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亿,生于1992年,湖北浠水人,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在读。小说发表于《天涯》《作家》《作品》《雨花》《香港文学》《广州文艺》《山花》《芙蓉》《青年文学》等杂志,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载,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佳作奖。
编辑推介
在解雇宋老师的投票会上,出于某种自保的心理,“我”投了违心的一票。而后果不仅仅在对方身上,更在自己的内心。就如“我”上二年级时,“我”的数学老师让学生们排队扇一个孩子耳光在那位数学老师内心留下的阴影一样。那么,即使“我”对宋老师的道歉再也没有现实意义,但还是会让身处大城市疏离环境中的“我”和宋老师的心头都涌动着一丝暖意。
道歉(节选)
马亿
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我看到宋老师坐在自动售卖机旁边的皮沙发上看夕阳。从32楼看下去,不远处的望京SOHO像是一个造型精致的小摆设,天空显得很低,那一大片已经刷爆朋友圈的火烧云渐渐在收尾了。除了宋老师外,整层公司里的人都行色匆匆,周五全天是每个部门开例行会议的时间,CEO会深入各部门听负责人的汇报,以往这个时候,宋老师总是握着一罐儿即食的听装咖啡,陪CEO从一场会议的中途穿到另外一场会议的中途。
昨天听另外一个编辑部的同事乔伟说,新来的高级副总裁不喜欢喝咖啡,而是喜欢喝冰红茶,从下周起,公司的自动售卖机便只卖冰红茶了。乔伟像个女孩儿一样噘起嘴巴,做出他标志性的白眼儿表情,算是在表示他的不满,但是他的脸上又是笑着的。我走到自动售卖机旁边,里面刚好还剩下最后一罐咖啡。我挨着宋老师坐下来,把那罐咖啡递给他。
宋老师接过咖啡,对着我笑了笑,说,真是夕阳无限好啊。
看着他脸上那副尴尬的笑容,我心里某条神经被触动了,五味杂陈,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把宋老师手里的咖啡接过来,低头帮他拉开铝制拉环儿,递到他手里。他一仰脖,咕咕咚咚喝下一大口。宋老师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来了没一会儿,也没什么事。他说。
我尬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窗外。
宋老师作为我们内容部之前的负责人,他的title是副总裁,要是按照传统的路数,那他算是我师傅。三年前要不是他收留我,带我进入这行儿,我现在肯定还在五环外哪个小公司编那些让人想起来就恶心的标题党新媒体文章。按照公司之前的架构,公司的三个编辑部都有各自的主编,而宋老师作为内容部门的总负责人指导主编的工作,偶尔听宋老师在吃饭的间隙提到,他之前有四五年幼儿园绘本教师的工作经验,后来才转到现在这家专做儿童故事的公司。五年时间,这家当时的初创公司成长为行业独角兽,每次一开策划会,在场的同事都会被宋老师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所折服,从故事创意到人物形象塑造,再到IP版权的衍生开发和相关授权,他总是能一针见血地点到核心。在我看来,宋老师对公司作出的贡献跟创始人不相上下。但是一周前,公司突然空降一名高级副总裁,卡在宋老师和CEO之间。这个姓陈的VP,也不知道是什么路数,据传言是公司一个重要投资人的亲戚,之前在深圳一家擦着法律边儿的网络小说公司管行政。几次开会后,大部分人都知道了这是个什么货色,大家私下都说CEO要么是被什么女人蛊惑,要么是头脑发昏,这个人不仅不懂内容,连最基本的职场情商都没有,好好的内容策划会变成了他私人分享吹牛经历的时间,有时候说得都忘了自己坐在什么场合,把他跟一些女人的瓜葛也扯出来,搞得现场的女同事只能低头看着手里的笔记本发呆,男同事故作猥琐地赔着笑。没多久就传出风来,这个VP就是专门为挤走宋老师准备的。我进公司这三年来,公司发展飞速,一轮轮数字越来越大的融资金额不可能不让人心动。随着人员的暴增,人事方面的变动也变得越来越微妙,隔三差五就要出一点儿幺蛾子,但是这次闹得宋老师一两个星期直接不来上班,美其名曰休年假。谁都知道年假只是公司为了应付法律的摆设儿,从CEO带头,在宋老师之前没有任何人休过年假。HR的负责人早就放出过话,那些真想休年假的人先去人事部门办完离职手续再休,想休多久休多久。
宋老师这么多天没来上班,我的心里有些愧疚,好几次点开他的微信对话框不知道该跟他说点儿什么,无论是关心还是安慰,都说不出口。陪着宋老师看了一会儿夕阳后,我默默地溜回自己的工位上,坐立不安。
没一会儿,宋老师发来一条微信:手续都办完了,从明天起我就跟这家公司没关系了。我没怪过你,你别放在心上。
