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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非:帝与王

  • 作者:美文苑
  • 来源: 原创
  • 发表于2022-06-30 09: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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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洁非,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居北京。著有《天国之痒》《野哭》等多部。1990年代以来,在本刊发表有多篇文章,主要撰写“钟山记忆”栏目文章(2008-2012)、“文学史微观察”专栏(2013)、“太平天国笔札”专栏(2017年4期-2018年6期)、“古史六案”专栏(2019)等。首发于本刊2009年第5期的《胡风案中人与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21年1期始在本刊撰写“品宋录”专栏。(遇沉沉不语之士,且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人,应须防口。)李洁非,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居北京。著有《天国之痒》《野哭》等多部。1990年代以来,在本刊发表有多篇文章,主要撰写“钟山记忆”栏目文章(2008-2012)、“文学史微观察”专栏(2013)、“太平天国笔札”专栏(2017年4期-2018年6期)、“古史六案”专栏(2019)等。首发于本刊2009年第5期的《胡风案中人与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21年1期始在本刊撰写“品宋录”专栏。杜牧咏秦之变,首句“六王毕,四海一。”王、毕宜品。六国既灭,嬴政特更尊号曰“皇帝”、称“朕”,而自居其“始”,以表“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

      李洁非,1960年生于安徽合肥,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居北京。著有《天国之痒》《野哭》等多部。1990年代以来,在本刊发表有多篇文章,主要撰写“钟山记忆”栏目文章(2008-2012)、“文学史微观察”专栏(2013)、“太平天国笔札”专栏(2017年4期-2018年6期)、“古史六案”专栏(2019)等。首发于本刊2009年第5期的《胡风案中人与事》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21年1期始在本刊撰写“品宋录”专栏。

      杜牧咏秦之变,首句“六王毕,四海一。”王、毕宜品。六国既灭,嬴政特更尊号曰“皇帝”、称“朕”,而自居其“始”,以表“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1)伟业。此“皇帝”一物,之前不但中国无,全人类也从不知它存在。

      全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译者于第三章就“君主政体”一词注谓:“罗马帝国的君主政体和我国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差异,无法相提并论。就拿皇帝来说,也不如我国那样专制,只能说是披着共和外衣的个人专政而已。”(2)所言极是,惟“封建制度”字眼换作“帝制”始洽。

      约晚两个世纪,罗马的共和制解体,诞生罗马帝国和罗马皇帝。然须知此处“帝国”与“皇帝”皆为汉字,且近代才用于罗马史。中国最早述罗马的《魏略》《后汉书》,于其君主皆用“王”而未用“帝”字,也不知近代是中国人抑或日本人率先改译如此。推想起来,大约近人立足全球史视野,鉴罗马共和制既亡,过后规模和治理明显有别于罗马旧有王政,较近秦代以来中华面貌,遂借“帝国”“皇帝”译之。虽然这相似性中国古人也抱同感,《魏略》和《后汉书》皆书罗马帝国以“大秦”,目作“西方之秦”,但“罗马帝国”与“罗马皇帝”名称确含一定误导。英文Empire(帝国)与Emperor(皇帝)所源,显是阿庇安(95-165)《罗马史》序言所说,“他们称统治者为大元帅(imperators)[皇帝]”。(3)《不列颠百科全书》“Emperor皇帝”词条:

      在共和罗马(约公元前509-前27),imperator指得胜的将军,他的军队或元老院这样称呼他。在帝国时代(公元前27以后),统治者通常把此词加在姓前为名,逐渐演化应用于他的职务。在中世纪时期,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的国王查理曼于公元800年圣诞节在罗马由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皇帝。(4)

      “皇帝”本应作“大元帅”,于兹颇分明。考以历史实际,大元帅或大将军浮现,在军事强人凭借武力威柄废黜共和、实行独裁。这是自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手上所成之事,尽管他一生只做过罗马的独裁者,却未妨后人以“恺撒大帝”相称。但我们却要心中有数,此处“皇帝”字样并无类似中国海内一统、万乘之尊的意义,只有一种力压群侪、大权独握之地位。从恺撒开始,个人专权取代经选举产生且有任期的共和体制,成为罗马的新权力式样,并经屋大维正式延传,后者遂为“帝国”首位“皇帝”。前27年,经元老院提议,屋大维获得具神圣意味的称号“奥古斯都”,加上之前从其舅公那里继承的“恺撒”,全称“大将军·朱利斯·恺撒·奥古斯都”(5)。这才是“罗马皇帝”的本称。之后,诸帝皆称“奥古斯都”,又“从哈德良即位开始,‘恺撒’用来称呼皇帝的第二号人物,被视为帝国的预定继承人”(6),亦即在位者称“奥古斯都”,皇储称“恺撒”,亦有理解为“副皇帝”者。而在体制各方面,罗马帝国皆与秦式帝权有明显差别。例如皇位虽用世袭,法律上却仍经元老院走其“选举”过场,且从未形成中国那种“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父以子继,兄终弟及”严密继承规范,最常见情形居然是“用领养或联姻的方式”(7)使帝系延续,恺撒传屋大维即已如此,过后“这个家族靠着收养的形式”传位,竟为“一百多年来的习惯”(8)。不知他们为何如此行事,总之制度既较粗疏,又明显有自相矛盾处。俟暴虐的康茂德皇帝遇刺身亡,帝位由禁卫军假“推举”名义掌控直至公然出售,便是制度不周的后遗症。此外,罗马行省制亦非真正的中央垂直统治,许多边远行省并无“郡县”之实,略近“羁縻”,充其量是殖民地。所以,罗马“帝国”“皇帝”虽经翻译有之,名与实却都不能与中国帝制相比。

