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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耳:弟弟你好

  • 作者:美文苑
  • 来源: 原创
  • 发表于2022-01-29 10: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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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田耳,本名田永,一九七六年生,湖南凤凰人。一九九九年开始写作,迄今已在《收获》《人民文学》《花城》《钟山》《芙蓉》《作家》等杂志发表小说七十余篇,计两百万字。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二十部。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年选和排行榜。结集出版作品十余种。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郁达夫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联合文学新人奖等文学奖项十余次。现供职于广西大学艺术学院。

      1

      说实话,我实在是庆幸自己有个弟弟,要不然真是不可想象之事。那时候每一家兄弟姊妹都多,照我看基本上以三个以上为主。我最好的朋友小名老六,上面是有五个姐姐,能把五个姐姐排好顺序就非常考智力。家里只一对子女的都是少数,要说独生子女,我记得小学班上近五十人,只找出一个。幸好有这么个弟弟,之所以“幸好”,是因为我母亲本打算不生的。她经常跟人说:“生老大难产,受罪哦,我本不打算再生的。”

      我相信弟弟的出生,跟生我时难产关系甚微。

      是这样,我母亲个子很小,顶多一米五吧,而我出生时很重,有八斤半,这样一不小心就卡住了。生下时我就没有呼吸,护士都不敢将我倒提起来。据说,那天医生护士凭着经验,都说这孩子救不活,感觉简直草菅人命。但那时候死个孩子是常事,生小孩往往意味着一场生死别离正上演,而父亲是用来签字“要大还是要小”的,像是扔骰子的游戏。幸亏有一个护士,桃源人,姓倪,跟母亲熟。“这不行,你自己八十斤,这小孩体重都有你的十分之一了。”她又说,“这个不行,你往后再生更不行。”她给我搞人工呼吸,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护士,一个婴儿,嘴对嘴吹直到她腮帮塌陷。我活了过来。“你一哭,我们都担心猫会来。”小时候母亲跟我这么形容。我哭出来像老鼠叫。母亲不打算再生是有可能,生孩子这事,显然不是她的拿手戏。打算盘以及唱歌是她拿手的,当营业员也年年被评为先进,因为脾气好。当时她在乡镇供销社上班,社里有位喜获全省劳模的同事,卖鞋拆双,一只一只单卖。母亲能把剩下那只卖出去,所以成了“三八红旗手”。

      她又说:“我是基层党员,我要率先响应政策。”外婆冲母亲说,“你就是想偷懒。我都生了六个。”只活了四个,据说其一是抗战时期跑防空警报晒死的,一个是撬马牙感染死的。四姊妹中,母亲排第二。母亲还是不为所动,另一些亲戚说得委婉一些:“二姐,好事说不坏,不是吗?”有人说:“你这个毕竟难产出来,现在还看不出结果,万一长大一点脑子不好用呢?”他们都没有直接说我大概会长成傻瓜,似乎也不用多说,明摆的事。母亲后来说她犹疑了,思来想去,决定再生一个。我便有了一个弟弟。弟弟小我一岁一个月,懂点生育知识后,我知道母亲当初的“思来想去”其实是蛮果断的。

      2

      门一锁,屋里总是剩下我和弟弟。我家所住的宿舍,前后是窗,左右都和邻居撞墙,狭长如一个山洞,白天光线也黯淡。窗口进来几束光柱,我仔细一看,有无数扬尘浮游其中。

      我开始带弟弟。我三岁,他两岁;我四岁,他三岁;依此类推,直到我五岁。屋里有个摇床,有个站桶,但站桶太高,我没法把弟弟弄进去。让他躺在摇床,我来摇他,松了口气,想起之前是我躺在这里面,被大人摇来摇去,一直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却未真的睡去。每天的时光被无限抻长,令人感到窒息,脑袋充斥着一个孩子必然的对这世界古怪的体认。现在我解脱,轮到弟弟,好在他比我能睡。他睡了,屋里那种静,和必要的昏暗,都让我感觉很安稳。我从小喜静,喜欢躲在阴暗的一角看不远处那明晃晃的光柱,不是性格生成,而是怕鬼。

      那时候大人都喜欢吓小孩,讲鬼讲神,每一幢看上去有年头的旧楼,一定都是有专属的鬼故事。小县当属山城,环城皆山,入山就有神鬼之物,小孩最容易撞上。当时的理念不同,大人都说小孩要吓一吓才皮实。我们几乎都是被吓大的,受惊以后有专门的道士烧纸祛惊,或者外婆用针屁股扎一扎耳垂,就能还魂。母亲和外公都是读过书的人,鬼故事交由外婆讲,外婆一张丝瓜脸讲起鬼故事,可以拧得很紧,像毛巾挤出水一样。她讲时我们并不害怕,没人会害怕自己的外婆。但每天上午,她要去菜场买菜。外公和母亲要上班,外婆一走,就会把我和弟弟反锁在家,经常一个上午。听人说外婆几乎是菜场一霸,她在那里买菜几十年,一把白菜也能讲价一刻钟,别人只好给她最便宜的价格。她转身走掉,后面的人也要依着这价格把菜买下,菜贩就说:“这老娘子耳朵聋,懒得跟她讲道理,你们也不讲道理?”