我盘着手机,像是盘着一对儿老核桃。宋老师这事儿,要是放在纯粹的职场层面上,我之前的做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一个大学时期喜欢看各种文学作品的人,那天回家之后我失眠了整整一夜,我是从哪件事哪一天变成现在的我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量变导致质变的累积过程。我终于把信息发出去了。
宋老师,待会儿晚上有事吗?好久没单独跟你吃木屋烧烤了。
在我刚来这家公司的时候,木屋烧烤是我们部门的“根据地”,几乎每个周六加完班的晚上,都会约上编辑部的同事一起撮一顿,很多时候都会喝到转点,我就是在那段时间体会到酒这种东西的妙处的。我甚至开始学着去理解我爸,在我上初中高中那些年,每次看到我爸喝多了一点儿就躲他躲得远远的,与其说是害怕他,不如说是厌恶,从心底里泛起的彻底厌恶。
宋老师回复了一个字:好。
在我的印象里,这还是我第一次单独跟宋老师一起吃饭。宋老师之前是一个完全没有领导架子的人,一到饭点就在群里招呼,很快就有五六七八个人响应,一群人浩浩荡荡去楼下吃煎饺、米线,赶时间的时候,就711的中餐盒饭将就下,反正在公司里无论做什么总是一大群人。我跟着宋老师的时间长,照例拿着菜单自顾自地点菜。宋老师是湖南人,既不挑食也不挑口味。他之前提到过,是在某次持续半个月的加班之后出现的不明后遗症,食物对他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感觉,仅仅是作为充饥的物什。但是为了照顾他人的情绪,他总是会像在公司会议上赞美他人一样,不吝赞美各种食物的味道。点完一堆烤串,我悄悄抬头看了看宋老师,他的眼神落寞,盯着桌子上那一大玻璃瓶柠檬水。
“怂人乐”来几个,宋老师?我指着菜单反面的酒水笑嘻嘻问他,想把压抑的气氛搞起来一点儿。“怂人乐”这说法儿也是宋老师教给我的,据他说,在京城的酒局圈子里有一句人人都知道的贯口儿,“喝酒就喝绿棒子,怂人才喝怂人乐”。“绿棒子”指的是燕京啤酒,而“怂人乐”则指的是雪花勇闯天涯。
那就先来一打?宋老师扯出一个笑容,比哭还难看。
那行。
我掏出手机,扫描桌子上的二维码,点了酒菜。还没到两分钟,一堆酒先上来了,服务员起开三四个。我给宋老师和自己都满上杯。正在我犹豫着,这第一杯怎么提的时候,宋老师先端起了杯子。
来,去年就跟你说好了的,今年团建再去一次青岛,海鲜蒸汽大锅再搞一次,看来没机会了,咱哥俩走一个。
我端着酒杯有些发愣,这是宋老师第一次称呼他跟我为“哥俩”,虽然关系走得近,我大部分时间都叫他宋老师,偶尔在饭桌上叫他“老宋”,他则一直叫我志刚,跟其他同事一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省去了姓氏。
任何酒局都是这样,第一杯是最难的,这一杯是酒局的基调,就像唱歌儿要先选定一个key。
我刚在办公室就琢磨,我人虽然走了,那几个主编你也知道,都是跟了我好长时间的,我应该还说得上句话,我明天跟他们都打个招呼,让他们照顾一下你,公司里面的这些事你多问问他们。宋老师拿起酒瓶,给我俩又都满上了。
我感觉到我的脸上有些发烧,而且很肯定不是刚刚喝下去这杯酒的原因。幸亏上菜小哥解救了我,一大堆串上上来,我帮着放在锡纸盛菜盘上,锡纸下面有一根小小的蜡烛在燃烧。再接着,我脑子里的影像就开始模糊了,我的酒量我是知道的,三瓶“怂人乐”就到顶,所以我一般是看得多喝得少。但是今天的酒是宋老师点的,而且都是一杯一杯地来,我根本就招架不了几下子。
每年总有几次,喝完了酒,回到东五环外的那间次卧后我才开始后怕。我一个人坐在床上,脑子完全停止了转动,连刚刚我是怎么从楼下爬上来的都不知道。我住在5楼,而且没有电梯。我试图去启动自己的大脑,回想在烧烤桌上的事情。虽然刚过去也许还不到两个小时,但是想要捕捉那些画面,就跟试图去捕捉一年前某个普通的深夜做过的一场梦一样困难。我不敢确认那句话是否从我的嘴里说出过。
一大早,宿醉未消的我抓起枕头底下的手机,是父亲打来的。我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冲到洗手间狠狠地用冷水搓了几下脸。我不想父亲听出一丝一毫我喝过酒的事实,他是个酒鬼,我可不是,我不想他的预言成真。在我多次跟他因喝酒起冲突之后,他早就向所有亲戚都宣告了,我们杨家人没有不喝酒的,等我到年纪就知道了。我一直记着他的这些话。
还没起来吧?父亲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未卜先知的优越感。
起来了,正准备去吃早饭。我使劲地舔了几下嘴唇,往喉咙里吞了几口口水,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没那么疲惫。
哦,那我想错了,怕你大早上的还在困醒,没打电话吵你。你秦叔在楼下,你去接他一下。
我的脑袋迅速运转了起来,“秦叔”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但就是想不起来。
你说的是我现在的楼下?我有些激动地问。刚才脑子太迟钝,一下子没抓住重点。
是的,就是你住的楼下。快下去接一下,他现在是村书记了,态度放好一点儿。父亲的语气很和蔼,就像村里我记忆中那些老人说话的感觉。
你怎么知道我的地址?