      尽管如此,罗马帝国毕竟令欧洲首度结为一体,从而始终是欧洲有雄心与野心者眼中丰碑,“帝国”样式与“皇帝”名号也在此意义上被心慕手追。八、九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势力北抵波罗的海、南至亚得里亚海,稍稍有复罗马帝国往昔之盛,遂经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重居“奥古斯都·恺撒”,是即“查理曼大帝”。又过一百来年,查理曼帝国分崩后东法兰克形成德意志王国,其王奥托一世亦由教皇加冕为帝,祖述罗马和查理曼大帝,建“神圣罗马帝国”。由于欧洲王室血缘交织极密,历来践其帝位者,德、意、奥、西、波西米亚、匈牙利、波兰诸地国王兼而有之,但德国人却以首创在己,独视“神圣罗马帝国”为“德意志第一帝国”。1806年,存世甚久却十分松散、徒具其表的“神圣罗马帝国”为拿破仑取消。六十年后普鲁士王国统一德意志、再造帝国,称“德意志第二帝国”,复萌霸统欧洲夙愿而蹈亡于“一战”。又二十年,纳粹选举获胜,纽伦堡党代会上希特勒首以“第三帝国”指其“新德国”并着手征服全欧,纳粹党旗底色用“罗马红”(今意甲罗马俱乐部球衣亦用此色),举臂礼乃罗马军礼,所呼“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亦自罗马口号“恺撒万岁(Hail Caesar!)”而来……这诸多勾连,皆因罗马帝国寝灭后欧洲一日未绝其梦,时欲重致一统,包括近代“帝国主义”一词也根植于对罗马荣光的憧憬。

      梦想归梦想,“皇帝”在欧洲却终属稀有。罗马皇帝不宜与中国皇帝等视如前述,“神圣罗马帝国”即使极盛期亦未真正达成中央集权,诸帝拥名而已,于其领地外诸侯无管辖权。传统两强法英更是游离未与,自身有“王”无“帝”。法国至拿破仑始建皇帝名号;英国虽于十七世纪后广有美、澳与埃及印度等地,渐称“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但君主始终称“王”。中世纪接近全欧“皇帝”地位的,非世俗君主,教皇或许近之。教皇本称pope,拉丁语作papa,即“爸爸”之发音,“源出希腊语papas,意为‘父亲’”。(9)际兹欧洲裂国无数、莫能一统之时,惟罗马主教假教众领袖权威可号令天下,遂借意缀之,附会“皇”字尊为“教皇”。而彼时外界欲通欧洲,咸视教皇为代表,如忽必烈“命波罗弟兄二人使教皇所”,致书一函,“命他们赍呈教皇……大致命教皇遣送我辈基督教律,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来”(10),赍书近代“由伯希和(Pelliot)在教廷档案中发现”(11),此是教皇为外界所尊之证。但教皇虽凌乎众王却非真帝,这样的角色,西罗马帝国后,世俗欧洲其实没有。

      古与“皇帝”字样沾连的,以外有俄罗斯大公于十五世纪拜占庭倾覆后自居东正教世界首领,续用“古代罗马的帝王称号caesar”,称tsar,“又拼tzar或czar”,亦即沙皇。(12)还有东亚日本,撮合神道教与中国皇帝概念,从“天照大神”和“皇帝”各取一字,称“天皇”。周作人于所译《古事记》注云:“此种谥号系模仿汉族文化而设,自大化革新,始有年号,始于公元六四五年。”(13)但具体年代未必如此,现多断《日本书纪》里的《大化改新诏》经改篡而成,较可信的依据应为701年《大宝律令》,小岛毅教授说“在这个时间点,天皇称号与年号也都齐备了”(14),天皇名号创置于八世纪初已是“目前日本古代史学界的基本常识”(15)。

      至是,有关帝制可得两个知识点。一、中国首见,率先形成。二、后起之别处,发育都不够充分,都有些残缺。归结起来,十足而彻底的帝制统治实仅中国完整建立。此于世界面貌关系甚大。欧洲加冕“皇帝”者多如过江之鲫,有效政体则为封建王政。中国在周代也是这种社会,却自六国被灭已与之告别,进入另一形态。而近数十年,我们却比附欧洲史分期,对秦朝至清朝的中国也用“封建社会”概念,复经学术和教育输送,使国人多不知中国之“告别”,造成历史认知一大不足。

      二千余年中国所走道路十分独特。不单欧洲不同,连同处东方的日本亦自有别。后者虽在汉代与中国接触后渐构“天皇”系统,推衍神武为初代天皇、杜撰前660年为“皇纪”元年,却是纸面多于实际。隋唐之际采学中国,立法“天皇为一国之君,臣下不可复事他人”(16),进推“大化改新”,“非改革不足以强皇室,非仿唐制不能以平内乱”(17),降诏“以土地为国有,人民直属于天皇,罢世袭官吏”(18),短暂建有“一统之中央集权政府”(19)。然不过数代,皇权旁落于权臣,“所谓天皇,实太政大臣为之耳”(20)。藤原氏衰,权柄复自贵族移诸武人。十二世纪末源赖朝击败平氏,创幕府制度、首任征夷大将军,日本从此为武家所统治。足利室町幕府初期有六十六国,到元龟、天正年间,蕞尔小岛竟有“三百个诸侯割据”(21),天皇徒居名义至尊,政治、武力、财赋一切实权,尽操武家大名之手,直至“明治维新”。

      “帝”“王”之别下,世界图景约略如上。影响所及,则使社会发展与样态殊相其异。今以教育和学术误导,不知区分,轻率相混。常见国内字幕组将欧洲影视剧片国家君主译称为“帝”,近观德帕迪约所演《哥伦布传》原名《1492: Conquest of Paradise》,01:12:03处中文字幕于伊莎贝拉一世即作“尊贵的皇帝”,而这位哥伦布的支持者,虽日后外孙查理五世加冕为神圣罗马哈布斯堡王朝皇帝,本人当时却只是卡斯蒂利亚女王,与“皇帝”毫不沾边。这一字之差,在古可谬以千里。举左近之例,朝鲜受封中国天子、隶为臣藩,只能称“王”,宫阙城制亦以此自卑一格;日本却自有“天皇”名号,遣使如华“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22)。内中不但朝鲜所受限制日本一概不见,而且三国间交往及历史恩怨,深受“帝”“王”称谓掣肘,断不容误。

