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生活随笔美文摘抄
文章内容页

张执浩:何必取长途

  • 作者:美文苑
  • 来源: 原创
  • 发表于2023-05-20 00:48:30
  • 被阅读0
  •   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对于古代诗人来讲,漫游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是他们正式踏上仕途之前,或行进在仕途之中时的必要功课,甚至,即便是在他们踏上了仕途之后,漫游这种行为本身,也始终是一桩让诗人们耿耿于怀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沉浸在我们脑海里的古代诗人形象,总是以动词的形态呈现出来的,仿佛这群人一直在漫无边际地行动着,边走边吟哦,用脚步丈量着他们的精神版图。而即使是那些描写宁静与幽谧情态的诗句,也具有动态之美,充满了动与静之间来回拉伸与相互成就的美学张力。譬如说,孟浩然的《过香积寺》:“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咽”“冷”“空”“制”,四个字均衡有致地穿插在诗里行间,紧紧拽住读者的视线。诗中所有的静寂,都是为了营造出某种突兀的声响,反过来,所有的响动都是为了凸显出一种空寂的力量。

      广文遗韵留樗散,鸡犬图书共一船。(杜牧《郑瓘协律》)

      图书鸡犬共扁舟,又续人间汗漫游。(陆游《遣兴》)

      上述两首诗,向我们形象地描述了不同时代、近乎雷同的人生现场:漫游中的诗人驾驭着命运的扁舟,穿行在未知的人生道途上,鸡犬与图书共一时空,逼仄的生活场景与广阔的生命图景并置共生。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这些古代的诗人们是如何克服对各种天堑的畏惧,凭借有限的生活道具,行走在广袤崎岖的河流山川之中的了;也很难想象,他们又是怀揣着怎样的心境和愿景,由此及彼,最终抖落浑身的尘埃或雾瘴,走到历史光亮处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前方一定有某种召唤之声,在诱惑或指引着他们,或许是友谊,或许是亲情,或许是对名利的渴望,抑或是闪烁不明的仙踪神迹?总之,诗人们一到及冠之年,就天然地行走在了茫茫的天地之间,这几乎成了一种本能或天性。从四处流窜,到广为流传,诗人们通过漫游,一点一滴积攒着自己的名声,其中经历过多少悲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身影将会因此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脚步声也会越来越坚实。

      明代画家董其昌在其《画旨》中云:“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意在总结前人成才的经验,强调游历和见识对于培育一个人心性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漫游或游历,人生的经历才会转化成宝贵的生命情感经验,充盈于书写者的字里行间。“行万里路”的目的,并不在于猎获无限的奇景,而在于“养气”,生气、豪气、吐纳天地之气,以气致象。所以,苏辙有言:“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天下文章佳篇,莫不以奇气充盈。

      当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七岁了,此前诗人也曾经历过长达数年的下吴越、奔齐赵的漫游期,而科考失利,致使他空有满腹报国经纶,却不得不整日踟蹰于长安豪门之侧,四处求告。“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绝不是杜甫在逆境中的负气之语,而是诗人对自我才华的坚信,如同他说“诗是吾家事”一样,慨然平淡的口吻里透露出了毅然和决绝。杜甫的诗歌才华,早在他入仕之前就已经确凿无疑地展露出来了,但真正让他找准下笔处,酣畅淋漓地抒发自我心志的,还是这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写在盛唐气象即将被乱世乌云席卷的前夜,诗人好不容易才谋到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位,离开长安赴奉先县探亲,而此时,安禄山已经在范阳起兵反叛,只是长安方面尚未得到叛乱的准确消息。杜甫途经骊山时,隐隐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到来,且无可避免:“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岗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敏感的诗人几乎是在那一瞬间,就疾步冲到了那个时代的最前列,并以报丧人的视角和口吻,发出了“哀民生之多艰”的浩叹。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诗人依然踯躅徘徊在长安城内,没有从斤斤计较、乌烟瘴气的朝堂内走出来,阔步走向嶙峋斑驳的旷野,他就很难体察到被乌云笼罩的社会现实。而事实上,那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他们还在华清池里避寒饮乐,泡着“莲花汤”“海棠汤”,酒池肉林,以为天下安泰,岁月静好;如果没有诗人长期以来郁积于心的对民生的深切关注,没有此前他在《兵车行》《丽人行》等诗里所作的情感铺垫,他也不可能脱口吟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杰出的诗歌总是在生活的正前方等待着它的主人出现;杰出的诗歌总是会以“失物招领”的方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生道路旁,等候着它的主人去路过,去认领。但是,每一首优秀作品的真实拥有者,必然事先就得去积攒拥有者的资本,培育出敏感细腻的心灵和火眼金睛般的生活之眼。否则,所谓的“杰作”,就只能永远沉睡在情感的旷野中,存在于写作者的想象或幻觉里,既无认领的慧识,也缺乏认领的本钱,即便侥幸得以冒领,也很快就会被时光无情地戳穿。这几乎是一条铁定的文学之道,已经被文学史反复验证过了。