      他们讲鬼,其实就是给囚禁以合理性,出了家门,外面一切仿佛都万分险恶。鬼故事总会在大人离开,我和弟弟被反锁在家的时候发生效用。我听到外面的风声,就觉得是鬼怪或者更可怕的事物来临。我听到树叶响,觉得它已然逼近,接着听到门发出砰砰的声音……

      我屏住呼吸,弟弟却嚷叫我给他讲故事。弟弟不惧怕鬼神的态度真是让我敬仰并且毛骨悚然。哥哥、姐姐都是要带弟弟、妹妹的,我的任务还轻松,只要带一个小一岁的弟弟,不像邻居有的小姐姐屁股后面跟一串弟弟、妹妹,比现在年轻的母亲还更像母亲。我带弟弟的法宝之一,是讲故事。我把外婆讲的鬼故事再讲一遍,弟弟当是笑话,很开心的样子,我拿他毫无办法。我想这肯定是我没长出外婆那样的丝瓜脸,随时能扭结出吓人的神情的原因。但在这紧要时刻,讲故事发出声音,不就是暴露自己吗?(我怀疑,这种体认跟当时看了许多黑白电影有关:日本兵进村,小孩是不能吭声的。)门外的响动令我警惕,弟弟发出声音则令我恐惧,我示意他闭嘴,他老是不听,我浑身颤抖。我多么希望此时屋内是一片宁静啊,只有宁静,才意味着安全。

      “闭嘴。”我说。

      “讲个故事我就闭嘴。”

      “那就是没闭嘴。”我没法跟弟弟讲明白,他的话充满了自相矛盾。

      “讲故事!”

      我还是不讲,弟弟就哭。他的哭让我有了一种光着屁股般的彻底暴露的感觉,耳畔敲门的声音仿佛越来越响,几乎就是踹门声了……所以没有办法,面对这不知好歹的弟弟,为了我俩共同的安全,有一次我去捂他的嘴,并在他耳边怒喝:“快闭嘴!”我捂得越来越紧,弟弟拼命扒开我的手,作势又要哭。这时屋门被风弄出砰砰的响声,锁着依然能响,门缝漏风。弟弟终于晓得怕,咬紧牙关,不敢哭。他小脸憋红的模样,让我心倏地一紧。那以后,门外的动静再大,我也会在屋子里给弟弟讲故事,有时候我也挤到摇床里,两兄弟将摇床挤得满满当当,再将嘴凑近弟弟的耳朵,压低声讲故事。有时候,他听着听着睡去了,屋外的风声仍响,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过一会儿,风声止住,我张耳一听,一切过于寂静,我又觉得耳畔要起一些风声才好。我看着弟弟,感谢这被囚禁的童年幸好有他陪伴。要只我一个人被关在屋子里,时间至少抻长一倍。

      3

      讲故事或者陪他玩,我是这么带弟弟的。所谓玩,主要是摆阵,交战。那时家里没玩具,所以一切皆是玩具。我俩把满屋子能翻出来的零碎都摆在地上,排兵布阵,一堆是我,一堆是弟弟。弟弟那堆数量上一定要占优。排好兵阵,必不可免一场血战。先是一对一,弟弟挑出一件零碎,比如一管牙膏,我就相应拿出一把牙刷,两位壮士凌空一碰,就算大战八十回合。

      “你的个大,我这个死了。”我说。

      “不,一起都死了。”

      “为什么?”

      “反正我这一堆多,用不完。”

      “死了”的扔进一只竹篓,我俩又掏另一件零碎,比如一只水杯对阵一把汤匙,一盒火柴大战一根线香,父亲的迷你收音机对抗外公枕畔的手电筒……胜负大都是弟弟说了算,但偶尔我也能说服他。比如收音机遭遇了手电筒,他说:“手电筒赢,它个子大,是铁皮壳子,还有两节电池,收音机只有一节。”我不同意,我说:“收音机有声音,它可以喊缴枪不杀。赢了的一边才能这么喊。”弟弟服理,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一次一次说服他,但更多时候我宁愿是他赢,这样才省事。如果拼到最后,我一小撮人马还以弱胜强,弟弟哭起来不好收拾。不用人教,带弟弟的过程自然而然学到很多东西。

      老是被关在屋里,我童年记忆整体呈现一种暗黑,像一直在山洞里度过。前门的窗户蒙了纸,破开的地方漏出几缕光柱。后面的窗户是在厨房里,窗户外面种了树,白天看去也是夜晚来临的光景。我小时候喝酱油上瘾,那些上午,我去后面的厨房偷喝酱油,经常会被魇住。只要看见窗户外有人影晃动,我浑身一怔,再无法动弹。有时嘴还能动,我呼叫弟弟。“弟弟。”“噢?”“救我!”“噢。”他走来,拉一拉我,或是掐我一下,就能帮我解魇。有时我竟讲不出话,弟弟隔一阵不见我,知道我又被魇住了,主动赶来救我。他冲我喊:“大大(哥哥)不怕的,我来救你。”我照看弟弟,但弟弟负责救我,一次又一次。

      “你火焰太低。”母亲这样说。我大概知道意思,就是身体不如别的小孩好,容易生病,也容易撞到邪怪的事情。甚至我爱喝酱油都与此有关:我经常口舌寡淡,喝酱油都不觉咸,吃饭动辄要拌酱油,还想加半勺猪油。猪油拌饭简直好吃到无敌,米粒上那油亮的光泽就让人一个劲儿发馋。但猪油紧缺,不是想吃就能吃的。

      魇多了,我也习惯了,不是很害怕。我知道有些火焰太低的小孩会死,死就是去很远的地方,再也不见踪迹。一想到那些再也看不见的小孩,我内心才开始发毛,知道那不是开玩笑。但怎么防呢?每天上午,我和弟弟照例会被外婆反锁在家。我俩经常玩的另一种游戏,是翻箱倒柜,看每个抽屉、柜子里都装有什么东西。柜子里都是衣物、被褥;抽屉一打开,大都是零碎。他们什么都舍不得扔。翻得最多的是照片,几十年积累的照片,其实并没有多少,一下子就能翻完。大部分照片用各种纸盒装起来,大幅的会另外套一个纸套,仔细保存,仿佛传家宝。翻完我要将它们复原,塞回抽屉或者柜子里,但母亲总是一次次发现痕迹。“你俩今天又抄家了是吧?”她这么问。我不知道母亲是从哪些细节看出来的,我想不到她能这么仔细。