      帝制有无与完备否,曾两度决定历史轨迹。纪元前后世界因之明显拉开差距;十八、十九世纪复以此别,拉开另一种差距。后者近在眼前,欧洲及日本,近现代转型因帝制轻浅而步履轻松,中国则以相反缘故羁绊深重。但是,如今往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近代中国被帝制拖后腿,不知古时曾领其惠。

      且从“纯知识”讲起。某日于电视报道见南非行政区划称“省”,忽有所触。因想起日本直至近代仍称“国”无数,江户时代受儒学影响,始渐避用“国”字代之以“藩”,故当1869年版籍奉还、1871年废藩置县写作“藩”,但日本其实并无“藩制”只有领国制。复思当今全球,北南西东率曰“郡”曰“县”曰“州”曰“省”,这些名称在不少地方,短则数十年长不过几百年,惟中国早至二千三百年前。自兹迨至中古之世,设若中国人与日本人或意大利人相见,所谈“国家”迥不能通。后者口中之“国”,皆前者口中“州”“府”而已,而前者所谓“郡”“道”“路”(今省级行政区划)之属,后者恐怕不知所云。续及种种设施,诸如官制、选举、学校、征榷、兵役、乡亭、治狱、邮驿等等,更将话不投契。

      这都是随“皇帝”而有。

      帝制或“中央集权”,中国历时太久以至麻木。欲重拾新奇,不妨变身马可波罗,从中世纪“封建制”臣民的角度看中华帝国。藉之将讶然得见,彼时中国不特独享社会、经济及文化全面繁荣,且创新不断,就权力认识与规划、人才造就和选拔、社会系统架设等,遍予斟酌、每有鼎革,仅选举和台谏两项制度创新已足世人惊。今于帝制观感普遍为龙钟老迈、朽瘁疲敝,但那是帝制末期投影,而在幼年与壮年,并非这番景状。

      帝制云何,以及为何中国惟一完全建成,需要溯及其始。

      首先,“地大”乃一先决条件。中华导往“帝国”之路,拜广袤大陆所赐,心胸因此而宽,不以一隅所囿。中国哲人之祖老子,世传年代比孔子更早,所著《道德经》虽止五千言,粗予统计却见“天下”字眼出现六十次以上,远多于“国”,是彼时眼界已然如此。设若弹丸之地,则必无以致。比如日本虽从中华学得“天下”“天下人”说辞,并不真知其胸襟和底蕴。世界其他较古文明如西亚、埃及、印度,地虽不甚仄,却被沙漠、高山、海洋所隔断,除不便“交通”,复令部族猥多,难有天远地广、万物混同一统观。所以,中国早持“天下”之念、速有“四海一”现实,不独人力所致也。

      次而是文明早熟。说到这一层,自然条件相近下的鲜明反差在欧亚间。它们同属一个大陆,气候、土壤与动植物出入不大,然而东边硬是比西头早慧,黄河长江流域文明已星罗棋布、蓬蓬勃勃,西边主体仍处蛮荒,仅东南一角以邻近美索不达米亚而方兴,待彼各处初脱蒙昧,时间已至纪元后。这反差,至今并无让人信服的解释,但文明的不平衡着实长期制约了欧洲。鼎盛期罗马帝国,体量虽与同时期两汉相匹,所依托地带却主要是文明发育早的西亚北非,“正统欧洲”区域占比甚少。如今欧洲虽将罗马帝国揽为己之荣光,后者基石却并非“欧洲”。而“欧洲”真正崛起的记号,恰恰是西罗马帝国覆亡。当时,蛮族作为罗马文明推翻者从历史登台入场,而东罗马之于拜占庭续命,实亦得益于彼处文明落差较小。以后西欧诸蛮族改弦易辙,欲复罗马往昔之盛,仍为文明不平衡所苦,令“神圣罗马帝国”宏愿难遂。

      帝制由中国首创,里外似有必然。进察来路,也非突如其来。现皆视前221年为标志,是年齐王建被获,嬴政称帝,“改年始”(23)。帝制之始,于年份可有记号,历史认识却不宜以此为限。中国为这演变所做预备,渐进有历。如至关重要的“郡县制”,以为始皇所创则误。郡县最早作为“区域划分”名称,见于《周书》作雒篇:

      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鄙。大县城,方王城三之一;小县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24)

      周公平“三监之乱”“作大邑成周”,时间约在前1040年,属西周早期。当然《周书》真伪存疑,郭沫若断其“可信为周初文字的仅有三二篇”(25),作雒篇不在其中,清代早有学者以“周无郡”为由断本篇“是晚周先秦书无疑”(26),故而我们暂不以为中国郡县起源之凭,不过,《左传》哀公二年“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27)一语,间接证明中国郡县起初确如作雒篇所说县比郡大“县有四郡”,而郡处县上是后来变化。无论如何,就算郡县萌芽没有周初那样早,春秋总不成问题。当时记载频见,如《左传》襄公三十年(前543)“绛县人或年长矣”(28)“赵孟问其县大夫”(29)、昭公二十八年(前514)“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30)。《史记》秦本纪亦写“武公十年(前687),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31),太史公亲口讲过所用史料惟《秦记》完好,故而武公事必出原始秦记。总之“春秋时,列国相灭,多以其地为县”(32),中国郡县化始于春秋,秦置三十六郡不是开端只是收束,始皇创举非设郡县而是从全境取消封国,亦即“四海一”。

      郡县制是表现,实质在观念。今谓“中央集权”,旧曰“大一统”,初由“统”字来,“统,纪也”“引申为凡纲纪之称”(33),到《春秋公羊传》发展成“一大统”之说:“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大一统也”,何休解之“令万物无不一一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34)。这观念在中国孕化颇久,郭沫若说将它彰此为理想的是孔子,而孔子源头在《尚书》:“《帝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特别是《禹贡》,可以说整个是这个大一统理想的表现。”(35)换言之,中央集权观念在中国萌生,远早于秦代和皇帝制度。