      公元749年,年过而立、功名心切的岑参,在经过了一番犹豫和权衡之后,决定应节度使高仙芝的辟召,前往安西幕府执掌书记一职(“右威卫录事参军”)。从长安西行,到安西幕府所在地库车,实在是一段漫漫长途,全程长达六千华里。走完这样一段路程,对于一介书生来讲,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仅道艰且阻,而且沿途还充满了各种未曾预料过的凶险。

      从诗人留存下来的那些行旅诗篇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岑参此次西行的路线:他先是取道河西走廊,出阳关,经蒲昌海(罗布泊),到达鄯善;再经由火山(即火焰山)西进,至吐鲁番一带,又由西州经铁门关,最终到达了安西。全程历时两个多月。可以想象,当诗人行走在渺无人烟、黄沙漫漫的旅途中时,心境是何等的愁绪迷漫,他的心情自然也悲凉到了极点:

      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

      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日没贺延碛作》)

      当自以为功名在望的诗人,深陷于不知“功名是何物”的田地时,他行前的亢奋和激情,自然就很快消逝在了凄迷无望的茫茫戈壁滩涂上,被狂沙朔风吹卷到了九天云外。悔恨和自责盘桓于心,使得狼狈的诗人一边朝前走,一边往身后顾盼连连:“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逢入京使》)这种身心离异的锥痛感,已经提前注定了岑参这趟谋求功名的旅程是一段蹇途,不可能达成他早前一鸣惊人的心愿。果然,在抵达目的地后,各种不适便接踵而至,除了思亲念友,诗人心里只剩下了苦闷和厌烦。两年之后,岑参两手空空,无功而返,不仅没有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反而对仕途和功名萌生出了退意:“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还已到晋昌》)早年的进取之心,还险些因此次冒进而荡然无存。

      发生在岑参身上的这段遭遇并不是孤例,在中国古代,即便是在最为浪漫的文人诗歌圈中,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太大,或因心性与周遭环境的抵牾,而最终被现实无情碾压,沦为命运的齑粉和玩物,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远行或漫游,看似美妙浪漫,撩拨人心,但实则是一把双刃剑,或可劈斩羁绊心灵的镣链,但也有可能会自伤其身。老实说,从古至今,诗和远方的关系,从来就不曾像我们所想象中的那样熨贴、自然,远方倒是时常会像一个骗局(即便不是,也近乎迷局),干扰着人类本来的平静生活,困扰着那些深陷在现实生活中而无力自拔的人们。

      一方面,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也没有能力彻底弄清楚“诗”为何物,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是怎样奇妙地作用于你我精神世界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缺乏对“远方”的确切认知,它是地理意义上的,抑或是心灵意义上的?若是前者,倒也简单,不过是肉身的位移罢了,通过行走就能达成所愿;但倘若是后者呢?心在身中却感觉不到心脏的跳动,身体的疆域越是辽阔宽广,心灵的迷失度可能就越高。这种肉体与精神之间的相互寻找和撕扯,不仅无法缓解我们现实生活的痛苦,而且,还时常会让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变得更加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诗”与“远方”这两种原本并无实质瓜葛的元素,不假思索地相互捆绑在一起,不过是一种简易省事的审美行径,并无多少过人的洞见。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远方”,而“诗”,也不过是世人用来短暂逃离现实烦忧的简易的掩体,因为你的身旁往往是他人的“远方”,你身体的边疆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的边陲呢?就像杜牧笔下的乐游原一样:“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一个人只有在平和的心境和舒展的情绪之下,才会感受到诗意的泉涌。倘若我们意识不到诗是(至少曾经是)一顶桂冠,那么,它就会沦落为一顶锈迹斑斑的头盔,兀自在旷野里滚动,等待黄沙来沉埋。

