平，没有一个人，说分田，分得吃亏，没有发生过争吵。可现在的干部，县里下乡的干部，公社的干部，听到社员几句话，和他说得不对劲，就不是骂，就是打，那讲理?!老百姓最恨的，就是恨不给他们留足口粮，把割到手的稻子，硬调走，不给他们吃饱。我们这里，有两个多月，一点不供应，以后又有20多天，每天只给每人发二两原粮。那时的食堂，天天煮的稀饭，尽是“影汤”，照见人。你讲讲，人心都是肉长的，农人一年累到头，割了那么多的稻，放在队里，硬调走，硬不给农人吃饱。办公社，把农人的田，都充公了，现在，连小园地，也不准农人自家种菜了，怎么不饿死人?连福源庵里的老和尚，上头也要他吃食堂。
我问傅队长：“为吃食堂，老和尚自己把自己烧死了?”
傅队长说：是。起先，大队里有干部，要我派人，找老和尚来食堂打饭吃，幸亏我没干。接着他讲，在开始办食堂时，大概有十多天，老和尚一天也没来我们大食堂打饭，于是有人就猜议：我们办食堂有十多天了，老和尚一次也没来打饭，也没见庙里“冒烟”，难到他真成了神仙不成?有几个“愣头青”，就到庙里要看过究竟?可不知怎么搞的，这几个“愣头青”民兵，到庙里就胡弄一通，他们翻箱倒柜，把庙内翻了个底朝天，却找出三大笆斗锅粑，用被絮捂得严严实实。原来这老和尚，在听到吃大食堂的风声时，便暗暗地炕了80多斤锅粑。也没料到，就在被翻搜的当天夜里，老和尚就放火烧庙了。事后发现，“打坐在缸里”的老和尚，被烧成“一团团”，有人说，样子好可怜。傅队长深沉地和我说，这也算是“园寂”吧。
傅队长还向我介绍：过去听人说，解放前，这老和尚在年青时，在徐州老家杀了人，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就逃来这里来了，出家当了小和尚，成为一个以慈悲为怀的佛家子弟。算算也快有40年，如今他快到60岁了。公社化前，他靠庙产几亩田等生活，自已也种点菜园，种点棉花，芝麻，过年时，也化缘公社化以后，他是“五保户”，但平时，有人来烧香，有点香火钱，衣食也无忧。这座庙，也算是一个清净之地。看来，这一次，老和尚对吃食堂，跟不上形势，想不开，太顽固，加上又碰上几个“愣头青”，到庙里胡乱搞，这些加到一起，大概他越想越糟越想不通，便在半夜里，放火烧了，自焚了，坐缸自燃，把庙也烧光了，就这么样走了，这能怪谁呢?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傅道新说过这些话后，停了一下，对我说：“我弟弟当兵去了”，你们两个是同年，一样大，在私塾念书时，我就知道，你俩就是好学友。我今天才对你说这些话，在外面，我不敢说这些话，你也不要在外面说。“张青天”到我们泉塘来，有些干部和社员向他下跪了，要求省长救救他们的命。听说，那个向张省长下跪的干部、社员，倒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