      借机谈个小故事。日本最新大河剧《势冲青天》主人公涩泽荣一,明治初任职大藏省,欲效西洋创立邮政,初不知何以名之,但依俗语称“飞脚”“飞脚钱”,后其下属自汉典查见“邮”字以示,此字日本过去竟“很少使用”,涩泽采纳后,定名“邮便”。可我们在中国溯觅其踪,却见《孟子》曾引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36)。即便此语是假托孔子,至少战国已“置邮”莫可疑。由此知中日社会、制度与历史的悬殊。日本凡事师法中华而独于此字无用,以致孟子时代已行之事,日本直到明治维新仍付阙如。

      所以,中国实现中央集权虽在前221年,酝酿与生长却有好些世纪。

      但始皇功业与个人作用,并不因此冲淡。他许多倒行逆施为后世暴君作了垂范,笔者过往谈及惟有唾骂。然而,建成中国和人类首个大一统王朝,的确包含卓越眼界。当时他本人对此便有明确认知,知己所为乃何种事业与意义所在。改制后,大力鼓励群臣歌功颂德,遍刻石碑以纪。二十八年琅邪所立之碑,上写:“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明指世间“法度”为之一变,历史从此开辟新纪元。这并非“自吹自擂”,从中国率先跨入中央集权,到晚近数世纪全球普遍行此架构,嬴政确系“作始”之人。这制度为何了得,碑文也头头是道,一一说在点子上——“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生产将以农业为基础获空前发展,农民翻身有日、致富有望,假中世纪欧洲日本农民犹为领主之奴以观,立知帝制下中国“自耕农”之有福;“普天之下,抟心揖志”,统一的政权和国家将使社会团结成整体,从而爆发空前凝聚力;“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生产、交通、度量等工具采用共同标准规格及文字消除歧异,必大大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方伯分职,诸治经易”,职官与政府缘新式权力改革更变,使政治更见条理和效率;“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集权将致诸业可引导有调控,政策因时制宜、因事制宜,更利追求经济主动繁荣;“黔首安宁,不用兵革”,撤国除藩令战乱釜底抽薪,民无其忧,安享太平同时专心殖产……(37)此皆《琅邪碑》所列功德,平心度之,并无一条言过其实。讽刺在于,嬴氏因其他倒行逆施而速败,并未领受其福。设若建此丰功之余,不去做焚书、禁言、禁学、以吏为师、粗暴灭古文、重赋苛役、求仙封禅等等歹事,不但秦祚久存可期,自己声望亦不难越乎一切“有道明君”。其实他距此仅仅一线之隔,那便是长子扶苏。当初坑儒、“发谪徙边”,扶苏切谏,若知悔有改而非驱之北监蒙恬于上郡,岂但亡羊之牢可补,死后江山又怎至落于胡亥、赵高一班妄人之手?

      “百代都行秦政法”,骨骼已铸,历代增损而已。然而所谓“增损”却非修修补补那么简单。所损何须损,所增何宜增,不惟需要识见,也以无数生命为代价。帝制以来,中国劫波不断而屡仆屡起、起死回生,极言之皆因孔子作《春秋》。《春秋》的价值,不在就某言某行、某人某事给出具体义理和褒贬,而在高悬“以史为鉴”旗帜。《春秋》生《左传》,《左传》传《史记》,嗣后班、范、陈、房……华夏周流不止,王朝生生死死,惟“史鉴”传统扎根不倒。于是,凋残的败叶苦果,都化作肥料与种籽,催发新的生长。

      将大国历史归诸一本书似乎匪夷所思,但那又岂是一本书而已,它令举世惟中国拥有史撰体系。当时中国与世界不同一眼在此。中国既将其独一无二建成,复置为政治设施,用作准绳,导引治政。类似之物现代为法治,而法治形成前普遍用宗教,惟中华“以史为鉴”,用史不用教。事实证明,相较宗教,准酌于史是治理社会的更好依据,愆尤知所纠,教训落实处,而不虚蹈空论。

      总之秦创帝制虽未一蹴而就,中国却能不断拗失补正,“摸着石头过河”,挺过各种考验。其间暗礁遍布,风云莫测,时陷樯倾楫摧之危,幸有“史鉴”系统发挥指南作用,使不偏航半途而废。如此难关迭克,渐出激流、履于平涛。

      此刻便是宋代。中国帝制史,秦宋明显各为支撑点,一前一后,分拱两端。秦居首创,宋集大成。秦辟其时代一千年,宋亦有启后面一千年。

      何以见得?有个显著标志。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38)此《三国演义》开篇语也,复历数七国并于秦、楚汉并于汉、献帝后裂作三国,以为八字之证。其后,晋继以五胡六朝,唐崩作五代十国,亦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为“历史规律”续获其验。故当罗氏立为叙事总纲,人皆谓能得历史秘辛。实际上,在《三国演义》创作的年代,这“规律”已从中国悄然退场,不复是必有劫数,惟距离未拉开,尚不能识。而今天我们则有十足把握宣布八字失效,中国大分裂“绝唱”明确定格在五代,之后“合久必分”断然已被“合久不分”取代。元、明、清、民国以迄当今,大一统牢不可破,分裂苗头纵现亦迅即熄灭,无力炽彰。朱明与清廷两个王朝终点,单视其分裂潜能,真不亚于汉唐之末,可是所有割据势力与企图,一概草草收场。中国的分裂于宋后绝迹,已是千年来显著而根本的变化。

