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又是一年麦收季，又是一个丰收年。
莱西的麦收集中在6月中旬，恰好是父亲节前后。每到这个时节，我就不由得想起当年父亲缴公粮的情景。
父亲名叫张丰同，姜山镇绕岭村人，做过20年生产队会计，账目理得清清楚楚，为人本分，诚实守信，乡亲们都以“老会计”相称，以至于取代了他的本名。
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民要按照承包田数量和等级向国家缴纳公粮，这成了父亲在每年“三夏”当中最重视的一件事情。
一般都是在扬场的时候，父亲就开始预留公粮了。扬场，是小麦脱粒晒干后、准备入库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一项技术活，我学了好些年也不会扬。父亲是扬场高手，一张大木掀铲满麦粒迎风抛向空中，形成一个美丽的扇形，麦糠被刮走，麦粒落成堆，父亲会把上风头的麦子用木掀赶出来，再用筛子筛去沙子，单独装袋准备缴公粮，这部分麦粒成实饱满、出粉率高，缴公粮的时候最容易通过验收。
缴公粮，准确来讲应该叫“卖公粮”，因为国家是给钱的，只不过比市价低一点，印象中小麦市场价八九毛钱一斤的时候，国家收购价是六七毛钱。需要卖多少公粮，村里会提前下发通知。父亲抽屉里有一张1997年的通知单，上面显示“应交小麦任务88公斤、夏季提留103元”，其中小麦任务先是填写的73公斤，划掉后改为88公斤，应该是后来做了调整(见图)。
按照通知单的数量，父亲会提前秤好、装袋，并预留出足够的分量，任务是88公斤至少会装90公斤，然后我和他一起用小推车推去粮管所。粮管所负责验收的同志早就认识了父亲，一边说着“老会计来啦”，一边将锥子捅进袋子掏出一小把麦粒，照例放几粒嘴里咬一咬，跟过磅员道：“老会计的麦子最放心，验都不用验。”
接着过磅员报出分量，说多了好几斤，卖掉还是挖出来?父亲连声说：“卖掉行了，卖掉行了。”
现场有人说，“都跟老会计这样，多痛快!”
确实，有不少农户的麦子因为不干、不成、有糠、有沙而通不过验收，只好重新摊开晾晒、过筛，粮管所偌大的水泥晒台摆弄得满满当当，有的则因麦粒太秕被打回去。像父亲这样一次通过、创下“免检”信誉的农户委实不多。
其实在大包干实行后第一年缴公粮的时候，父母之间也是发生过一次小插曲的。当时母亲让我撑着编织袋，从下风头装了几袋麦子，准备缴公粮。父亲发现后，倒也没发火，只是心平气和地跟母亲说：“自己吃的，杂木(质量差)点不要紧;缴公粮的，别叫人挑出毛病赚没脸。”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做通了母亲的思想工作。事实上不同意又能怎样?知夫莫如妻，母亲太了解父亲了。
但是一旁的我却贴着母亲说：“这些也不杂木啊，能验上不就行了?”
那时候我刚下学不久，对父亲一贯的“大公无私”有些看不惯，免不了嘟囔几句。
父亲说：“人要脸，树要皮，咱不叫人说不是!”
没办法，我只得乖乖地撑起袋子，帮助父亲从上风头装满小麦。到了粮管所，果然顺利通过验收。讲真，当我和父亲享受着工作人员的夸奖和人们赞许的目光时，心里也是很受用的。从那以后，用上风头麦子缴公粮就成为我们全家人的自觉行动，这个规矩，一直坚持到父亲去世之后、公粮取消之前。
父亲是2000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十六去世的，百日那天正好是缴公粮的日子，两个姐姐、姐夫都来给父亲烧百日。母亲吩咐我们先去把公粮缴了，她老人家亲自带了簸箕、筛子和编织袋来到场院，两个姐夫都会扬场，他俩扬好后，母亲郑重其事地用木掀在麦堆上划出一条线，让我们再过一遍筛子、她最后扇一遍簸箕，装成3袋，由我和两个姐夫用自行车每人驮一袋送往粮所。
我知道，母亲在用这种方式纪念父亲、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从那以后，每年缴公粮我和母亲都会亲力亲为，把上风头最好的麦子卖给国家。
2006年，国家取消了公粮、农业税、义务工等农民负担。当年夏天母亲在蒸出第一锅新麦馒头后，先在正北摆上一个，口里念叨着：“他爹，吃新馒头吧，这是上风头麦子磨的面粉，如今国家不征公粮了，种地还给补贴哪!”
这时候，父亲当年缴公粮的情景以及老人家对我的教诲，就浮现在眼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