      “只要你俩一动,我就能看见,知道吗?”她还不失时机教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漫长的上午何以打发?母亲终于默认了抄家行为的合法性,至少睁一眼闭一眼,反正又翻不出钱,只是强调一定要仔细归位。后来她发现我记得住每件东西摆哪里,要找什么东西,张嘴一问,我总能准确作答。母亲把这事讲给邻居和亲戚:“其实他记性特别好。”因为前面担心我傻掉,所以我异于常人的反应,也会在母亲眼里得到放大。她乐于见缝插针地夸我。

      翻箱倒柜的行为得到纵容,屋里该翻的地方都被翻了无数遍,我不满足于此。在我们卧室(两张床,父亲不回是三个人睡,父亲回来要挤四个人)大衣柜的顶上头,还有一只古老的樟木箱。那是整间屋的制高点,是我家里的珠穆朗玛峰。只有那个箱子我从未打开,每天看着它,我手就发痒。有人问一个登山家“你为什么要爬那些山”,遂有了经典回答“因为它们在那里”。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樟木箱在那里,从未被我打开,我心神不宁。

      终于,有一天我准备朝它攀登。我将一只靠背椅挨着大衣柜,上面再摆两张没靠背的小板凳,我们叫它狗儿凳。两张狗儿凳都是木匠随手钉成的,架在一起摆不稳。我好半天爬上衣柜,用肚皮挂住柜沿,将自己固定在半空。家里只前门有锁,进门以后只一个镜柜上锁,里面有钱和粮票。樟木箱被我打开,全是奖状。怪不得,别家都用奖状裱出一面光荣墙,我家却没有。我问母亲为什么。她说:“我家没有人家光荣,以后你们两个要争取。”原来光荣都被藏起来了,后面我知道这是母亲的身教:做人要低调。但在当时我体会不到,我有点失望。接着我发现下不去了。我用脚往下面试好几下,都是踩空。我当时感觉到,这不是小事。我腿脚不便,像一只小老鼠,油还没吃到,上了灯台下不来。于是我喊弟弟:“你去门口喊人救我。要多喊几声救命。”

      “噢。”弟弟转身又回,“为什么要喊救命?”

      “因为我现在下不来。”

      “下不来为什么要喊救命?”

      “因为野蛮下来,脚万一踩空,我会死。”

      “为什么你会死?死是什么?”

      “你赶快去喊救命,马上!”我索性哭两声。弟弟这才意识到,这次救命比以往的救命来得迫切,也确实不是他能解决的。他跑到前门,扯起嗓子朝外面喊救命,隔壁王阿姨闻声赶来。门从外面挂了明锁,弄不开,或者一把锁比一块玻璃贵,所以王阿姨叫我弟弟后退,弟弟刚退两步,啪的一声,就砸碎一块窗玻璃,她再从窗户爬进来。她走进屋子,看见我就笑。她不用踩上椅子,双手一举,直接把我搭救。

      我想到家里破了一块玻璃,母亲回家少不了把我训斥一顿。但母亲回家知道这事,又扛着一碗饭菜,出去跟邻居宣扬我的事迹:“他晓得喊救命,还要多喊两声。而且他讲万一脚底踩空,会死。才五岁不到噢。”我的母亲,县贸易公司的出纳汤秀莲女士得意地跟人讲,“别看我家老大长成那样子,其实什么都懂。”

      4

      那时不叫买肉,叫割肉。“你两个表现好,就给你们割肉。”这就不光是吃,仿佛还是一种奖赏。肉票取消,市场里肉摊很少,副食品公司里的猪肉经常一早就卖完。母亲经常告诉我:“赶早市才有肉。”现在我还习惯一早爬起来去买菜、买肉,看着猪肉腾腾地冒出热气。

      有时候,割来的肉少,不够吃,那就意味着要关门吃肉。那时过的真是一种集体的生活,家家户户不关门,菜摆上桌,谁都可以进来夹一筷头。有的人吃饭喜欢扛着碗跑,大家形容一个人性情活跃,就说他“吃饭要跑两条街”;形容一个人面子大,就说他“哪家的菜都夹得进自己碗里”。肉少不够吃的时候,母亲往往是将肉剁了蒸饼,在碗底敷一层,蒸出来还自带半碗汤水,端进卧室。“就在这里吃,不要出声。”母亲示意我与弟弟,吃肉要不带咂嘴才行。外面桌上只有别的菜。有的邻居是等着的,走进来找不见肉菜,故意要问:“汤姨,你今天不是割肉了么?”母亲说:“你是摸黑起床撞墙了吧?”闪进屋里,母亲还教导我们,不是她在撒谎,而是去人家桌上没找见肉,不能说看见他买肉了,这叫打脸,是你的不是。我们都点头。道理都在母亲嘴里。母亲从小受的教育,是要懂得“忍嘴待客”,自己不吃也要让给客人,但客人又没有儿子重要。偶尔割来一块分量十足的肉,炒成一大盘,母亲就留一小碗,余下的摆在邻居看得见的饭桌。只要一个邻居夹了一筷子,很多邻居都会闻讯赶来,但最后会剩一筷子菜,牢牢地嵌在碗底,像是一种纪念。

      5

      我仍是觉得那个年代特别好,八十年代初,饿肚皮的问题算是解决了,而人们又特别迷恋吃。我现在记忆中最好吃的一些东西都是邂逅于二十岁之前,哪怕是中学校门口,在一个路边店里吃蛋炒饭,店主主动附送一份汤,是用几片白菜梗投入清水中,稍一煮就有一股不动声色的香甜。一次在桂林,进到一家冷僻的食品店,意外发现我小时候迷恋过的诸多食物:猫耳朵、灯芯糕、兰花根、金桔丸(也叫做老鼠屎)……我一时眼花缭乱,买了一堆,回家摊放在女儿眼前。经我劝说,她尝了几口,再也不瞟一眼。我再去吃,竟是索然无味,所以美食的记忆也一如别的生动往事,总是恰当的时间碰到恰当的口味而已。轻度的匮乏,偶尔的饥饿,我真的以为是好东西,会让我怀有期待。

