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西临新海小镇，东望星火农场，一条高低不平的不到三米宽的奉靶路将高炮靶场定位在小镇和农场之间。站在靶场放眼远望，天高树隐，视野开阔，目及处没有一幢建筑物。奉靶路的北边紧挨一条河，南边就是炮阵地。春夏两季，阵地上长满了老百姓种植的棉花或西瓜。若到寒冬季节，杂草荒芜，野花凋尽，奉靶路就像一条没有水纹的河流，在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上静静地流淌着。
走近靶场，营房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几十号人的场部机关、二是几十号人的指挥连，还有十几排供打靶期间官兵暂住的临时宿舍。场部机关和指挥连仅一条马路之隔，那条笔直的水泥马路，四米宽，百米长，从营房大门直通指挥所。指挥所有一个高高的指挥塔，它是靶场的地标，也是打靶时靶机抵达靶场阵地的参照物。举步之遥是碧蓝的大海，立于海堤，极目远眺，波涛起伏，沙鸥点点。打靶时节，来自南空各高炮团营部队汇聚到这里，这块往日里人烟稀少的土地，一下子战旗飘飘，炮声轰轰，完全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模拟战场”。
1991年冬，我成为靶场里的一个兵，春秋三度，从此记忆里生长着靶场的一草一木。在靶场建场65周年的建军节，我带着一份敬仰和“探亲”的心跳，走近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营房。
从市区前往东海之滨的奉贤靶场，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当年入伍时的那个寒冬之夜。我和一批新兵从上海新客栈出来后，挤坐在那辆老解放卡车上，先是领略大上海的斑斓多姿的霓虹灯，既而进入无边的黑色夜幕。不知跑了多少路，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最终穿过一条被芦苇遮天的小路，到靶场已午夜时分。
到了九月的打靶季节，一辆辆牵引车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块特殊的战场，五彩缤纷的战旗在风中高高飘扬，一门门火炮像一排排列队整齐的士兵，昂首挺立。这时，整个靶场失去了往昔的平静，到处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也让人对激烈而残酷的战争场面有一种切身的体验。看，当靶标进入射击区域时，指挥员一声令下，火炮就像一条条愤怒的狂龙，口吐着胸中的怒火。那一枚枚滚烫的炮弹，如同炉火中的弹球，在瞬间中变成一个个小小的亮点，闪电般地向靶标飞去。我是观察员，眼睛死死地在观察镜里捕捉拖靶，看那一枚枚亮点的炮弹运动的轨迹。“空中穿弹”!“空中开花”!在我不远处的班长用激动的话语，让炮连的战友们脸上的汗水瞬间变成胜利怒放的花朵。待靶机远去后，我看到击中靶标的炮连战友们顾不得那湿漉漉的迷彩服，在激动中互相拥抱，在喜悦中握紧拳头鼓励。那黑乎乎的脸上淌的不知是汗水还是热泪。“千锤百炼，一朝显伸手;六伏三九，几度莫等闲”。自从他们穿上军装的那天起，就始终牢记：当兵不练武，不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是的，他们的苦没有白吃，他们的汗也没有白流，那一次次空中穿弹、开花，正写下了他们苦与累的胜利篇章。
随着一辆辆满载凯旋的战车，靶场又走进了一片寂静。此时，军嫂们从老家打点行装，背上孩子，带着丈夫爱抽的家乡烟，爱喝的家乡酒，乘汽车，坐火车，一路颠簸来到靶场，在那没有女人的男人圈子里，军嫂们一眼就能认出那个又黑又壮的丈夫，内心隐藏的喜悦经不住脸上笑容的考验。有两个调皮的老兵，在饭堂里当着刚落脚的那些军嫂们的面，学着他们相聚时欢悦的话语：
“妻子”羞涩地红着脸说：“家里农忙都好了，我就看你来了。”
“丈夫”看到“妻子”脸上灿烂的笑容，有意地提高嗓门，接着问一句：“你是不是很想我呀。”
“妻子”害羞地打了一下“丈夫”，说：“讨厌，俺才不想你呢，是你儿子整天哭着闹着要来的……”
饭堂里爆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就像林中歌唱的鸟儿，打破了已往常有的寂寞。
军嫂来队，小战士们跑前忙后，准备了盐油酱醋，准备了双人床，还有那扇常年不挂窗帘的小窗，此时也多了一块花色的布……这就是他们临时的小家，如同北雁南飞，带来了家乡风味，捎来了丰收喜悦，待她们稍微息一下疲惫的身体，尔后又会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他们的孩子自然也成为靶场中的一名小兵，这个叔叔教他踢正步，那个叔叔教他敬军礼。小家伙们会乘老爸不注意，偷偷地把腰带扎好，一个正步一个正步地走过来，小小的嘴巴里还带着浓浓的家乡音，大声地喊道：“一二一，一二一……”
