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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红军:怀念母亲

  • 作者:冯红军
  • 来源: 手机原创
  • 发表于2024-04-01 16: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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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母亲生于1911年农历2月19日、公历3月19日,逝于农历正月19日。

      神!母亲注定和“19”有缘。您看,天赶地撵,她的生灭轨迹竟然显现了三个“19”。

      母亲和观音菩萨同月同日生,农历2月19日。今年农历2月19日,是母亲诞辰113周年纪念日。

      老母亲诞辰100周年时,就想写篇文章怀念她,因当时仍在岗位,工作太忙,一直拖至退休后的诞辰纪念日,才开始动笔。

      此生工作的忙、忙、忙,使我和母亲聚少离多,想起来遗憾!

      作者和母亲(右)姊妹俩合影

      母子情牵

      2005年2月23日,正月十五,元宵佳节,春运高峰。我和公安局老部下吴伟在陕西宝鸡检查工作。

      正月十六正吃晚饭,突然接到家居农村二姐的电话:“拴成(作者奶名),咱妈看来危险,不吃不喝、不睁眼,不停地喊你,你赶快回来吧!”

      我从新乡调郑州后,因日常工作繁忙,把母亲寄托给二姐、三姐赡养,抽空我去探望。

      母亲在二姐家已病了一段时间,有点儿痴呆。很奇怪,每次探望,她除认识我,其他人都不认识,甚至连每天照顾她的姐姐也不认识。母亲已不能吃饭,每天由姐姐用营养粥鼻饲,每周由在医院工作的妻子前去更换胃管。

      听完二姐电话,我预感到母亲时日可能不多了。放下碗筷就和吴伟直奔宝鸡火车站,连夜乘坐特快列车赶往郑州。

      母亲曾告诉我,她百年后想回老家。

      为实现母亲愿望,在火车上,我打了几个电话。

      一是请郑州老同事第二天早上准时去郑州站接车,开汽车把我送到二姐家;

      二是请新乡老战友叫辆救护车,第二天早上赶往二姐家,和我一起将母亲接回老家;

      三是请老家大嫂安排好床铺,准备迎母亲回家;

      四是通知大姐、三姐第二天早上赶往老家,姊妹们再陪伴母亲走完最后一程;

      五是通知在新乡工作的妻子,抓紧准备母亲后事的寿衣、白布和祭品,等我去拿。

      安排好这些事务,我依靠在软卧车厢的铺位上,不停地看着时间,默念苍天保佑,能让我见到生命尚存的母亲。彻夜难眠。

      我的心随着奔驰的列车,穿过万家灯火,早已飞到母亲身边……

      第二天早上,我赶到二姐家时,母亲安静地躺在床上,似乎还在睡觉。

      我赶忙走过去拉住她的手,爬在耳边小声呼喊:“妈,拴成回来了。”母亲没有反应。

      “妈,我是拴成,您睁开眼看看我,妈。”我轻轻地晃动着母亲,她仍然没有睁眼。

      “妈呀…!”我爬在母亲身上,顿时泪流满面......

      “赶快上车!”我招呼战友一起将母亲抬上救护车,驶往老家。

      大嫂已在堂屋正房为母亲准备好床铺。当我们把母亲安顿好,亲属邻居们闻讯前来探望时,母亲突然睁开眼睛,状态像正常人一样,环顾周围。

      “妈!咱回到老家了”。母亲因我在外漂泊二十多年,终于回到了她日思夜想的老家。

      “这是大嫂,大姐、二姐、三姐都来了,这是六奶、小孩儿嫂......”我眼噙热泪,搂着母亲,一一给她介绍前来探望的亲人和邻居。

      “你上班儿吧。”母亲说话了。

      看着母亲恢复常态的样子,我从内心感到高兴。

      “咱妈可能是想回老家,您看,到家了,啥都好了。不过,这几天千万不能大意。”我给姐姐们安排好,当即返回新乡。

      正月十九早上,我带着料理母亲后事的衣物祭品,和妻子一起赶往老家。刚下汽车,就听见姐姐们哭天喊地,我的心陡然紧张,赶忙进屋,三姐哭着告诉我:“拴成,咱妈走了……刚刚……”