      外公那时差不多退休,年纪大,有时候想吃新口味。母亲回忆外公,说“也是个馋凶”。“馋凶”不光是馋,还有吃独食的意思。在她们还小时,有次外公搞来一小块牛肉,视若珍宝。口张大点只一口,没法分,所以他等到半夜,女儿都睡去,再扒开火灰用炭火烤。但饥饿放大了嗅觉,女儿们纷纷被牛肉香惹醒,围到火塘边。外公这时才想起,自己是两个女孩的父亲。他把肉掰开,一个分一点,自己只能舔手指。

      母亲常讲这些故事,特别是当天饭菜没弄好,难以下咽的时候。我倒是蛮喜欢听,这些都是用于开胃的故事。事关外公的部分,母亲讲完,会加上一句:“他就是有点馋凶,除此以外也是蛮好的人。”“馋凶”也是骂人的话,就是吃东西抢多。那时候一桌吃饭,你一抢多,别人就会吃少。印象中外公的确好吃。家里但凡有平时吃不上的东西,往往是外公首先倡议,大多数无果,偶尔又搞到手。搭帮外公,我吃了很多生命中的第一次。比如皮蛋,也是这样。是一部电影启发了外公的灵感,片名叫《陈焕生上城》,有个情节是用泥巴裹着土豆当皮蛋卖。那时候个体户刚出现,电影本想针砭时弊,却意外搅动外公的味蕾。“有多久没吃皮蛋了?”他问。“贸易公司应该弄得到。”母亲说,“是副食品公司管这个。”计划经济时代也有好处,就是把每种食品都搞得很珍贵。找到熟人以后,就弄到几只皮蛋,不能放开吃,每次剥开一个,顶多两个,用尼龙线绷直了,划开,浇上辣椒和老醋。我一吃,竟然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那时候老有这样的感慨,比如我吃第一根香蕉、第一个麻圆、第一碗绿豆凉粉,都是好吃到不可方物。生活还是充满期待,虽然平时会撞上各种麻烦事,比如老被坏小孩欺负,但只要碰上好吃的东西,别的事都可抛到脑后。

      吃了几次皮蛋,意犹未尽。某个上午,我和弟弟照常被反锁在家。我跟弟弟说:“找找皮蛋,应该还有。我们一人吃一个。”弟弟几乎雀跃:“好啊,好啊!”我俩满屋子找。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俩爬进外公、外婆床的底下,将塞满的东西一件一件清理出来,终于在最里面一只瓦楞纸盒里找到一堆土黄色,毛毛糙糙,但依然看出来是椭圆形的东西。那还等什么呢?吃!

      弟弟首先一声怪叫:“怎么这么难吃?”

      外婆回家以后,打一盆热水,把我俩的嘴像扒牲口嘴一样扒开,用毛巾一角仔仔细细清理牙缝里的麸皮和泥屑。“吐啊,吐啊,使劲吐!”外婆迫使我俩把舌头吐出来捋不回去。“皮蛋好吃吗?”外婆又扬起笑脸问起来。

      母亲下班时,想要生气,却先笑得打起哆嗦。她跑出去把这件事讲给院里每个人听,然后屋门口就有了一堆人围观。他们想看看被我俩咬剩的皮蛋是什么样子。而有些人,竟然是想看看,皮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6

      我要在家带弟弟,但只要离开这个家门,其实更多是弟弟罩着我。

      我特别容易成为别的坏小孩攻击的目标,因为小时候走路走不稳。那时候大人手痒就揍小孩,小孩手痒就去盯好欺负的小孩。那时候,我必须懂得如何避开老是手痒的坏小孩。我走路本来就慢,两岁才能走,一路总在摇晃,甚至每天都要跌跤,额头不曾光滑,总会拱起几枚肉包。我以为生活本来就这样,每天跌几跤才是正常的。只有这样想,我才好和自己达成某种和解。但无法释怀的是遇到那些坏小孩,见我走不稳,他们就手痒。

      “你怎么搞的,走都走不稳?”一开始他们总是佯装关心,然后就把我夹在中间推搡起来。我知道最好的应对措施就是埋头走过去,走过去麻烦也就过去,只这几步之遥,当天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他们一般不会穷追不舍。但要是推搡起劲了,这几步路我就难以跨过去,会在几个坏小孩中间一圈一圈打转。

      我走路不稳,有亲戚看出来,我两只脚不一样长。母亲坚决予以否认,还扯直我两条腿仔细观察,反复对比。但这种对比缺乏严密可靠的步骤,大多时候取决于心情。当母亲心情好时,看出我两条腿一样长;但若心情低落,也觉得两腿长度存在细微的差别。而我自己打量两条腿,自然是一样长的,若不一样长,我挪一挪,便一定会像筷子一样墩得很齐。但有一天早晨,我的那点自信被事实粉碎。我独自去到离家不远的一块操场,当时起了大雾,我忽然听见身后传来坏孩子的叫嚷:“打死它,打死它!”我条件反射地害怕了,不需多想,一定是冲着我。回头一看,坏孩子还隐匿于浓雾之中,我看不见他们,他们也看不见我,于是我想到要跑。能见度太低,操场草皮带露,对我而言,就像茫茫的草原一样辽阔。我费劲巴力跑一阵,倏地发现,前面雾中依然出现那帮坏孩子的身影。我自知躲是躲不过去,索性站着不动,但那些坏小孩纷纷从我眼前跑过去。当天他们注意力在一条狗身上,他们拿起石头追打那条狗。我松一口气,悄悄地走入最浓的一团雾气当中,忽然对那条狗怀有深深的同情与感激。

