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革命者，地下党，随时准备的牺牲和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是这篇小说的基本底色。作者以简约而繁复之笔，观照“我”爷爷的故事，从他的遗产和奶奶心里一直化不开的结，勾勒出复杂和极端境遇下的人性纠葛。那种最难以判断对错、最触动人心的尖锐部分，给人以回味和想象，同时生出更多的思忖：个人坚守的艰难与无奈。在小说丰绕的叙述背后，是那种情感的冲撞与涡流，这也是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
像是影子，像是其他
□李浩
偶尔，奶奶会只言片语地提到我的爷爷。在我的感觉中，奶奶嘴里的爷爷像是一道影子，或者别的什么——反正，是一种稀薄的、抓不住也摸不到的“飘泊之物”，一种似乎不那么真实的存在。在奶奶的只言片语中，爷爷有太多的名字，譬如“你爷爷”。譬如，“他”。譬如，“不着家的”。“睡窝棚的”。譬如，“死鬼”。“痨病鬼”。“胜儿他爹”。“瘦兔子”。“疯子”。还有的时候，爷爷会被奶奶完全地省略掉，她直接从事件讲起，听着听着我才意识到，哦，原来她在说我的爷爷，原来，她又记起了他。
“痨病鬼”是奶奶提到爷爷时最最常用的称谓，是故，从未见过面的“爷爷”在我脑袋里一直是一个穿着长衫，瘦瘦的，偶尔会咳一点儿血出来的病人形象，他弱不禁风，面色苍白……我父亲最听不得这个称呼，他只要听到，就会对着奶奶一次次纠正：他得的可不是痨病，而是肺结核，不是一码事儿，不是一种病，他是肺结核——“咱娘犟，你更犟。”母亲对父亲的所谓纠正很不以为然，“痨病，不就是肺结核吗？怎么会不是一码事呢？你没学过医，你不懂。”母亲在公社里当过两年零三个月的赤脚医生，这段经历足够让她鄙视父亲更为可怜的医学知识。“就不是一码事儿！要不然，有了痨病，怎么还有肺结核？都叫痨病或者都叫肺结核不就行了？”父亲也不肯认输，只要奶奶再在他面前提到我的“痨病鬼”爷爷，他还会固执地纠正，尽管他的纠正对我奶奶起不到半点儿的作用。
那个痨病鬼躲在树园子的窝棚里。他可鬼着呢。有几次我去找他，本来他就在那个破破烂烂的窝棚里可我就是没看到他。要不是我出来的时候他从后面叫我，我怎么也想不到，痨病鬼藏在那里。
那个痨病鬼。一天天就是咳，就是咳。他藏着钱呢。我早知道，他藏着呢。可就是不肯抓药。我说你就等死吧！痨病鬼还笑。我说你天天东躲西藏，就知道东躲西藏——你想没想过，你被二鬼子抓去？像林苍那样。痨病鬼还笑。
不怕？瞎说，他怕着呢！有一天半夜，痨病鬼敲门，我打开门，他在家里换了一条裤子然后就朝外面跑，我喊他他也不回头。什么味？我低头一看，裤子都是湿的，都是他尿的！那时林苍和林强都还没死。林苍说他们从滨州回来，半路上遇到二鬼子检查。二鬼子坏着呢！他们摸人的手，摸人的肩。痨病鬼让人家抓住手就吓傻了。他说自己的确不是种地的，是教书先生，没书可教了才去贩卖布头什么的……人家当然不信啊！路边还绑了三五个呢，他们被打得鬼哭狼嚎，就因为手上没有茧子。痨病鬼吓傻了，他哆嗦成一个儿，有个二鬼子笑起来：看，这家伙尿裤子啦！林苍说，你爷爷因为这泡尿救了自己。一个经人一吓就尿裤子的人，怎么会是当兵的，怎么会是地下党？他们又故意折磨了他一阵儿，然后把他放了。放了，痨病鬼就和林苍他们逞能，就自己本来就内急，眼看要躲不过去的时候急中生智，有意把尿尿在了裤子里……
他怕。要不怕，他也活不下来……痨病鬼后来还跟我解释，说自己是故意的，是急中生智，先把自己救下来再说……他可鬼着呢。阎王叫了几次都没把他叫去。要不是他和挨千刀的四赖子换了命……
对于奶奶的这个说法，我父亲一直不以为然。他承认，我爷爷怕过，但这不能证明他是懦夫，只能说，他是一个珍惜生命的人，他这么一个珍惜生命的人投身革命，却干一项“要命”的事儿，恰恰说明他是勇敢的。父亲也有他的证明，甚至，他的证明来自于市志和当地的资料汇编。我母亲对父亲的证明也不以为然，她的例证是自己的舅舅，“前些年，他说自己打伤过一个日本兵，后来那个日本兵就被他打死了；去年，报纸上又登采访，他一个人就杀死了三个日本鬼子，明年可能更多……”