      我跪在母亲床前,紧紧抱着她温度尚存的遗体,放声痛哭……

      变出男孩儿

      我母亲生于大清宣统三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公历1910年3月19日),距辛亥革命爆发七个月,逝于2005年农历正月十九日,享年95岁,按老家记年96岁。

      母亲是河南省获嘉县冯庄乡尹寨村人,娘家离我村隔新安屯两华里。姥爷早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辛亥革命后下落不明。姥姥带母亲和妹妹一直生活在农村。

      母亲没上过学,没有文化,也没有大名。曾和妹妹共用“宋逢梅”至解放后成立人民公社,才更名为宋恒龄。她勤劳善良,通情达理,慈悲为怀,温柔大方,重于人情世故。我从小知道的很多道理和家乡语音经典,基本上都是母亲传教。

      母亲嫁到我家时,恰逢军阀混战,烟毒盛行,灾害连绵,民不聊生。好端端的家业,被爷辈们几年时间破败,以致老伙分家时,我家只分到三间南屋破房、一台纺花车和一块石槽底。在这贫穷的家庭里,母亲和父亲相濡以沫,含辛茹苦,育女生儿。

      父母受传统思想影响,重男轻女,一心想生儿子重振祖业,但接连生了四个闺女。1942年河南大灾荒,曾出卖二姐夭折三姐。1945年再生三姐时,取名“变妮”,寓意如果再生一个孩子,能把女孩子变一变,和“招弟”这类名字一样,让女孩儿能招来一个弟弟,变成男孩儿。

      母亲40岁生我,奶奶接生。我来到人间母亲第一句话就问:“生个啥”?奶奶高兴地告诉她:“可生个带把哩”!母亲笑了。

      当时大雪纷飞,滴水成冰,农家陋舍像冰窖一样寒冷,母亲日夜把我抱在怀里。没有奶吃,父亲把“炉饼仁”碾碎,调成糊状喂养。我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度过了襁褓人生。

      严父慈母

      据资料记载,父亲比母亲小三岁,印证了旧社会“女大三,抱金砖”的传统择偶标准。

      在难忘的童年记忆里,每逢过年,母亲才会给我缝制一套粗布棉衣、棉裤和一双棉鞋。日常的单衣、夹衣,基本上都是姐姐们穿过的、染成黑蓝颜色的花衣服。

      那个艰苦年代农民家的孩子,没有绒衣、绒裤和大衣,没有皮鞋、皮帽和皮带,没有吃过月饼和苹果,没有见过牛奶和蛋糕。在我印象里的裤腰带,就是系在裤腰上的一根粗布条。从穿有裆裤开始,母亲就教我怎么样打活结解系裤腰带,防止尿裤。

      童年生活的艰难、家庭管教的严厉,使我终生难以忘记。

      按说农家唯一男孩儿,应是家里的宝贝,娇生惯养。但我从来没有这种享受。

      清末秀才出身的三老爷,教给父母的管教方法是:“该打不打,上房掲瓦”;“娇子如杀子,棍头出孝子”;“不要娇惯他,就当猪狗喂养他!”