      冷静下来,我意识到,当天我以为自己朝前跑,其实是跑了一个圆。最合理的解释,是我两只脚不一样长,步幅的微小差距积累起来,最终导致我在操场上跑出圆圈。

      我住的那个杂院的院门,其实也是一道安全线,外面确有不可测的危险。但待在院里,也未必完全安全,家长也有照顾不到的时候。我家住一楼一号,步上台阶必须向左穿过二号、三号的房门,才能到达自己的家。二号王阿姨家跟我家关系很好,三号则像个周转房,不停地变换住户。有一阵又有新的住户搬来,那家有三个孩子,一个哥哥大我一岁,两个弟弟是双胞胎,跟我同年。这家搬来不久,三兄弟盯上我了,我走路的姿势他们想笑。我留意到,三兄弟是由老大说了算,老大觉得我好笑,双胞胎兄弟便跟在后面发笑。当然,不止于此,终于有一天三兄弟拦住了我,用脚使绊。我尽量让自己不被绊倒,然后挣扎着回到自己家里。外婆总是在家,弟弟也在。我把门关上。

      但我不可能每次都这样幸运,很快地,我便被老大一个扫堂腿绊倒在地。我想爬起来继续往家里跑,他便骑在我身上。他像是骑着一匹马,嘴里发出驱赶马的声音,目的却是逗他弟弟发笑。双胞胎弟弟很配合地笑起来。

      我弟弟在家,终于听到动静,探出头来看,但并不吭声。他返回屋内,找出母亲洗衣用的那只棒槌,再冲过来,朝老大脑门顶敲。老大的脑门和棒槌差不多大小,不被敲中都难,我听见他迸发出一声惨叫,蜷起身子往旁边一滚。我弟弟天生懂得一不做二不休的道理,赶过去举起棒槌,又敲他一下,依然敲得有准头。我身体更加发抖,怕他们三兄弟报复。我俩不是他们三兄弟的对手。稍后我却发现,双胞胎兄弟并没有往前冲,反而向后挪步,退到屋门口,随时扭身冲出屋子。弟弟又给了老大第三下,每一下都有清晰的响声。老大的尖叫声引出他的母亲还有我的外婆,两个大人把我们分开。

      老大头上的绷带缠了一个礼拜。母亲擅长与人交谈,道了歉,赔了医药费,这事算了结了。那时候小孩打架,打得负伤,家长也不会太计较。父亲放假回家,母亲把这事讲给他听。“……打得好。真不容易,只有手狠,才敲得准。”父亲年轻时练过武,打架是一把好手,有很多“临战”经验,“但不要往人家脑袋上敲。你现在还没有手劲,要是有了手劲,就麻烦了。”

      我一直防着三兄弟报复——其实也防不了。但很奇怪,从此他们看着我走过去,不再有任何纠缠。甚至当我弟弟走过去时,双胞胎中的一个,还猝不及防地走过来,将一个塑胶玩具塞给弟弟示好,要和弟弟一起玩耍。

      我看着这一幕一幕发生,忽然间像是明白了人世间许多道理。当然,那时候我还小,而这些领悟都只在头脑中保留或长或短的时间。我对弟弟产生了某种依赖,在家里是我带他,但出了家门,其实是他罩着我。弟弟虎头虎脑,沉闷,却又不晓得害怕。四岁,我本该读幼儿园,但一离开弟弟,和别的许多小孩在一起,我就紧张,甚至冷不丁地发抖。幼儿园离我家住的地方太近,也就百来米,所以我一瞅老师不注意,就往大门门缝一钻,跑回家。外婆总是在家,她揪着我送去幼儿园。逃学事件发生了几次,幼儿园老师也烦。她们跟我母亲建议:“像他这样不适应的,很罕见。要么等他明年再来?”再过一年,我和弟弟一同去到幼儿园,上同一个班,有弟弟在身边,我才敢放心。

      7

      别人大都是四岁读幼儿园,我因逃学太多,推迟一年,五岁才读。同班还有我弟弟,他属于脑袋不太想事,又特别护我的那一种。我和别的小孩扯皮,声音大一点,弟弟就拢过来,脸色不好看。其实虽然我走路不稳,但毕竟大一岁。小时候大一岁仿佛就大很多,在班上不会有别的小孩欺负我。我找到一丝安全感,接下来的事却又意外:我开始欺负别人。

      有一次,是在厕所撒尿,我知道那个小孩有点怕我,主要是怕我弟弟。我想了想,把尿撒到他鞋面上。一定要找这么做的原因,那是心里升腾起一丝古怪的喜悦。他想了想,也把尿撒到我的鞋子上。那是冬天,棉鞋吸水,互相撒了好一会儿才感觉有点湿。出厕所就打起来,地面泥泞,我俩属于平时闷声不响的,打架也闷声不响,泥地里滚。我以前很害怕被打,但真的打起架来,发现自己就来不及害怕,是一种紧张和兴奋的情绪,甚至都不会感到疼。虽然我大一岁,毕竟身体不灵活,动作不协调,天生就不该去打架——谁又天生该打架呢?我渐渐落了下风,旁边有很多同学在看热闹。他们不晓得有人打架要拉架,一个个木讷地看着,好在也不起哄。我弟弟冲过来,形势就发生巨大的扭转,他扛不过我兄弟俩,很快就只有挨揍的份。阿姨事发后赶到现场,将我们拉开。

      他说是我将尿撒到他鞋上,我反咬一口说是他先撒的,反正鞋子都一样湿。他也有些嘴笨,看上去很老实,阿姨没法判断谁在撒谎。“两个平时看起来都很老实,不是惹事的人啊。”阿姨彻底陷入了困惑,这事情就找不出肇事人。我正要暗自庆幸,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也是个坏孩子。在我一直害怕被坏小孩欺负的时候,不知怎么也拥有了坏小孩的心思,

      阿姨可不是吃干饭的,她们火眼金睛、明辨是非。我在幼儿园读了一年,阿姨就跟我母亲说:“你家老大应该去读大班。”母亲强调我身体弱,容易被欺负。阿姨就笑了,说:“你小看了你家老大,他没有你以为的这么……软弱。”我想,阿姨本来是要用“老实”这个词的。母亲听出话里有话,一问,阿姨也就全说。我惹事引发的打架有几起,仗着和弟弟一个班,欺负别的小朋友。阿姨索性说:“这种事情我们见得比你多,小孩在家长面前当然都会显得很老实。”