      厘清上述疑虑是必要的,不然,诗和远方的关系,就永远犹如乱麻一团,看似浪漫惬意,最终抵达的却是庸常和空虚。

      人间熙熙攘攘,远方闪烁不定,所谓漫游,如若没有恒定持久的心志可以凭依,只是以猎奇为乐事,终究是很难安放我们躁动不安的精神世界的。东晋诗人谢灵运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身显贵,才情沛然,年纪轻轻就承袭了“康乐公”的爵位,被后世称为“中国山水诗”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挑开这些光环,进入谢灵运的内心世界,我们发现,他个人的命运极富悲剧性和启发性。由于官场失意,又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谢灵运在仕途受挫后,只能选择远离官场,转而寄情于山水。他游遍了如画江南,写遍了千里江山,但即便美景处处,依然无法排解诗人内心的怨气和烦恼。所以,我们在谢灵运留下来的那些辞藻华美的诗篇里,只能感受到他非同凡响的才华和文采,却始终感受不到人生的平和昂扬之气,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愤懑、怨怼和不平:

      誓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

      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游南亭》)

      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七里濑》)

      ……

      在谢灵运身上,我们看到,山水其实并非真正的寄情之物,无论多么优美的山水,也只能让你产生短暂的移情转意,要想根除内心的戾气,仍需要放下执念,融于眼前的景物之中,随物赋形,并从中咀嚼出生命的奇异甘怡。这一点,与谢灵运同时代的诗人陶渊明,为世人作出了表率,他是真正回归到了本心的诗人,悠然之于他而言,不是一种故作高古的生活姿态,而是一种豁达开阔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陶渊明的一生,始终在“形”“影”“神”三者之间寻找自己真正的人生坐标,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这才是一种真正舒朗的人生态度。而对于谢灵运来讲,无限风光终究没有能够喂养出一方超凡脱俗的心灵世界,行得再远,脚力再好也无济于事。晚年的谢灵运竟被人诬其心存“异志”,一次次被外放,一直流落至广州,最后以“谋逆罪”血溅街市,年仅四十九岁。“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下泯。”在这首令人唏嘘的《临终诗》里,诗人对自己本应洒脱却如此短促含恨的一生充满了遗憾。

      我总觉得,现代人对古人尤其是古代诗人生活的理解,充满了太多的过于丰富随意的想象成分,而这些臆想,往往是建立在无视时空对肉身的拘囿之上的。也就是说,每当我们谈论古人的时候,总是会在有意无意间将他们的情感生活,从他们切身的现实处境中剥离出来,只侧重于他们的情感世界,而轻慢其肉身所处的现实困境。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便于从中获取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情感信息,以期寄寓我们日益贫乏的情感渴求。无论是“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迢迢牵牛星》),还是“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韦庄《章台夜思》),都将最丰沛的情感压缩在了浩渺无垠的时空之中,一经释放,便会产生出炫目的诗意情感光彩,而这样的光彩,恰恰是今人生活中极为匮乏的。

      在很多现代人的心目中,古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不是以日复一日的形态来呈现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完全呈混沌状。这无疑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精神预判,它以牺牲个体生命的存在为前提,只攫取广义上的“古代生活”图景,而不会顾及个体生命的困境与感受。当这些具体的、日常和繁冗的时空因素被强行抽离之后,我们获得的情感浓度和密度,当然就会大大超过我们的心理预期,同时也更能满足甚至超乎我们原有的情感期待。谁不想“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卓文君《白头吟》)呢?谁不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呢?于是,“崇古”便成了今人天经地义的心理积习,一如杜甫所言:“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杜甫《送远》)举个例子,我们对“大鹏”李白的印象,基本上就近似于一个在空中飞翔的发光体。从白云悠悠到浮云万里,总感觉他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即便诗人偶尔与我们同处于一个空间里,也形同隐身人一般,舞影翩然,却踪迹全无。这种印象的由来,主要还是得自李白留下来的那些诗文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而他在诗文里所透露出来的行迹,无论展示在任何摊开的地图上,都常常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爬梳出来的结果更是匪夷所思。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李白一生究竟走了多少里路,他可能是唐代所有诗人里最好动的那个人。二十五岁出川东游,途经江陵时他遇上清道宗司马承桢,计划中的人生路径由此被改变。随后,他沿江东下九江、金陵、扬州、会稽、姑苏等地,走的都是水路。二十七岁时,诗人从天台折返,来到湖北安陆,娶许氏为妻,总算是轻舟靠岸了。但在稍后与孟浩然同登黄鹤楼不久,他决定辞家北上南阳,赴长安,因不受玉真公主的待见,转而郁闷地前往洛阳游玩,而后返回安陆。三十四岁那年,诗人再度北上,游襄阳、洛阳、太原,又一次回到安陆。这是他自称为“酒隐”的十年光景。实际上,在这十年里,李白并没有真正过上几天隐居生活,南游潇湘,北至汝海,东泛金陵、扬州,远涉吴会,“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上安州裴长史书》)。公元737年,许氏病故,三十七岁的李白携一双儿女(平阳和伯禽)移居东鲁兖州,漫游于山东各地,嘲鲁儒,登泰山,这几年或许算得上是处于“半隐”状态,积蓄能量,静候天启。天宝元年(742年)李白终于等来了奉诏入京的这一刻,朝廷诏他为翰林供奉,但入朝不到两年,便被玄宗“赐金放还”,回到鲁郡砂丘家中。不久,李白又萌生南下之意。几年后再下扬州、金陵,前往庐山,此时诗人已经五十岁了,再次回到东鲁。之后他经泗水,入济水,至封丘、邯郸,到达幽州、蓟州,得知安禄山意欲反叛,赶紧返回梁宋,至宣城,金陵,扬州,黄山,当他再一次回到宣城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李白急忙赶回梁园,接家人一路南奔,避入剡中,隐于庐山屏风叠。五十七岁那年,李白入幕永王李璘麾下,结果永王兵败,他被以“附璘谋逆”定罪。朝廷决定将他流放至夜郎,自浔阳,经江夏,涪陵,幸遇新帝登基大赦天下,半途遇赦,折返至江陵、洞庭、浔阳。公元762年,六十二岁的李白自金陵回到淮南,投靠族叔李阳冰。翌年病逝。