那个痨病鬼。什么也没给家里留下。他还给小花传上了病。
我母亲说，这才是我奶奶心里的“症结”所在，奶奶对爷爷的怨气和愤恨皆是由此而起。母亲说，小花是我的三姑，活到六岁，据我父亲说她一向乖巧一副讨人怜的样子，腮一直是红红的——“那时候她就已经病啦！当时，兵荒马乱的，没有谁能把命当命。”母亲说，我爷爷的肺结核没有传给奶奶、我父亲和四叔，却传给了三姑。在三姑咳了几天的时候奶奶到村外的窝棚里去找我爷爷——这并不好找，我爷爷居住的地方常换，十里八村废弃的窝棚都被他睡遍了。奶奶求他，拿出几块银元来给女儿抓药，就算是借他的也行——好说歹说，一脸难色的爷爷终于从一棵槐树的下面扒出了一枚银元：“这不是咱的。你记得，咱得还。咱得还上。”
我母亲说，爷爷的那块银元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大夫来了，也抓了药，但我三姑还是一日病重一日，最后，她都照看不了自己的弟弟了。你四叔也懂事儿，他拉着姐姐的手不哭不闹，你三姑留给他的鸡蛋羹一口也没吃。我母亲说，奶奶又去找爷爷要钱，爷爷告诉她已经没有了，一分也没有了，都发出去了……“其实他有。你爷爷吧，这个人……当年那些人，都这样。也不是他一个。”
爷爷是地下党。1996年出版的《滨州市志》上有他的名字，职务是中共地下党滨州区委副书记。他负责整个滨州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滨州市志》曾专门地提到一笔，他在负责这部分“党的资产”的时候，没丢过一分钱，也没把一分钱用在自己的身上。据说这项内容是我父亲到市委史志办“要”来的，他向“兜里习惯插两支钢笔”的寇永革详细地讲述了我爷爷的故事，他的遗产和奶奶心里一直化不开的结，直到把自己说得泪水涟涟，把专心记录的寇永革也说得泪水涟涟。“你知道吗，我娘，到现在也没原谅他。她总觉得，要是我爹能多拿几块大洋，我的花儿妹妹就不会死。他也不会。”
我的“痨病鬼”爷爷还是个“不着家的”。他总是在外面，宁可睡在外面，宁可东躲西藏，风声鹤唳地躲在外面，也不肯像别家的男人那样，在家里待着，坐着，种种地或锄锄草什么的。“他痨病了也不肯在家里待。”
奶奶的怨恨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逝。至少表面上如此。她真的不肯原谅。在奶奶的描述中，爷爷在这个家的存在就像是淡淡的影子，有一种似有似无的飘忽感，他的心在别处，身在别处，尤其是后来，日本人占领了之后，尤其是“紧张起来”之后——“里里外外，都得我一个人。你找他？不着家的可不能让你找到。他忙着呢，瘦兔子似的。”奶奶一边纳着鞋底一边自言自语，油灯的细火苗一蹿一蹿，油烟中弥散着混杂了蓖麻油的灯油气味，它早已把整个屋子充满了。“受的那个罪哟。”奶奶说的这句没头没尾也没有主语，我不知道她是在说我爷爷还是说自己。
对爷爷的“不着家”，我父亲也有同样的感受，他承认，家里所有的事儿都是奶奶在操持，而我爷爷则完全不在场，他只是偶尔地回一次家，更偶尔地会坐下来和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在我父亲的记忆中，爷爷能留下来吃饭，对于全家人来说简直算是个节日。“那样的时候太少了。”我父亲记得，有一次爷爷回来，还给我的四叔带来了一个玩具：一只用陶烧制的、绘有彩色斑纹的泥老虎。我父亲记得，那只陶虎一下子变成了我四叔不肯释手的宝贝，只让我三姑摸——我父亲在吃饭的间隙偷偷伸出手去摸了一下虎头，四叔立刻哭着尖叫起来。
在四叔的记忆中，爷爷几乎不存在，就连影子也算不上，“我没印象。我根本想不起他长什么样。不过，你爸爸说的泥老虎我倒是记得，不是陶的，用胶泥烧的，上面涂的油彩没几天就被擦掉了。我记得是你奶奶，和换布娃娃的用纳好的鞋换的——没你爷爷什么事儿。”四叔认为，我父亲把发生在奶奶身上的事儿挪给爷爷，“他那心思……你爸爸就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你爷爷的儿子。哼，也没沾上光。他死得早，屁劲儿也使不上。”