      我又回到最初去过的那个班,我一下子又成为班上最小个的,坐到最前排,加之离开了弟弟,我变得很老实。那时候,小孩确实凶,甚至包括小女孩。一次一个小女孩追着一个大个的男孩,男孩一见我就把我当成挡箭牌,往前一推。女孩没有收手,一爪子伸过来,在我脸上留下几道印痕。“疼不疼?”阿姨往我脸上擦红药水,问我。我摇摇头。奇怪地,此时我不像以前那样,害怕被别人欺负。遇到这种事情,一想自己其实也是个坏孩子,就没什么好委屈的。

      8

      此后我始终比弟弟高一个年级,但并不妨碍随时在一起,有时候,甚至更便于随时在一起。小学我们读的都是箭道坪小学。那时候,弟弟偶尔生病,是我去他所在的班级,跟他老师请假。反之亦然,弟弟也没少帮我请假。实际上母亲清楚,弟弟是真病,而我经常是懒得起来,不肯上课。母亲拿我没办法,因为难产,我有诸多毛病,她心里一直隐痛,觉得是欠我的。而我何尝不是在利用母亲的这份歉疚?

      那时候没有电话,班主任也不会向我们父母查证。于是我突发奇想,有一阵我跟弟弟授意,每天早晨去到学校,他去我所在的班级,我去他所在的班级,互相请假,然后再溜出学校汇合。我们班级不在同一栋楼,所以这样的事做了几次,也没见穿帮。

      我和弟弟不上课,主要是想去看连环画。县城很小,有十几家租连环画的摊铺,有的是坐店,书很多。大多数是租书摊,老头挑一个书架,摊开摆在某个单位大门口,架上只有百十本连环画,但一般都是最新的品种。这些书是摊主赖以谋生的家当,挺爱护,都是买了农用地膜(当时的塑料纸,就数这个最普及,也最容易买到),拆开了给连环画覆上一层,当护套。租书的价格按书的定价来,两角多的收两分,三角多的收三分,依此类推,但那时候连环画定价上四角的,都有砖块那么厚了。定价末一位零头,起先都抹除了,后面四舍五入,比如定价三角四的收三分,三角五的就收四分。对于租书的人,定价的这点变化都是大事,我没少见摆书摊的老头跟人吵。我和弟弟不计较那一分钱,但会偷偷地换着看,趁摊主不注意,互相调换一下,租一本的钱看了两本书。摊主很快会有疑惑,盯着我两兄弟。所以这也是技术活,我俩必须租厚度差不多的书,同时翻开,又必须同时结束,会一个眼神,书悄不觉换了过来。

      有个老头盯得很紧。那时候几分钱也不是小事,摊主很快识破我俩的把戏,我们只好又换一家。后面是到一家摊主姓滕的租书铺,摊主大气,几乎是默认了我俩换书,所以就一直在他家看书。外婆每周给我两兄弟各一元钱,这在小伙伴当中算是手头宽裕的,两元钱够去租书铺看好几天。

      除了看书,我和弟弟互相请假的那些天,去得最多的还是城郊的水泥厂的采石场。那里经常停工,轨道矿车摆在工地。我和弟弟一同将一辆矿车推到半坡,再一同跳进矿车顺轨道下滑,一次次重复,也不感觉厌倦。这个场景,我反复写进自己的小说,不为别的,记忆太深刻。现在想来,还是奇怪,当时为什么就百玩不厌呢?

      9

      我们看书,从连环画慢慢换成武侠。租书店和书摊全都只有这两种书。起初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看字书,没有画。到上三四年级,忽然不想看连环画,要看字书。起初还是童话和《故事会》什么的,自从在家里找到《射雕英雄传》,看完以后,除了武侠小说就再不想看别的。看完是一种吸毒般的领悟:你这十来年白活了,学校和家庭都跟监狱似的困住了你,外面的世界天宽地阔……我记得好看的武侠小说,总能让我们在看完之后恍惚好几天,活在日常生活中,却异常地不真实。弟弟唯我马首是瞻,我看他也看,我上瘾了,他更上瘾。他异乎寻常地相信我,所以我得到的乐趣总能在他那里翻倍。

      搬到山上自建的宅子居住,房间管够,我俩可以各住一间,但很快又住在一起。独自睡,晚上没人说话。两兄弟躺一张床上说话已经成为习惯。上山住最初的一段时间,盗贼很多,一年有好几次爬进屋子,什么都偷。一次还偷了弟弟的齐膝短裤,是父亲从深圳那边的中英街带回来的,弟弟当时将其当成心爱之物,被偷不免有点撕心裂肺。他在街上转了三天。“那条裤子,城里不会有第二件,要是撞见我一定认得出来。”他当然没有找见,母亲心里却是想,幸好没有找见!母亲劝我俩还是睡一块,“也好有个照应。”我俩也乐意,晚上可以一块干点事情,比如在被窝里看武侠小说,打着电筒。我还用木棒弄起一个支架,专门将手电筒悬挂起了,这样就省了手的力气。有过趴被窝看小说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种搞法,固然眼累,其实手更累,经常第二天上午提不起笔。

      我很快发现,租书铺的小说大都是伪作,封面上标着的是金庸、梁羽生,其实大都不是。真正的金庸小说每一本都好看,但伪作真是倒胃口。我相信新华书店买的宝文堂版的金庸小说,一定是真的。“我们凑钱买来看。”“好。”弟弟把零钱攒下来全给我,我俩一套一套地买,一套一套地看。不同在于,我只看一遍,想着再攒钱新买一套,弟弟喜欢反复地看。宝文堂版的金庸看完,我们又喜好古龙,一套《绝代双娇》他不知看了多少遍,那里面正好是写一对兄弟。被窝里看小说,得来一种异样的真实效果,看到描写上佳的段落,我真心怀疑,被子一掀开,外面真的是一片刀光剑影。我俩视力迅速下降,引起父亲怀疑。一天半夜,被子突然被掀开,书被缴走。父亲很严厉,措施也严密,缴走手电筒。我俩又不可能在被窝里点蜡烛。

