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昔日我不顾一切出走,而今频繁地返回,故乡的面貌和我的容颜都被时间改变,只有在远离故乡后才认识它。我走得越远,看得越清楚。走得地方愈多,回望故乡时愈真切。对我来说故乡就是一个寓言,充满象征意味。甚至它就是一部我随身携带的词典,我的身世、生命的源头、存在的真相,都能从这词典里找到来处。我与故乡的关系如同光谱与物体形影共存。
C城机场候机厅,旅行皮箱放在脚边。我坐在天蓝色橡胶座椅上,等候前往故乡的航班。
从落地钢化玻璃窗照射进来的阳光,在候机厅切开明暗两个区域。
我坐在暗的区域。离登机还有一个小时,我从随身的双肩背包取出珍妮特·温特森的书阅读,那是本黑色封面的自传。在两天前我读完她的另一本书。我很少会以这样的速度阅读一位作家的书。事实上这两本我在旅途随身携带的书曾经被我丢弃过,最初它们激发过我的阅读的热忱,那是受推广语的蛊惑。然而买回来又热情消退,书的流行化装帧,译文的失准是我疏离它们的缘由。直到我看到《巴黎评论:女作家访谈》,读到珍妮特·温特森的部分,印象被改变。我信任《巴黎评论》,信任他们的职业判断力,我对她在访谈中的言说深感契合。
珍妮特·温特森呈现的是别样的个人生活。1959年8月出生,自小由笃信基督教的家庭收养,16岁时出走,依靠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的兼职完成在牛津大学的学业。她的虚构体文本呈现出更为奇异的叙事景观,圣灵附身,跟随教友团体四处浪迹传道,奇异的精神生活,从事写作之后远离圈子,偏僻独行,这都是我喜欢的。
比如以下的对话——
《巴黎评论》:你加入过任何作家群体吗?
温特森:更多时候我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当然我认识一些作家,但是我不是个混任何群体的人。我不喜欢文学派对、文学聚会或者文学圈内人的身份认同。不管多么松散的组织我都不乐意加入……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个局外人,很大程度上,我现在依旧留在圈子外面。我不会改变这一点。我对任何所谓内部人士的圈内活动都抱有质疑。
眺望故乡,这是我经常做的事情。无论到哪里都会想到故乡。
近两年我频繁回到故乡。乘坐飞机穿越天穹,从我居住的C城回老家。
天空总是瞬息万变。白云像海浪涌流,天空幽蓝,让我想起某年乘坐哥斯达号邮轮在太平洋之上航行的震撼。“那里天国清浅/犹如此刻海洋深邃。”其时,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句在心里自然映照。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仰者,然而生命的灵性之光是懂的。
“就座后扣紧安全带,使用座椅坐垫作救生浮物。救生衣在您座椅下,在滑行、起飞及降落时扣好桌板。”中英文字体印在椭圆形白色便笺纸上,贴在座椅后的桌板上。飞机在天穹之上航行,我透过舷窗所见的云层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有不同的形态。
二
现在我回到矿区,回到母亲独居的老屋时就会将阳台当作临时工作间。
六月的季节,阳台是可以作为工作间的。首先是天气凉爽,在阳台可以待得住。太冷或太热都不行。乳白色大理石窗台是我的写字桌,宽约三尺,长一尺盈余。我将随身带回的书摆到窗台边缘。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母亲找出此前我从仓房里找出来却没有带走的书,美国作家约翰·巴思的《路的尽头》,法国作家柯莱特的《锁链》,朱利安·格拉夫的《林中阳台》,还有我的笔记本、眼镜盒。电脑没有摆出来,放在屋里床头的枕边。回故乡这段时间,我不准备使用电脑,也断绝网络,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几天。我应该更多倾听自己的内心,倾听自己的灵魂之音,将自己从庸常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放置到清寂的时间之岸,在全然的沉静中观看、沉思、冥想。