      这大结束与大开端,舍宋治别无依凭。是它弋获大宝于支离破碎,肩承前启后之任,彻查得失根由,方方面面革新鼎故,以整套制度筑永固之基。诚然,宋承唐末五代之疲,未能尽扫腥膻、混一宇内,但它却从自身细密反思,将教训熔在一炉,蝉蜕蛇解、刮垢磨光,将强汉盛唐未奠其安的中华大一统,于己手注塑成形。惜后人不能登高眺远,每将“弱宋”挂在嘴边。为此,本文特借回眸帝制演进纠驳其说,从全局角度还宋代一个应有历史定位。

      很明显地,中国帝制诸多持续性危机于宋代解弭,变得百密不疏、铜墙铁壁。对此以往泛言“加强”“强化”,既不确切也欠深入。应该说,从前221至960年,起嬴政迄赵匡胤,帝制探索的全程才尘埃落定。始皇帝的确只有“始”的作用,远未克其成;后面大约又用千余年,来将皇帝制度门道摸清。

      商君曾指国有“六虱”,我们亦谓帝制深蕴“五蠹”。其行世以来,计生五大顽症——外戚、奄祸、强藩、权相和宵小。历代有齐发并至,也有轻重不一,总之不能尽除。前汉先显强藩之忧,后隐外戚之患。后汉则强藩、外戚、奄祸、权相四弊相踵,末年因外戚干政与宦官弄权内外交困,导致地方刺史趁乱雄起,而董卓、曹操坐大擅权,挟持天子,汉遂以亡。魏既代汉,司马氏复效曹家故伎,篡魏为晋。西晋惩之,崇隆同宗子弟以防“乱臣贼子”,而又亡于八王。到唐代,玄武门之变实质为强藩夺嫡,武后篡唐实质为外戚造反,中晚唐复因外戚(杨国忠及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等)与宦寺镇臣并乱,大唐遂一蹶不振。以上是宋前,宋后朱明之世除无够格之权相,其他一应俱全,而奄竖、宵小尤猖獗,永乐以还横行,一日未歇,外戚势焰亦时有所逞,宪宗万贵妃之万氏兄弟、孝宗孝康张皇后之张氏兄弟、熹宗乳母客氏等皆是,藩祸则有“靖难之役”及宸濠之叛。“爱新觉罗氏”(39)清廷对各种前车之鉴颇为警觉,饶是如此,犹生“三藩之乱”,末叶慈禧几演武后之一幕,奄祸也有死灰复燃之势……总之,较大朝代除“非典型”蒙元其弊另论,五大痼疾都与帝制形影不离,而为膏肓之症。

      然而独有一代,基本远离这些,近乎“五无”。不必说,那便是宋代。若非徽宗间有童贯、杨戬、高俅等人,“基本”二字甚至可以拿掉。正常讲,帝制与那五大痼疾原来“本是同根生”,而宋代既将帝制深化,却又避开某些命数,好像不合逻辑。

      帝制,优势在权力集中,危险与灾难也在。偌大帝国,百足之虫,千头万绪悉归“圣裁”,史上未见如此巨大的权力。且不说那独坐龙床之人也是肉眼凡胎,以至难保不愚呆昏聩,就算无比贤明圣睿,亦必不能独理,而必假以帮衬。此又如何?只能留待制度解决。而当制度尚未跟上,皇帝却需用人之际,彼属意于谁、信任者何,一目了然。自然是亲近之辈,诸如血亲、姻亲、贴身近侧等;帝制与五大痼疾所以“本是同根生”,即由此来。帝制早期汉代极典型,初以分封屏皇室,削藩后则转倚外戚、重用亲倖,如桑弘羊“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轂之下”(40),少年追随武帝,直至膺受当国之任。这样的用人思路,客观上确有其不得已。至隋唐,制度终于跟上。科举成定制,用考试公平选人,皇权终于不缺“齿轮”“螺丝钉”。中国因帝制而有此创新,也算意外之喜。但抡才渠道既广,不等于皇权劣根性随以自除。无边权力集于一身,必长贪欲,极易将公权视为私产。我国古代非无“公权”意识,《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可证其有。但儒家既讲“天下为公”又讲“忠君”,本身自相矛盾。当时政治智慧,不足以设计出兼顾集权与公正的完美制度,指望道德从旁约束,自不能遏权力私欲。这是制度已备,皇权仍蹈各种旧辙的原因。我们于朱明观之极明,朱元璋鉴汉唐双双毁于奄祸,曾设严戒,“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41),规定内侍毋许识字,置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42)。然而太祖死才数年,成祖全都抛在脑后。原因不止是宦官助燕王谋反有功,更在于朱棣为皇位无忧必倚体己。反观朱元璋,知防奄祸,却以血亲藩王拱帝室,实质一也,都是将天下视为一姓私产。

      职是故也,宋朝独能跳出五大痼疾窠臼,愈发使人好奇。

      关键在“立国”之思,陈亮曾指“本朝以儒立国”(43)。此语正式写在奏章,显为国家政策之引述,且表述端庄,明非个人之见。“立国”字眼,分量实重,断乎根本。惟过往对宋之于“儒”,主要从文化角度解读,其实它更是政治情形,有关权力设计和运行。

      体现是,治国施政纯用士大夫。一切事务,从中央到地方、从经济到军事,完完全全交给士大夫,不让其他人插手。满朝上下,只是皇帝与大臣打着交道,舍徽宗一朝几无“皇帝身边人”踪影,边事不用宗亲,内政疏离戚属,太监不倚、宵小远之,也不置鹰犬旁伺。这种单纯或“单调”相当罕见。