      纵观李白一生飘忽不定的行迹,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漫游基本上都是出于主动选择,其目的地也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常常是心之所至,身必趋之。除了众人皆知的那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是得意之行,受诏之举;还有一次就是,晚年的“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独漉篇》),是失落无奈之旅。而这两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偏离了世人对李白的心理期待。在世人眼里或心目中,李白应该是“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襄阳歌》)的那位风流才子,当然也应该是“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的那位傲世雄才,却断断不应该是“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清平调》)的那位宫廷诗人。当然,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漫游,行走,干谒,交游,乃至流放,都应该视为一位诗人对自我人格的重建和加固过程,同时,也是他对自我精神深度和广度的勘测与度量。在不断移步换景的过程中,李白完成了中国山水诗由游记体到游仙体的转换和蜕变,大大拓展了古代诗人漫游的精神强度和向度。

      而与李白的漫游生涯形成相互印证的,是唐朝的另外一位大诗人杜甫。只不过,与李白相比,杜甫的游历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被动选择的结果。虽然早年他也曾经有过一段“裘马轻狂”,壮游吴越、齐赵的惬意时光,但很快就陷入了为前程和生计发愁的窘迫状态,不得不接受生活的催逼,四处辗转。

      公元747年,杜甫自东都洛阳赴长安参加科考,因李林甫从中作梗,他和所有的学子一样,被以“野无遗贤”为由而集体落榜。此后,就开始了他在京都东奔西走的十年求官生活,无数次辗转于希望与失望之间,最后才谋得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吏。随后,他经骊山,赴奉先。此时已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夜。两年后杜甫带家眷自奉先至白水,途中被叛军捉住。757年,杜甫逃出长安,奔往凤翔,被肃宗拜为左拾遗。一年后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但旋即弃官而去,从此不再对朝廷抱有幻想。秦州是杜甫从政生涯的终点,也是他日后半世漂泊的起点。759年,杜甫携家眷从秦州出发,前往同谷,历经千难万阻,于年底到达成都。此后五年多的时间,杜甫的活动轨迹都以成都为中心,先后去过绵州、梓州、阆州等地。765年,杜甫出蜀,经忠州到达云安,后移居夔州,作《秋兴八首》,到达他文学生涯的顶峰期。768年,杜甫沿江东下,本来是想投靠亲朋,然后由此走上返乡之途的,结果命运的激流和漩涡将他越冲越远。“故畦遗穗已荡尽,天寒岁暮波涛中。鳞介腥膻素不食,终日忍饥西复东。”(《白凫行》)就在这种颠沛流离、几乎不能自已的状态里,这只折翅“凤凰”越飞越低,叫声也越来越凄惶无助。诗人被迫沿江而下,顺命而行,途经江陵、岳阳、衡州,到达潭州,原本还打算从潭州返回岳阳,再从岳阳到汉阳,北上襄阳的,结果未能走完计划中的最后一程,病逝在了耒阳至平江的一条小船上。