阳台有一把旧电镀座椅,黑羊皮坐垫,可以是我的座椅。阳台的尽头是久已弃用的灶台,母亲用这个位置摆放我从仓房里拣出来的旧书。很多年前,我在矿上花6000元钱买的第一幢楼房留给岳父居住,岳父去世后房屋出售他人。房屋易手时,母亲雇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将我放在旧屋书架的书全搬运回来,存放到阳台外的仓房里。那是我1996年离家前留在矿上的读物,我离家时认为再不会阅读。然而在2010年我辞去新闻工作,决心成就自己小说家的志业,每次我回到矿上都会到仓房里翻找一通。
仓房是父亲和我盖起来的。父亲做大工,我做帮手,这是我在少年时的事情。砖与沙土都是父亲用手推平板车从附近的工地运来的。与我家一墙之隔的医院也是刚刚投入修建,那里堆满建筑材料,成垛的灰砖、成堆的沙土。父亲就是用从那里拉回来的砖石沙土盖起仓房,家里不用的杂物都会放到里边。这仓房在父亲去世之后我就很少再进去。然而有一年我突然想进去,想看看我丢弃又被母亲拉回来的旧书有哪些是可用的。
打开小仓房门上生锈的铁锁进去前,我还怕有老鼠乱窜。
母亲说:“妈经常清扫仓房,哪儿还有老鼠呢。”
这些年我陆续翻拣出来的旧书,最先被我带走的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卢梭的《忏悔录》,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这是我少年时用积攒的零用钱在城里的书店买的,当时未必看得懂。时隔多年我重新认识也深感精神契合的作家,他们被我重新供奉到个人的万神殿。最近一次我带走的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它与我在C城居所的《瓦格纳》《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尼采思想评传》一起成为我构建个人精神维度和疆域的新基石。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受潮后污损严重,纸页粘连一起不能再看,但是我愿意留下它以纪念我的青春时光。
我的青春时光,应为青春之殇。20世纪80年代,国家的创伤与个人的哀痛交织在一起。
我准备在老屋过这几天,陪母亲和姐姐,同时也沉思我的青春之殇。
尽管我将这沉思的果实,已经化为一部四十万字的虚构文本。
然而未尽之意还可以再写两部长篇小说。
三
六月的季节,没有蚊蝇的飞翔和叮咬,这是令我安适的。
阳台之外的院落长满埋过膝的荒草。这些荒草在楼房后连成一片,因为这后置的院落已少有人行走,通常这里的住户都走前院,无人行走的后院荒草丛生。还有野猫的出没。我偶尔抬眼望向阳台窗外的灰色屋顶,就看见卧在砖石间的野猫。如果在春天的夜晚,野猫叫春的声音听来瘆人如同婴儿的啼哭,我就会想这猫与婴儿的灵魂是否同体。
如果这院落只有荒草与野猫也就罢了,怕的是荒草中的幽灵,母亲从不让我从后院进出。
没有蚊蝇飞动的声音,但是有风声,风掀动铁皮的声音,风自身携带的呼啸声。透过阳台的玻璃窗也可以看到摇曳的绿树的形影。见过塞北黄沙漫卷昏天黑地的狂风,这样的风势已无碍。然而在寂静的阳台,我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唢呐之声。这是扩音器放出来的声音,响彻矿区的上空。必定是谁家又有丧葬之事,我回故乡的时候,总听到丧葬之声。不是在眼前,就是在远处。只要不在眼前出现,我的心境也会如常。发生在眼前的死亡总是令人黯然。
爆竹炸响的声音响起。按照仪规,丧亡者的亲人要沿街为亡者招魂。
这是我回故乡经常遇到的队伍。死亡已成人间的日常景象,如同生命的诞生是日常景象。
“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与幽灵共存的人。”这是博尔赫斯说过的话。
回到老屋,我总能看见贴在衣柜壁上的照片。最重要的是我的灵性师父,证悟于喜马拉雅山的圣者是令我获救的力量。还有就是缔造我生命的源头,我的父亲。这些年来我总是让父亲出现在我的文字海洋。然而依然感觉不够,或者我远没有触及父亲真正的人生。我写到的只是我看见的,他的个人生命史,我是看不见的。父亲的大部分生活场景是我看不见的。能看见的物品似乎是他存在的证据,比如旧相册里的老照片,父亲头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帽,身穿军服骑着高头大马的影像,他跟军中战友的合影。复转军人证件,军队授予他的嘉奖令也是父亲戎马生涯的证据。然而更具体翔实的叙事我是未知的。