      不必说,纯用士大夫得益于科举健全,然而实质不在此。

      明朝人才培养选拔与宋无异,却对士大夫极尽钳制羞辱之能事,英宗、武宗、熹宗朝更将信任与实权彻底委诸走狗。清廷虽不刻薄至此,又因民族缘故而戒意深存,于汉臣职权设限、亲疏示别,并屡兴文字之狱。这两个后来者,取法于宋同时兑以权术,将翼护“家天下”置于首位。反观宋代,虽皇权提升、权力进一步向皇帝集中,“家天下”却未随之加重。的确我们可以多方说明宋代君权放大,却不能说国柄日益为皇帝私有,被他玩于掌心。极佳对照仍是明朝,中国皇帝至此真正变为极权人物,从心所欲,无法无天。从朱棣恣行诛戮、挥霍民力到朱祁镇、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钧、朱由校等任性胡为,难怪明遗民称他们“光棍”。宋代显然不是,宋代皇帝实际受各种限制,用权先须“合规”、继讲程序,权力集于皇帝不等于集于个人,主要只是国家层面集权强化。我们看其权力运行过程,也杂质锐减,不确定性降低,皇家主动屏蔽私人因素干扰。这样自限边界的集权,其实反有助“权为公器”。

      宋室提升帝权,重心不是努力使其姓“赵”。“以儒立国”正反映着这方向与寄意的不同。纯用士大夫,初因“偃武”而来。武人坐大致天下靡乱:

      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44)

      “收”,一是收归君上,一即收向文官。地方军、政、财、法各环节,皆由中央派文臣接掌。而中央改造也相同步,掌军令的枢密院,初犹以武人任之,“开宝九年,以曹彬为枢密使,令忠武军节度使,带节度自此始也”,过后“以文资正官充使”,最终“儒臣为枢使兼使相”成定制。(45)

      “偃武”,后人不知为何差评累累。有怨其隳坏武力、致宋“积弱”者,有愤恨皇帝贪权、沮抑功臣者,却少见从当时现实出发,体念其拯民于水火的用心,更未察看收权武人后宋室努力使国家权力趋于正确的处置。

      枢密院改造,绝不仅仅是诎抑武人。这机构唐代宗初创,“始以宦者为之”(46),“宠任宦者,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47),其实是皇帝以私人侵宰相之权的产物。五代惩唐之失,“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转用“腹心”(48),仍是权柄不离私近左右的思路。宋室收权武人,目的如在赵氏一姓,大可援唐旧例将它重归近倖,而却委诸朝堂正途士大夫。这是自有枢密院以来的一大变,明显使这要害部门正常化,纳入国家体制,不复隶于帝王之私。

      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49)

      叶适所言,尽显宋政一统之极。然而“权归于上”“皆人主自为之”的想法,其实古无例外,惟每每析至血缘、戚属、私人、走狗;宋代变化无非是,统统收归皇帝本人后,将所有旧势力排除于外,只分配到新兴职业官僚集团施行。这在权力认识上是有突破的。

      突破即权力之防恰恰在亲不在疏、在近不在远。越将权力托诸私近之人,越适得其反。最终使皇帝架空以至国家取祸的,皆此辈。反倒是非亲非故,用规则与框架加以掌控的权力,不易生变。一直以来的误区终被察觉,但此事并非用某些人、不用某些人那么简单,而要有新机制。于是,官僚政治形成。

      宋代是中国官僚政治的开端。虽然职官制度甚早,起码周代已以“官”治,却不能说已有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特征,在制度严密、程序规范,从而循规蹈矩、刻板僵化。情态倘未至此,即非官僚政治;包括欧美在内官僚政治显然也是近代制度趋于刻板的产物。中国从宋代开始现此情形。凡事有其一便有其二,循规蹈矩另一面,是有规可循、有矩可蹈。就此也可说,中国政治从宋代才变得讲究规矩、注重章法。

      变化源自基于利益认同,而达成一种政治契约信托机制。士子经相关标准和程序遴选出仕前,已就权力合法性和整套秩序与官家达成共识,内含事君之道、为官之道和官家待臣之礼,彼此信守,谓之“纲常”。“纲常”体现于官制,赋予官僚相应权力,保障他们应有的政治物质利益,同时附以监督考核机制,黜陟以序,任免以据,迁换以时,恒有法度。所有这一切,即是契约信托关系的基石。中国文官政治非自宋始,然而制度整饬确待此时。只见“权归于上”“皆人主自为之”,不见体制健全及对政治契约的尊重,不足以言宋。宋代是特重“誓约”的朝代,信约以治、“集权”不“逾矩”、以万乘之尊而守则,可谓宋代特色。太祖戒杀文臣言官及与柴氏誓、与契丹盟,俱系“誓约”。而赵氏家风颇能如约,向有践守表现。其间徽宗毁约自亡,高宗很快纠正乃父所为,重回祖上路线再以缔约和金。后人笑其懦弱,却不知运用契约原是赵家习惯思路,无论对外与对内。

      黄宗羲说,帝王嗜权出乎“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50),然于宋代寻其迹,则为难事。宋隆崇帝权,初衷和冀待明显是终止战乱、防范分裂及使中央权威牢不可破,此意昭昭可鉴。围绕这些目标,它殚精竭虑、不遗巨细集权,“集”出了历史新高度。

      地方。“知县”“知府”等我们耳熟能详,至今日本还有“东京都知事”那样的职名。但人们或许不知,它历史不长,只是宋代产物。以前地方长官为“令”为“史”或“太守”,宋代渐不用,改“知县”“知州”“知府”。最早见于太祖建隆三年:

      三年,始以朝臣为知县,其间复参用京官或幕职为之。(朝臣知县,自大理正奚屿、监察御史王祐等始。)(51)

      起初像是临时举措,“知”字亦含此意;最终却推广开来,以“知”为正式官制:

      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诸府置知府事一人。(52)

      后来《醉翁亭记》“太守谓谁”是借用古称,欧阳修并非滁州“太守”,庆历五年对其处分为“出知滁州”(53),在那里当“知州”。新旧官制之别,尽在“权知”。“权”是暂且、姑且;“知”是了解、使了解及主持某事。旧时“令”“史”“太守”等,明确赋予任职者以一方主政地位,“权知”则否,仅作为中央派出人员,代皇帝在某地暂理其事。目的无疑是削权,让地方变弱,“唐藩镇权重为朝廷之患,今日州郡权轻却不能生事”(54)。“这些知州、知府,本身另有官衔,都是中央官,带着一个‘知某州某府事’的临时差遣,他的本职还是一中央官”,“若正名定义来讲,则宋代根本无地方官”。(55)对地方弱化,不止改“守”为“知”,又置通判,以及路无长官而设漕、仓、帅、宪四司,而于地方的吏治、兵权、财赋、司法各方面,通通“达成上层机构集权之目的”(56)。