      “古来存老马,何必取长途。”(《江汉》)当这匹老马精疲力尽地倒在时光的洪流中时,我们回溯杜甫这一生的足迹,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人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其实都是对他置身其中的那个渐渐坍塌的帝国命运的被迫呼应。风高浪急,大厦将倾,而所谓漫游,于杜甫而言,早已不再是意气风发的远足,而变成了举步维艰的亡命之旅,前方永远是泥泞趔趄,永远是流离失所。也许,更多的诗人漫游当如杜甫这般,把自己的双脚套在时代的辙印里,或者,干脆视时代的分分秒秒为一双双沉重的烂靴,砥砺而行,如此,才能踩着时代的泥泞,见证或引领时代。而这需要极其强健的足力,才能够真正走向远方。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

      思君不可得,愁见江水碧。(李白《江行寄远》)

      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韦庄《章台夜思》)

      在古代,一封书信的传递都如此艰难,殊为不易,更何况是身体的抵达了。那时候的驿站并非为平民百姓而设,飞驰在栈道上的马匹如一缕缕尘烟,所谓“三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甚至“八百里加急”,也只是朝廷出于政务或战事军情的需要而设,至于普通人的音讯传递,则更多只能依靠口口相传,或者,依赖于水道的便捷而送达。因此,那时候的每一封书信往来,总会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这是唐宪宗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贬柳州后,写下的一首题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的诗,“音书滞一乡”的痛苦体验,其实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情状。人人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外界犹如天堑,也就无所谓远方了。

      公元770年,杜甫在寂寥孤寒的船舱中翻检自己随身的信函,找到了一首好友高适在公元761年写给他的诗,而高适已于五年前病逝于长安。杜甫直到此时才得知这个消息,悔愧之下,他“回赠”了一首答谢故人的诗《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动寥廓。叹我凄凄求友篇,感时郁郁匡君略。”而斯人已逝,往事随风。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古诗里所描述的类似这种刻骨铭心的情感之后,才能真正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里。

      而迟到者的命运,以及延后抵达的情感体验,又岂止杜甫一人承受过呢。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在近乎天荒地老的个体生命的生活现场,除了役卒、士子、贬谪的官员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一代又一代人终其一生,几乎都“足不出户”,方圆之地乃是其存命之所。“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对美的吁求和恪守,其实应该更多地来自于个人内心的修为,以及胸襟的广大与想象力的发达,与远方并无实质性的瓜葛。诗意的彰显,在很多时候都是以某种永恒又独我的方式出现的,亘古的情感,静穆的面貌,庄重的形态,以及滴水穿石的坚执,等等,这些沉淀在世人心中的情感能量,经由语言的淬炼和铸造,瞬间便产生了电光石火般的精神能量。

      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诗都应该是,也只能是,诗人在身心合一之后,与世界、自然和生活共振的产物。走得远的人未必能成为诗人,但诗人肯定是心游万仞八极之人,更是自我心灵世界的自觉主宰者。譬如李贺,他可能是唐代诗人中行迹最少、步履最踉跄的诗人之一。李贺的一生只在家乡昌谷与洛阳、长安之间辗转,他最远曾去过一次山西潞州,而且还是为生计所迫,才前去投靠友人的。在李贺短暂的二十七年人世光阴里,漫游从来不是他所渴望和奢望的事,当然也不是他的身体和精力所能允许的事情,但他一直沉迷在恍兮惚兮的个人精神世界里,独自走向了人类身体和心灵的边陲。“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李凭箜篌引》)李贺在逼仄的生活空间内,所自创出来的诗意世界非肉眼所能及,比远方更远。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诗与远方的关系,在李贺这里,其实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公元754年,岑参又一次开启了他的西行之旅。这一次,他是奉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征召,前去担任判官。在经历了上次西行的败绩之后,岑参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和精神准备,不再视西域为畏途了,他紧紧鞍辔,轻快地跃上了战马,和所有生活或征战在大漠深处的士卒一样,诗人也全身心地投身于辽阔壮美的边塞疆场。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这样化苦为乐、神采飞扬的诗句,是五年前的岑参难以想象的;同样,“十年只一命,万里如飘蓬。”(《北庭贻宗学士道别》)这样的豪情和雄健,也是五年前的岑参所不具备的。“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过碛》)诗人终于在时光深处获得了应得的精神报偿,他付出的汗水和热泪也终于在这里浇灌出了人生的真味。此时的远方,终于再也不是空洞的想象,而变成了一根有形的辔绳,引导着这匹骏马心甘情愿地无畏前行。唯其如此,远方才真正归于远方,漫游也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旅行,诗歌才能真正成为人类生活的见证,并参与到了重建我们生活乃至生命的序列中。

    【审核人:站长】

        标题:张执浩:何必取长途

        本文链接:https://www.meiweny.cn/suibi/jieriduanxin/62776.html

        赞一下

        阅读记录

          关注美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