我也无处去求证,这世上已经没有熟悉他的人。
只有母亲的记忆和讲述。这是接近父亲的人生和我家族叙事的唯一路径。
从前父亲与我是疏远的。我们从来没有交流的习惯。他的人生是我忽视的。
这忽视是一种无知。让我意识到父亲个人史的重要性的,是保罗·奥斯特的《孤独及其创造的》,以及库切的《幽暗之地》,那里有充满奇遇和奥义的父亲的形象。加缪的《第一个人》也写了他的父亲。这些作家都帮助过我。只有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才能认识清楚父亲的生命史。不仅是我个人需要这种来自他者的文化与智识的映照,我们所在国度与所在的社会和周遭的人群也需要。让一种现代的文明映照我们,看清楚我们存在的真相和境况。
四
电视里正实况直播在韩国交接中国人民志愿军遗灵的仪式。我坐在老屋的沙发上看着电视。解放军仪仗队的年轻士兵手持军刀,神情肃穆列队正步走,在停着的飞机的机翼之下摆放着数十位志愿军烈士的灵柩。时光倒流回1953年,我的父亲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
现在父亲辞世多年。当然不是作为功勋获得者,而是普通平民。
父亲15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后来改编为八路军,再后来是解放军与志愿军。
他参加过各种小型战斗和大型战役,在战火和硝烟里出生入死也从死里逃生。
结束军旅生涯的父亲贪念安定人生,只想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度生活。
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之下的个人命运史。
母亲说她的心脏炸裂过。1985年二姐罹患伤寒不治而逝。母亲在医院的病房里看到二姐停止呼吸,她的心脏被悲伤击穿。哀恸之时她疯狂到想要抓破胸膛放出在哀伤中冲撞的心。
当然那不是母亲唯一一次炸裂。在她的后半生里,母亲不断地体验着心脏炸裂的情态。
1995年,父亲的去世。1997年,姥姥的去世。1998年,姥爷的去世。1999年,舅舅的去世。
每一次亲人的生离死别都令她心脏炸裂。现在母亲所经受的心脏的疼痛就是来自不断炸裂带给她的遗症。母亲的床头和组合柜的几个盒子里摆满了药物,那是她平时服用的。出生于1937年的母亲,经历过战乱、社会动荡、大饥荒,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纷繁的政治运动,经历过1976年之后的社会变革,这些经历都在她身上留下遗迹,成为她独特的生命史。
老人的记忆也是精神遗存。然而这记忆不会是永存的,也因此而珍贵。
书写是最持久的纪念方式。“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这是马尔克斯说的话,我铭记于心。用刻记的方式写下我对家族的追忆,这是我在某个时刻的工作。
母子连心。母亲心脏疼痛袭来时,我的心脏会抽搐。
我是看见过那样的时刻,一个老人与痛苦的鏖战。母亲要静卧下来,蜷缩着身体等待席卷她的疼痛狂潮的过去。面对这痛苦我们都无能为力,这痛苦难以治愈也不可替代。
无力是必然的,无能也是必然的。而痛楚就是开在我们心头的隐秘之花。
我会写下我体验到的人的存在之无力和无能感,写下我隐秘或公开的痛楚。
从这个角度说,写作就是治愈。它使我获得心灵和精神的平衡。
在人世间生活,悲欣交集。精神的平衡感是必需的。
【夏榆,作家。现居长春。曾任《南方周末》资深文化记者十年,著有访谈集《在时代的痛点,沉默》《在异乡的窗口,守望》,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我的神明长眠不醒》《黑暗纪》,随笔集《黑暗的声音》《白天遇见黑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