相聚的日子是短暂的，一个月在欢笑中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军嫂要走了。丈夫们心里是酸酸的，军嫂们眼角是湿湿的——这就是靶场，一年四季都在演绎着军人的责任与重托，在描写着人间的悲欢与离合。
后来我去空军高炮学院读书，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某部队。那一次离开靶场后，整整25年，我再没去过。转业后，我在上海负责编辑某军休刊物，该刊物的读者是安置在上海生活的军队离退休干部(简称军休干部)。有一天，无意中得知军休干部武登荣曾在靶场任过政委，亲切感油然而生，我决定去拜访他。
现年已90高龄的武登荣，提到靶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紧握我的手，就像一个家长握住自己久别的孩子。那个下午，我们谈了很多有关靶场的人和事。我第一次获悉上海奉贤高炮靶场的前身为防空军高炮靶场，创建于1953年，时驻上海宝山区月浦镇。后由于建设宝钢需要，靶场服从大局移师奉贤县东海之滨。靶场为了祖国建设，军民融合亲如一家。
武登荣于1947年3月参军到了“刘邓大军”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1948年1月在大别山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左髋外侧射入，穿过股骨头及坐骨，身带枪伤，无药可治，后有追兵，多次死里逃生，直到1949年4月才走出大别山。由于左腿受伤没得到及时手术和用药，后来导致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15公分的残疾。武登荣于1978年2月到1980年5月任奉贤高炮靶场政委。当我问及他在靶场任职期间哪些事印象最深刻时，他不加思索地说，是1978年12月全国空军高炮部队来靶场大比武的情景，时任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政委高厚亮亲临靶场，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使广大官兵精神振奋。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我军装备的日渐发展，高炮成为防空战备的主要武器。为了提高地对空高炮的实战能力，全国空军高炮每年都要进行实弹打靶训练和考核。是时，以长江为界，中国领土上最初建立了两个空军高炮靶场，一个是长江以北的山海关昌黎县高炮靶场，另一个就是长江以南的上海奉贤高炮靶场。特别是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军事实力突飞猛进。兵器上，双37、57、85和100高炮的主力作用如今已被导弹取缔，高炮实弹考核的靶场业已完成历史使命，于2012年3月撤消建制。
当我提出建军节那天去靶场看一看时，老人家激动地说：“我的腿不方便了，年纪也大了，走不动了，你代我好好看看靶场的营房吧!”
建军节这天，我独自前往奉贤高炮靶场。当兵时从市区到靶场，开车至少要三个小时，一是路况不好，车速上不去，二是渡船过江等时间。现在是高速公路，有奉浦大桥，整整节省了两个小时。
离靶场越来越近时，我的心越收越紧，虽有25年没光顾的靶场，却从未忘记它的一草一木。走近靶场，我的脚步是坚实的，没有丝毫的陌生感。从大门进入，沿着那条笔直的通向指挥所的马路向前走，右手边的营房还在，那是我曾住过的观察班;礼堂还是那个礼堂，泛黄的陈旧的墙体上依然镶嵌着我熟悉的空军徽标。遗憾的是，指挥所那个高高的指挥塔没有了，只因这里已是南空某汽车训练团的驻地，它已不再是昔日的靶场。
来到小车班后面的那一排家属房所在地，眼前仿佛出现了一抹动人的情景：军嫂来队，小战士们跑前忙后，准备着盐油酱醋，准备着双人床，那扇常年不挂窗帘的小窗，也多了一块花色的布……
走在那片广阔无垠的阵地上，视线里又出现了战旗烈烈的景象：一辆辆牵引车从四面八方涌向这块特殊的战场，五彩缤纷的战旗在风中高高飘扬，一门门火炮像一排看齐的士兵，昂首挺立。
时代在发展，兵器在提升，我国空军高炮的威风时代已成为往事，就像靶场一样，它已成为历史洪流中的一叶小舟。追忆只是种感怀，发展才是最动人的旋律。
风从海边吹来，一阵清凉，我抬头远望，天空一片湛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