      父亲严肃的面孔,往往会使我心里发怵,他的巴掌会让我胆战心惊。我印象较深刻的挨打有三次,其实都是为我好。

      第一次,五、六岁。因独自在雨后深水坑玩水,差点儿淹死,被邻居救起。父亲打的我嗷嗷哭叫,用墨水在脚踝处画上记号,从此不敢再玩水。

      第二次,七、八岁,农村正办大食堂。因和同龄屁孩儿在大食堂煤火上,用烧红的粗铁丝烙木头手枪,不小心戳到自己胸脯上,把皮肉烧伤一大块。父亲又把我痛打一顿,此后不敢再玩火。

      第三次,11岁,小学五年级。因好奇,正月十六和几个同学逃学,去赶庙会看“点天灯”(据当时传说,正月十六新城大会,要把犯人用白布裹起来,浇上煤油吊在空中,让大火烧死)。回来被老师批评罚站,老师追问是不是看见“点天灯”了?我回答:“看见了”。说谎话欺骗老师被告诉父亲。再次挨打并不让吃饭。

      这次教训刻骨铭心,一辈子不忘实事求是,不敢说半句瞎话。

      每次挨打,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虽默不作声,但从不帮腔父亲。她总是把我搂在怀里,十分虔诚地告诉我:“别怕,我请人算过卦,你有大神仙保佑,不管遇到多大灾难,都有贵人相助,都能逢凶化吉。”

      回顾此生,还真应验了母亲所说,每每遇到“灾难”、“挫折”或“过不去的坎儿”,幂幂之中,总有一股强大的神秘力量或贵人出现,扭转乾坤,化险为夷,甚至将我从死亡边缘救起,帮我度过难关。

      母亲用她温暖柔软的身躯和真挚朴素的感情,从小就不断给我传递着慈母亲情。母爱,对我脆弱易伤的童年心理和曲折多变的人生经历,起到了任何能量都无法替代的抚慰和保护。

      获嘉县政府1950年9月2日颁发我家的《平原省土地房产所有证》,土地计算精确到亩、分、厘、毫。

      艰苦岁月

      1950年9月2日,我家就取得了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父母亲也于1951年3月27日,以六段十二亩九分七厘五毫土地,和一头三岁、身高3.4尺的黑色耕地母牛,加入了农村供销合作社成为社员。从此,我家和其他刚获解放的农民家庭一样,度过了一段艰苦岁月。

      在我模糊记忆里,父母亲每天的工作,就是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年底按工分分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父亲当时40多岁,身强力壮,长年给生产队喂牲口,干重活。母亲小脚,和旧社会过来的奶奶、大大、婶婶们一样,不会跑步,摇摇晃晃地走路,每天去生产队拔草、摘棉花、掰玉米,干轻活。

      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摧残,在母亲小脚上可见一斑。我每次给母亲洗脚剪趾甲时,看着那些被折弯贴在脚底的脚趾头,都感到心酸。

      母亲也是这种脚趾头贴在脚底的小脚

      有年春节,我家分到140元钱,把父母亲高兴的不知如何是好。父亲像分到了宝贝,一会儿把钱放到木箱里,一会儿从木箱里取出,又藏在瓦罐里,一会儿又从瓦罐里掏出,把钱卷起来塞进一个圆柱形的铁桶里。把盖子盖好藏在箱底,他才放心。

      140元钱,是父母一年辛苦劳动的血汗钱,是365天用血汗换来的保命钱。在那个凭工分吃饭的年代,是全家老老少少6口人生活的命根子!父亲精打细算,不是必须,他不会轻易动用。

      困难时期,家里缺吃少穿没柴烧。每逢下雨天放学回家,总看到母亲用淋湿的玉米杆在烧火做饭,浓烟熏得她只掉眼泪。母亲说:“吃和烧挨着,没有柴火,照样忍饥!”

      她和大大、婶婶们去京广铁路沿线,用“抓勾”扒开道碴,清扫散落在路基上的煤面儿。到家后掺进“胶泥土”,晒成煤饼当煤烧。把从地里收获的麦秸秆、玉米杆、棉花棵、玉米芯,甚至晒干的红薯秧,作为冬天烧火做饭和全家取暖的燃料,勉强能支撑几个月。