上次你妈给你寄晒干的鱼腥草,抄的地址还在,我就给你秦叔了。
你怎么不提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有点儿恼火。
你妈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是你爸,我跟你征求什么意见?父亲恢复了惯常的说话口吻,我听得也更亲切一些了。我突然想起来,大概半个月前,我妈是跟我提过一次,说村书记要到北京来走动一下,其实就是找那些从村里出来后有了一定经济条件的人要钱,美其名曰回馈家乡。中国有句老话,富贵不还乡,若锦衣夜行。再吝啬的人对这样的事情都不会轻易拒绝。我爸之前当小队长的时候也跟前任村书记一起出去要过几次这样的钱,后来小队里另外一个大家族跟我们杨家起了冲突,村书记为了缓和矛盾,把小队长的位置给了那个大家族才算了事。从此之后,我爸就变得有些怪。
那怎么办?我有点儿六神无主,脑子里和肚子里都空空荡荡的。
你搞快一点儿,你秦叔在下面已经等你半个钟头了。说完这句话,父亲就挂掉了电话。
我快速整理了一下思路,看来我爸是动了真格儿的,我不得不下去一趟。秦叔到北京来找有钱的老乡要钱,为什么要来找我?我想起来我妈确实跟我提到过,但是好像当时我也没追问,每次她打来电话我都是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她说的无非是那些千篇一律的母亲对在外游子的话,或者是一些找不到人说的家长里短。在那一瞬间,我有点儿想打个电话给我妈,但又怕把她吓着了。来不及多想,我套上外套就往楼下赶。刚出单元楼的门洞,一个挺拔的男人背对着我站在落满枫叶的人行道旁边,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秦叔。我往前走,试探着用普通话叫了一声。男人回过头来,那张脸比我印象中要年轻很多,也精神很多。
是志刚吧?他说的是老家方言。
是是是,不好意思,您久等了。
大周末的早上,是我吵了你。
秦叔拿起放在树下长凳上的一个背包,是一个黑色的皮面双肩包。
好多年没见你了,老早就晓得你在北京做记者,莫忘了老家的人啊。秦叔从裤兜里摸出一盒烟,打开烟盒,朝我伸过来。
不会抽不会抽,秦叔莫客气,应该是我给您烟。我连忙走到秦叔身边,把他手里的双肩包接过来。
我和秦叔走到小区门口,我本能地拿出手机准备滴滴打车,秦叔一招手已经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坐进出租车的后排,秦叔给驾驶员报出了那个小区的名字。
哎,高档小区啊。驾驶员转过身子看着我俩。
在车上我才搞清楚这件事的原委。原来秦叔这次要拜访的老板是搞印刷厂发家的,他不知道听谁说我在北京当记者,当记者不就是写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的吗,报纸不就是印刷厂印的吗,我也搞不清这些奇奇怪怪完全不相干的信息链条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先不说我从来没当过什么记者,而是互联网公司的内容编辑,印刷厂好像也并不都是印刷报纸的。我懒得跟秦叔掰扯这些东西。他说他不会跟有知识的人打交道,特别是这位王总,之前还当过老师,而我跟王总好歹也算是同行,同行见面有得聊,所以把我带上。反正已经上了出租车,看来跟这位王总见面是不可避免的,我开始在脑子里想一两个待会儿可以直接甩出来的话题。这也是宋老师教给我众多工作方法中的一条。想到宋老师,今天是他恢复自由之身的第一天,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
……
(全文请阅读《长城》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