      军令。朱熹批评枢密典兵,“枢密要发兵,须用去御前画旨下殿前司然后可发,若有紧急事变,如何待得许多节次?”“本朝祖宗积累之深,无意外仓卒之变。惟无意外之变,所以都不为意外之防。”并举苗刘兵变为例,“苗、刘之事,今人多责朱胜非、吕颐浩,当时他也是自做未得”(57)。高宗被挟,正常环节打断,竟致枢臣无措手足。防来防去,最后使皇帝自悬险境,似乎好笑。然而我们却须注意它宁愿胶柱鼓瑟的用心——一次发兵须四道手续:枢密院先拟计划上呈皇帝,获准后发还枢密院,枢密院再将已获旨意以军令形式交付殿前司,最后经殿前司下达执行,四环节缺一不可,所有手续有条不紊走一遍,军令方始合法。皇帝环节关乎有旨无旨,枢密院“出纳密命”(58)即领旨形成正式军令使发出,殿前司则“天下之兵柄皆在焉,其权虽重,而军政号令则在枢密院”(59),纯为执行机构。从中可见,这套发兵程序不只将权力集于皇帝,更特重法度,连皇帝也不能甩开枢密院、殿前司径直行令,目的显然是密其规章,从国家层面防范武力失控。

      相权。真宗、仁宗间名臣王曾,从副宰相做到宰相,以从政经历著《笔录》。内谈相制变迁: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上于禁中亲览,批纸尾用御宝,可其奏,谓之印画,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历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请坐而论道者欤!国初,范鲁公质、王宫师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虽倾心眷倚,而质等自以前朝相,且惮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进止,朝退各疏其事,所得圣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误之失,帝从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于今遂为定式,自鲁公始也。(60)

      “旧制”即宋以前情形。帝相早朝相见,共同议事,赐茶而退。之后宰相自拟政令送宫,叫“熟状”;皇帝阅可用印,叫“印画”。“其实是宰相出旨,只求皇帝表示同意就算”(61)。宋代却变“熟状”为“劄子”,进呈的只是“草案或条陈,而不再是定旨出命的定稿”(62);旨出,宰辅署名走其形式,王曾谓之“尽禀承之方”。过去皇帝与宰相商量着来,“坐而论道”;现在宰相只提建议,“面取进止”,皇帝拿主意,宰相奉命行事。礼遇亦损,“啜茶之礼寻废”,宰相的尊崇不见,权力规格下降,“宫廷”独大。所以严耕望先生说“宋代宰相绝对的只是皇帝秘书长之职”(63),实已启明撤相位之门。当然,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神宗改制相权转强,徽宗时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号公相”(64),“公相领三省,则权侔人主”(65),南宋则韩侂胄、史弥远一度强势。但这非宋政一般面貌,视乎帝王“有为”与“无为”;“无为”相权则轻,“有为”随帝王进取而相权转重。

      宋以集权出名,但其思路又有“分权”。钱穆先生谈此视为缺陷,“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66),将“散”与“弱”并提,暗示“散”系出于“弱”。其实,打散权力是主动追求,是加强集权的迂回形式。

      地方政权易“守”为“知”,是分权。置通判直属中央,与知事均礼、诸政同署并负监督之责,是分权。路无元首、漕仓帅宪四司分领众务,还是分权。

      军令备四道手续,是分权。同样,“诏中外所上书疏及面奏制可者,并下中书、枢密、三司中覆颁行”(67),也是分权;这里规定帝旨须经合法程序发布以生效,后来南宋宁宗初登基闹得沸沸扬扬即为此。监察御史吴猎奏:

      陛下临御未数月,今日岀一纸去宰相,明日岀一纸去谏臣,昨又闻侍讲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一种政治贬抑),中外惶骇,谓事不岀于中书,是谓乱政。(68)

      径出手诏,未经中书,非制,所以吴猎敢言宁宗“乱政”。

      而分权一揽子体现,在中央机构改造。“《春秋》之义,尊上公谓之宰,言海内无不统焉。”(69)宰相称“宰”,由来在此。“民政、军政、财政及其他一切行政权,宰相无不综揽。”(70)随着宋代架构重设,这一页彻底翻过。范镇描述为,“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71)。亦即政权归宰相、军权归枢密、财权归三司,确乎化整为零,以致严耕望先生以“几可谓三权分立制”(72)来形容。

      当然,此“三权分立”非彼“三权分立”。宋以皇权单方面分割臣权,民主政治则将权力整体拆分,使其多维。但至少有分权思路,而且目标相同——借分权为制衡。元丰改制,“议者欲废密院归兵部”,被神宗否定:

      帝曰: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以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73)

      精髓即“互相维制”,赵氏颇得其要。先前真宗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74),亦是此意。

      权力有制衡,上下改制皆为此。台谏变迁,尤具“互相维制”之考量。唐时御史台“属门下省”,为宰相属官,“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宋左右谏议大夫,原先名义上分隶门下、中书,然其人选渐不许宰相过问。“庆历初,诏除谏官毋得见任辅臣所荐之人”,“靖康元年,诏宰执毋得荐举台谏,当出亲擢,立为定制”。及至高宗,谏院彻底独立,“诏谏议大夫不隶两省,别置局于后省之侧”。(75)钱穆先生于其效果讲得生动:

      于是谏垣遂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形势。谏官本是以言为职,无论什么事什么地方他都可以讲话,不讲话就是不尽职,讲错话转是不要紧。而且这些谏官阶位低,权柄小,只是些清望之官,本来就挑选年轻有学问、有名望、有识见、有胆量、能开口的才任为谏官。他们讲话讲错了,当然要免职;可是免了职,声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所以宰相说东,他们便说西。宰相说西,他们又说东。总是不附和,总爱对政府表示异见……这一风气,是从宋代始。这也算是清议。(76)