      小学毕业时,任天堂游戏机变得很流行,我们在外面游戏店玩,两角钱只能玩几分钟。一次过年,我不知是用什么计策,和弟弟合伙提留了百十块压岁钱,偷偷买了一台游戏机,品牌现在还记得,叫黑金刚,并带一个游戏带。任天堂最经典的四合一,玩过任天堂游戏的肯定脱口而出:魂斗罗,沙罗曼蛇,双截龙,赤色要塞。游戏机要接到电视机上才能用,所以我们开始埋怨父亲是个夜鬼,每天看电视要到凌晨一两点才肯睡。有一阵父亲听人谣传,说因为我们拍的抗日片太多,日本武术高手下了战书,成龙、李连杰、祝延平、原文庆等人必须迎战,为国争光。凌晨三点以后,运气好的话会有直播。那一阵父亲几乎夜夜通宵,他年轻时练武,把自己当成武林人士,真心喜欢看人打拳。

      那一阵正是我们守夜玩游戏的时候,父亲的轻信真让人抓狂。他守候了有小半个月,每天都到凌晨三四点才死心,相信那都纯属虚构不能对号入座,才又按点睡觉。他们都睡后,我和弟弟将电视机蹑手蹑脚搬进我们的卧室,摆在床的一头,再连上游戏机,打到父亲早起之前归回原位,日复一日。白天上课,几乎都是端坐着打瞌睡。那是我记忆中最过瘾的一段时日,时间因黑白颠倒而变成一个整块。我手脚不灵便,打游戏不在行,比大多数小孩都差一大截。后面又掏两元钱买了一本秘籍,魂斗罗能加到九十九条命,而沙罗曼蛇每一关都有个安全体位。终于四个游戏都被我以舞弊的方式打通关,正打算去买新的游戏带,是我嘴痒,跟邻居讲出来。邻居是同龄的小孩,有一晚赖在我家不走,要搭我两兄弟一起睡,家长并不起疑。此后几天,他都不肯回家,一定要待在我家。父亲一旦察觉不对劲,我们隐秘的乐趣,便再也藏不住。

      10

      那时候,兄弟之间一般不合,扯皮打架是常事。我以为我和弟弟要好是兄弟少的缘故,多了就会打起来。政府宿舍搬来一户邻居,也两兄弟,哥哥起初是我偶像,是我们一栋楼小孩的偶像。他天生会做手工,做成飞机做成船,只要一根橡皮筋就能让它们动弹很长时间。但很快我们发现这哥哥天生有暴力倾向,每天要揍弟弟。有时候我们都看到他追着打他弟弟,他母亲在后面追他,有点像动画片《猫和老鼠》,但我看得头皮发麻。有一次,哥哥又在四处追打弟弟。“到我家来。”我冲那个弟弟说,“你进来我就把门关上。”但他并不进来,索性让哥哥捉到打一顿。他不知道在我家暂避一时,回头会不会有更严重的后果。那个场景我记得分明,长时间记住那份无力感,你帮不了别人,每个人承受自己必有的一切。

      我与弟弟几乎就是特例,形影不离,上课还互相请假再玩到一起。我俩被邻居称道,认为是一对典范,拿我俩来给他们的子女说事。母亲似乎也享受,甚至跟人撒谎说自己的两个儿子从不打架。其实偶尔也会扯皮,动动手,很少,并不激烈。有一次我俩正在打闹,真的只是打闹,母亲在一旁高叫一声就晕倒在地。她有低血糖、甲状腺功能亢进、贫血等一系列能导致随时晕倒的病症。那一次把我哥俩吓得够呛,以后再也不敢打闹了。要不是母亲的那次晕倒给我印象太深,我恐怕会相信我和弟弟从未动过手。

      弟弟对我有超乎寻常的信任,或说是依赖。很多事情不知如何办,要照着我的行事准则去弄,但也经常在我的基础上做不必要的发挥。记得有一次,学校里搞操行评定,每人先行自评,总分一百,下面分了无数条目:第一条,热爱祖国,四分;第二条,拥护党的领导,四分……那时我读初中,整个班级乌烟瘴气,有几个形同流氓地痞的同学,但一搞自评,基本都是满分。我看上去不声不响,其实也有叛逆,平时无事爱揍我的体育生给自己都打了满分,我看不过去,愤怒,又不敢说,自残似的给自己打了全班最低分,但也有七十多分。平心说,个人操行能拿七十多分,其实已是蛮高的评价。我把这事情讲给弟弟听,弟弟认为我讲得真好,于是也狠狠地扣自己的操行分,扣到正好及格上岸。当时我父亲就在中学校门口的教育局大楼上班,我俩的班主任都找他反映情况。

      父亲非常震惊,尤其对弟弟肆意妄为的打分感到惊讶,“热爱祖国为什么只有两分?你不热爱祖国?你哪一点不热爱祖国,你跟我说说。还有,拥护党的领导,这一项你都敢扣分,你真是狗胆包天了……”

      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我俩都将自我操行评定的分数改过来,都改到接近满分,班主任说“这才符合实际情况”,其实他们想说的,是还好没有拖了全班后腿。

      11

      我俩形影不离的状态在读初中以后有了变化。随年龄的增长,我俩都知道兄弟是无可选择的事实,而生活中还有与各自性情更为相投的一帮朋友。他低我一个年级,有了自己一帮小兄弟,而我读初中三年老被人欺负,有如坐牢,每天都特别痛苦。我也不把这些告诉弟弟,他不可能随时帮我去和别人打架。每个人必须承受自己的一切,有时候亲兄弟也帮不了你。他和许多同学搞得像是亲兄弟,我只有三两个同学可聊,还并不亲密。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小县城充斥着一种暴戾的气氛,街面上每天都可以看见打架,打架厉害的角色仿佛才是小城名流。那时候弟弟也随时和他那帮小兄弟在一起,买来一样颜色的衣服,放学一起回家,仿佛是一个帮派,让别人轻易不敢惹。