      春天和夏天,她们挎着竹篮子,拿着小铁铲挖野菜,扛着“挠钩”钩槐花、榆钱和树叶,作为主食配菜调剂生活。甚至去扒榆树皮、刨蒲根,晒干后磨成炒面面充饥。

      遇到突降大雨,年轻人早跑回家,母亲这些小脚老人总被淋个透湿,直到天色很晚,她们才摇摇晃晃地走回去。

      母亲没有穿过“洋布”,每年都是自己纺棉花织粗布。几乎每天晚上,她都在一个“黄豆”大小的煤油灯头下,不是嗡嗡嗡嗡地纺花,就是碰碰嚓嚓地织布。

      我一个人躺在被窝里,嗡嗡嗡嗡的纺车声,替代了慈母哄孩子睡觉的催眠曲。往往一觉醒来,母亲仍在纺花。

      母亲缝制的粗布衣,时常被我划破。她每次都是边用针线缝补边念叨:“就身逢,就身连,人家做贼候攀俺。”

      “妈,这是啥意思啊?”我经常笑问母亲。

      “这是破法,就是别人做贼偷了人家,他不会把你牵涉进去”。母亲总是虔诚地给我讲这个道理,她是担心自己儿子长大后被坏人诬陷啊!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贼”。“贼”,原来就是坏蛋。直到长大成人,我才知道母亲“念咒”的良苦用心。

      儿子没有辜负母亲愿望,此生不但没被坏人诬陷,反而多次主持公道,为他人平反雪冤;不但“贼”没攀我,反而数次“抓贼”!

      初中时期,我在距家十多里地的中学住校,每周六晚上,母亲都要为我准备一个星期的干粮。为不耽误周日下午上学,她往往熬夜烧火,给我蒸玉米面窝窝头。由于劳累,总是边烧火边打盹儿,睡着了火灭了。觉醒了,继续点火蒸馍。反反复复,一锅馍往往蒸一个晚上,母亲也断断续续地坐着睡一个晚上。

      母亲就像油灯和蜡烛,一生都在任劳任怨地燃烧着自己,为了家庭和儿女,永远不知疲倦地损耗着自己,直到油干烛灭。

      母亲曾这样纺花织布

      结缘军营

      1969年,我正上高一,社会背景文化大革命第三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

      战备铁路“焦枝线”正在修建,原苏联侵略珍宝岛战斗已经打响。

      当年冬季,母亲和五大大、七婶、旺妞叔等家长去参加征集动员会,会后大队就让给孩子报名参军。

      母亲既未征求父亲意见,也未征求我意见,直接就给我报名应征了。

      母亲在旧社会生活近40年,虽未从军,但经历过军事战争,尤其“过老日”,常常听到枪炮声和乡亲们“跑反”。她明知当兵有危险,打仗会死人,但在国家征兵时,却毅然中断我学业,义无反顾地给唯一的儿子报名参军。

      去县人武部报到那天,大东北风,我借自行车前往。没戴帽子,母亲喊我追出门外,拿条羊肚毛巾,嘱咐我把头裹上。这天一别,直到两年后她第一次坐火车去新乡军分区探望,我才又见到母亲。

      1973年冬,我入伍提干第二年,父亲60岁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病故,母亲伤心至极。

      当我从新乡赶回老家时,母亲一个人正在小胡同掉泪,我抱着母亲痛哭。她让我赶紧去给街坊邻居磕头,说邻居们帮忙才将父亲成敛(装入棺材),要去感谢人家。

      父亲病故后,三姐陪母亲在娘家教学,母亲帮带孩子,做饭、喂猪、养鸡、洗涮,她基本上承担了全部家务。

      1976年,三姐和孩子们随军生活,母亲随姐姐远赴20基地,直至我女儿两岁,她才回到军分区和我一起居住,共结缘军营25年。

      当时我和妻子工作繁忙,所有家务全都压在母亲和岳母两位老人身上,没有她们帮助,我的家庭将无法前行。

      1983年,我提升为营职干部后,由于母亲年老孤单,已不能种地,经组织批准,母亲随军生活。她依然保持着民国时期妇女打扮,喜欢戴老婆帽,穿黑、白、蓝三种颜色斜襟衣,每天用绑腿带绑腿,自己做小脚布鞋穿。