      相当于“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我们参考性地用于民主政体的反对派,似大差不离。宋之谏官,“以立异为心,以利口为能”“所以使人厌也”(77),议事“至于再三,或累十数章,必行其言而后已”(78),“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79)。国家养这批人,专门鸡蛋里挑骨头,以致某些时候“有宰相奉行台谏风旨之讥”(80)。

      这种“清议”无民选代议制背景,与现代反对党的相似度皮毛而已,但那毕竟是千年前,政坛这般“异论相搅”,不独对当道者掣肘添堵,也让诸多决策面临质询,尽量降减政治风险,总是一番开明气象。

      自古,人类自我治理主要共历三模式:神治、人治、法治。它们基本为递进关系,立足法治、否弃人治理所当然,法治确胜人治百倍;而法治形成前,相较神治,人治则为更优模式,其善果较著已由古代中国发展所验,宋便是它臻乎其极的顶点。但“人治”积极面,及自我愆尤纠遏能力,也就到此为止;途穷路绝,欲更前行非另起炉灶不可。这是宋代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意义所在。它从“人治”内部,摸着了秦以来老大难问题命门,调整权力结构,避其崩乱覆辙,将帝制推至一个千年泰然期。然其集权之思后遭区别对待,利乎君权独大者,得继承发展,对君主有形无形之约束则徒具其表,以至不顾(明代上演很多这类活剧)。于是,“权归于上”“皆人主自为之”,从宋代一种权力程序,演变为明清赤裸裸独夫家天下,“人治”从此遍体脓疮,惟待溃破迸猋。就这点论,宋之于帝制中国,虽可谓其“最好时代”,却也开始走向“最坏时代”。

      本文注释:

      (1)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161。

      (2)爱德华·吉本著、席代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吉林出版集团,2008,页50。

      (3)阿庇安《罗马史》序言,商务印书馆,1995,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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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六册,页55-56。

      (5)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第6卷《罗马和平》,台北三民书局,2008,页28。

      (6)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页59。

      (7)同上书,页58。

      (8)同上书,页61。

      (9)《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十三册,页409。

      (10)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页11。

      (11)同上。

      (12)《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十七册,页227。

      (13)安万侣著、周作人译《古事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页132,

      (14)小岛毅《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页143。

      (15)平泉澄著、梁晓弈译《物语日本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7,页102。

      (16)陈恭禄《日本全史》,页18。

      (17)同上书,页19。

      (18)同上。

      (19)同上书,页23。

      (20)同上书,页28。

      (21)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九州出版社,2012,页25。

      (22)魏征等《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中华书局,1982,页1827。

      (23)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162。

      (24)《逸周书汇校集注》作雒解第四十八,页530。

      (25)同上书,李学勤序言,页2。

      (26)《逸周书汇校集注》作雒解第四十八,【汇校】引郝懿行,页530。

      (27)《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页4682。

      (28)同上书,页4368。

      (29)同上。

      (30)同上书,页4600。

      (31)司马迁《史记》秦本纪第五,页123。

      (32)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907。

      (33)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页645。

      (34)《春秋公羊传注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四五册,页17-18。

      (35)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页99。

      (36)《孟子·公孙丑上》,《四书章句集注》,页229。

      (37)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页166-167。

      (38)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页1。

      (39)近读香港开明书店2021年12月版《启功口述历史》,称“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兹从《现代汉语词典》附录《历代纪年表》。

      (40)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2019,页243。

      (41)曹参芳《逊国正气纪》卷二何洲周恕,《明代传记丛刊》第63册,台湾明文书局,1991,页281。

      (42)张廷玉等《明史》职官三,中华书局,1974,页1826。

      (43)《宋名臣言行录》外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四九册,页826。

      (44)《朱子语类》卷一二八,《影印文渊阁四库丛书》第七〇二册,页593。

      (45)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717。

      (46)同上书,页1713。

      (47)同上书,页1715。

      (48)同上。

      (49)叶适《始论二》,《水心集》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丛书》第一一六四册,页91。

      (50)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页2。

      (51)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909。

      (52)脱脱等《宋史》职官七,页3972-3973。

      (53)谢旻等《江西通志》卷七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丛书》第五一五册,页575。

      (54)《朱子语类》卷一二八,《影印文渊阁四库丛书》第七〇二册,页603。

      (5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4,页86。

      (56)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页181。

      (57)《朱子语类》卷一二八,《影印文渊阁四库丛书》第七〇二册,页592。

      (58)脱脱等《宋史》职官二,页3797。

      (59)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739。

      (60)王曾《王文正公笔录》,《全宋笔记》第一编三,大象出版社,2003,页266。

      (6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页80。

      (62)同上。

      (63)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页184。

      (64)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全宋笔记》第六编七,大象出版社,2013,页157。

      (65)点校本《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页2961。

      (6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页81。

      (67)脱脱等《宋史》本纪第五太宗二,页86。

      (68)同上书,列传第一百五十六,页12086。

      (69)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405。

      (70)严耕望《中国政治制度史纲》,页185。

      (71)脱脱等《宋史》食货下一,页4353。

      (72)同上。

      (73)同上书,职官二,页3800。

      (7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三,页5169。

      (75)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436-1437。

      (7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页84。

      (77)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438。

      (78)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一百一,页10897。

      (79)同上书,列传第四十四,页9607。

      (80)同上书,列传第一百六十七,页12311。

    ,遇沉沉不语之士,且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人,应须防口。,遇沉沉不语之士,且莫输心;见悻悻自好之人,应须防口。.....三,页5169。(75)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436-1437。(76)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页84。(77)马端临《文献通考》第三册,页1438。(78)脱脱等《宋史》列传第一百一,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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