      “你放学就跟我们走。”有一阵社会环境糟到了极点,学生放学回家,一落单就莫名地挨打,弟弟遂跟我这样说。他还说:“你最好穿跟我们一样颜色的衣服,当然不穿也行。”我没有穿,因为我走路的姿势总是那样笨拙,怕给他们帮派丢脸。我们本是为了防着别人欺负成群结队地回家,好一阵并未遇到别人的攻击,有时下晚自习走到漆黑的街面,碰到落单的小孩,总会有人提议:要不我们打一顿不要钱的?我被人欺负惯了,听了这样的建议,感觉竟是振奋。读初中时我们还把红领巾随身带着,不是系在脖子上,是偶尔可以“打不要钱的”,系在嘴上,以防别人事后报复。

      我和弟弟周末也不再在一块,各有各的爱好,我照样宅在家里,他一有空就往屋外跑,他新的兄弟在等着他。偶尔在一起,我们会谈到喜欢哪个女生,母亲偷偷听到,会异常紧张,马上来一通端正思想、整顿风气的演说,仿佛这年纪喜欢一个女生,简直就是流氓,会毁了自己的一生。母亲过度的反应无疑让我俩兄弟噤若寒蝉,也不敢提任何一个女生的名字。现在回头一想,那时候我们也才十几岁,母亲若能和我们聊一聊,好的女孩有哪些共同的特征,肯定是要比那些注定忘掉的学科知识更有用。

      随着成长,我和弟弟似乎都朝着反方向发展,小时候我极瘦,他显得有些胖,但后来我越来越胖,他却一直很瘦。小时候都说他身体好,我身体虚弱,但后面他去医院住院很多次,肝有毛病。母亲说:“主要是你吃过我的奶,你弟弟没吃过,身体抵抗力不行。”母亲总是将事情的原因做一个简单的归结,很长时间内我都笃信不疑。对于弟弟的肝病,我记得有亲戚提了个方子,主药是癞蛤蟆皮。有个暑期我到处捉癞蛤蟆,虽然平时老能见到,真要去捉才发现踪迹难觅。我爱宅在家,爱看书,给人的印象是学习成绩肯定不错,而弟弟成天不归家,几乎就是野孩子。其实他成绩比我好,初中毕业我成绩太一般,考不上任何部属中专学校,只好去读高中。弟弟成绩不错,去郑州读烟草中专学校——几乎是初中毕业生能考上的最好的学校。那以后我两兄弟就有了长久的分别,只在假期才聚。即使假期,弟弟也是很难见到,他已经和一帮朋友有了自己的聚点,经常用座机给家里打电话,说自己不回来了。母亲噢一声,放下电话长长地叹口气。

      12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弟弟上班,我还在读书。弟弟在一家烟厂上班,收入可以,每月给我一些零花钱,我都笑纳。过年回家他冲我说,哥你也要讲究一点,不能老是去菜场买衣服,要逛逛牌子店。于是他带我逛了几家国产牌子店,买了一身过年的衣服,确实比菜场买来的舒服。但那几个牌子,到今天应该全都倒闭了。

      弟弟是学机械操作的,但攒了心思要混行政,很快去厂报当编辑,每周一篇文章,都是我帮他写的。我最初的一些文章,大都是我弟弟编辑出来,也是署他的名。他很快混到了采购员,把当时尚有封闭气息的祖国跑了大半,回家肆意说着旅途见闻,口才变得很好,也有点油。对于我的衣着,他会生气,老是按他的意思给我买来价格不菲的衣服,还劝我找个女朋友,缺钱管他要。那一阵,熟人见到我俩,都说他像哥哥,我像是弟弟。其实也就相差一岁,他世面见得多,有一种成熟感。我闭门写作,越来越胖,脸上还有婴儿肥。他很快混到厂办秘书,打算从政,竟然买书阅读,有几本是卡耐基写的。二〇〇三年弟弟买断工龄得了一笔钱,不肯回家。父母叫我去他所在的那个县将他拎回来,怕他把钱都扔在牌桌上。

      往后,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二〇〇六年他有了小孩,人在外地做生意,侄女惟惟几乎是父母和我带大。当时我以为必有的格局,是他在外面生意做得顺畅,多赚几个钱贴补家用,而我安心在家写作,顺便照看日益老去的父母。这似乎也符合彼此的心性,我是超级宅男,虽然不懂照顾人,但是可以随叫随到。弟弟屁股长针坐不住,适合到处乱跑。二〇一一年我有了女儿,叫彤彤。我们各有一个女儿,这对堂姐妹天生很亲密,在一起须臾不可分。母亲说这可能是遗传,你和弟弟关系好,你们的女儿也这样。我搞不清这遗传是怎样的逻辑,但她俩真的很要好,现在小孩又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心情,不像我们父母随时爱教训。她俩小小年纪,晚上总要抱在一起睡,早起还要亲几个嘴。我母亲受不了她俩,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是一种表达。

      生活总是让人难以预料,弟弟和亲戚外出做生意,终是亏得一塌糊涂,又回到家中。而我这从未想过去往别处的人,却突然有机会调到外省工作。我和弟弟像是彻头彻尾做了一个调换。有一阵他在家中很消沉,不到四十,什么都看透了似的,每天枯坐家中看网络小说,偶尔打打游戏,还是单机版。后来我又独自生活,而弟弟的婚姻在我看来也名存实亡,老婆一两年见不上一面。偶尔回到老家,晚上我又去弟弟房间,兄弟俩躺在床上抽烟、说话,就像从前一样。聊到半夜不睡,烟只剩一支,就各抽半支。这时候,我得来一种错觉:这些年,这么多时光的流逝,其实并未真正发生。

     

    【审核人:站长】

        标题:田耳:弟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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