      1984年,军分区分配我一套家属住房,一楼,60平米,有个宽敞的院子。母亲让我在院子里栽上香椿树和石榴树,每年钩香椿腌咸菜,把新鲜香椿送给邻居分享;让我在院子里种菜,她负责日常管理;让我在院子里搭鸡笼,买鸡饲料,她负责喂鸡。鸡下蛋了,她像在老家一样,收热鸡蛋给孙女儿暖眼睛,说是能预防害眼。

      母亲和孙女儿同住一个房间,目睹她12年学业艰辛,陪伴她夜读挥汗如雨。当孙女儿以高分被医科大学本硕连读七年制录取时,母亲高兴地讲起家史:“咱家从大清老祖爷在北京上太学到现在,100多年了,没人和大学沾过边,华华能考上大学,是几辈儿人的福气啊!”

      逢年过节,姐姐或亲戚们前来探望,母亲总是特别高兴,拉着手问长问短,用老家最高礼节“打鸡蛋荷包”招待,不是“捏扁食”,就是“捞面条炒鸡蛋”。

      母亲从不因贫穷而矢志,也不因位卑而忘忧,既不为荣华而艳羡,更不以富足而奢靡。她始终保持着农村劳动妇女的真诚善良和朴素大方,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生活方式,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在新乡军分区家属院这所房子里,母亲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地帮我料理家务,安享天伦之乐,度过她人生最美好阶段。

      母亲生日全家团聚

      晚年赡养

      1998年,我从新乡调郑州工作后,母亲已年近90,虽无大恙,但行动不便,身边不能离人。为便于赡养,我将母亲寄托给二姐、三姐。春夏,母亲住农村二姐家,院内花红梨果,门外溪水潺潺;秋冬,母亲住郑州三姐家,室内温暖如春,屋外阳光灿烂。

      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无论母亲居住何处,我们都会集中团聚,为母亲庆生祝寿。感谢她老人家生养之情,报答母亲永远也报答不尽的养育之恩!

      亲爱的妈妈,伟大的母亲!每年的二月十九,是您老人家诞辰纪念日,大姐二姐已离我们而去。愿她们陪伴您和父亲身边,看到我们为您祭典!

      亲爱的妈妈,伟大的母亲!我从您身上分离,您的血液仍在我体内流淌。您身体里有我,我生命里有您。岁月轮回无穷,您的生命由我延续!

      亲爱的妈妈,伟大的母亲!每年春节,您和父亲都来家过年,咱们继续团聚,孩子们敬您,儿子想您!

      妈妈啊母亲!愿您和父亲在遥远的地方,幸福平安,万事如意!

      【写作手记】无论你多么伟大或渺小,也不管你如何富有或贫穷,在母亲面前,你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高尔基说过:“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

      唯有母亲的伟大,才是无法逾越的高峰。

      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疏忽。疏忽了她的感受,疏忽了她的牵挂,疏忽了她埋藏心底对自己骨肉的深爱。

      曾经,面对苍老的母亲,我们总以为她还能活上十年八年,似乎来日方长,仍有叙话亲情和报恩的机会。

      然而,当死亡突然降临母亲,当我们放声痛哭妈妈时才知道,生我养我的母亲,已经永远消失人间。妈妈走了,我们噙一眶泪水,妈妈永远地走了,我们再也找不到妈妈……

      父母在时,我们尚有来路,父母去后,人生只剩归途。我们未来的光阴,似乎都活成了一群孤儿。

      一代又一代的古人、前人和今人,似乎都生活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轮回之中。得到的,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后悔痛心,循环往复,以此无穷。

      来日已经不多,趁父母健在的时候,让我们好好地爱他们、真挚地孝敬他们、实实在在地感恩他们吧!

    【审核人:凌木千雪】

        标题:冯红军:怀念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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