是的，爷爷是一个不着家的人，他在家里的时间很少，特别是“紧张了”之后，日本兵要抓他，二鬼子要抓他，国民党兵和土匪也想着抓他——有几次，我奶奶和三姑四叔还睡着觉，门突然被打开或者窗户纸突然被捅破了洞：但他们找遍了角角落落也找不到爷爷的影子。奶奶，对闯进房子里的人从来没有好气：没见！他早死啦！我还想问你要人呢！你看看，这个家——那个死鬼要是在，能过成这个样子？
“你奶奶，厉害着呢。”四叔拍拍我的头，“咱们家里，你奶奶是最厉害的那个人，她可不是让人的人，任何人只要经她一嚼，连骨头都得被嚼碎喽！十里八村都有名！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四叔再拍拍我的头，“不这样也不行。活不下去。要不是她，咱这个家，早就……唉。这个家，得感谢你奶奶。你爷爷……家里没沾他半点儿光。”
——“你四叔，就想着沾光，沾了一份还想着十份儿。”我母亲对四叔的说法并不赞同，“他可没少沾光，你去公社广播站——你以为人家不是因为你爷爷的关系才照顾的他？没待太久，是他自己不争气，还能怪谁？”一提起四叔，母亲就有一肚子的愤慨，她始终觉得奶奶太过偏心，“占便宜没够。干啥啥不行。”
好啦，话题还是回到我爷爷的“不着家”上来吧，在这点儿上，他真的就像是一条时有时无、多数时候是无的影子。他在家的时候很少。即使回来，也都是夜间，甚至都是后半夜，那时候我的父亲、三姑和年幼的四叔都已睡去，只有纺线的或者纳鞋底的奶奶还在油灯前醒着，墙上跳动的影子比她更瘦更长……偶尔，被自己的身体压麻了手臂的父亲翻身，睁一睁眼，他看到爷爷坐在炕沿上的影子——他根本来不及说句什么就被自己沉重的眼皮压进了梦乡。“家里的事儿他什么都不管。”我奶奶这样说，四叔这样说，而我的父亲……他不否认这是事实。“你爷爷是很少回家，而即便回来，也是大人孩子都睡着的时候。没办法。那么多人抓他。他还管着钱，整个滨州、烟台地区的活动经费。再说，你爷爷不回家，还有别的理由。”
父亲给出的理由是：一、爷爷不回家，是不想给家里带来危险，他可不想家里人受自己太多牵连。那时的地下工作，可真是掉脑袋的事儿，要是在家里被抓那一家人可能都跑不掉。二、他得了肺结核，怕传染给家人，就是这样他还是把肺结核传染给了我的三姑，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
父亲的理由并不被奶奶接受，至少，她不能接受第二条。
“这个家，就像没有他一样。”
小时候，我被父母安排在奶奶身边，跟着奶奶睡，而他们则在不停地忙，用父亲的话说就是都在忙“革命工作”。作为酬劳或者别的，父亲和母亲会给奶奶一点点儿的钱，会给奶奶购买小米儿，蜡烛，沧州红枣，针和线，棉花……母亲说，不止一次地说过，你奶奶真的是——她觉得让孙女跟着自己睡就仿佛亏了多少似的，好像油也是孙女用的，灯也是孙女用的，米和面也都是孙女用的……“我们给你奶奶的东西，养你三个都足够！”
奶奶则是另一种说辞，她说，我父亲可真是我爷爷的儿子，“不着家也是随啊！又是一个油瓶倒了不扶的手！”她说，哪来那么多的革命工作，他们就是懒，不愿意管孩子，又不是在打仗，又不是紧张时期！仿佛是为奶奶的话语佐证，我四叔时常坐到奶奶的炕头上说着说着就聊到我的父亲母亲，很随意地说一句，二哥今天下午捞了不少的鱼。他们没给你送来？二嫂子今天看戏去了，她买了糖葫芦吃，弄得嘴上全是糖！你知道，刘栓嫂子爱嚼舌头，就是她告诉我的，说，你嫂子，是个什么样子！没工夫看孩子，倒有工夫看戏！
偶尔，奶奶会做出制止，你别说了！别让孩子听见！“她还会传舌头不成？”四叔拍拍我的头，“我说的又不是假话。传也不怕。小宁啊，他们就是不要你了。要不然，放你奶奶这里干吗？”
看看你！奶奶并不愿意听这话，你怎么长了一副娘们舌头！我们家小宁，懂事儿着呢，可别和你爹娘说啊。大人的事儿，小宁不掺和。
是的我不掺和，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怎么掺和，怎么掺和了还不被训斥——所以，我躺在炕上，玩着自己的衣服或者被角，一副没有耳朵的样子，但他们说的我都听得见。譬如，我奶奶也会和四叔提及我的爷爷，“那个死鬼，本来可以不死的。也不是要命的病，都带了三四年了。可是，他非要。他的命换给了挨千刀的——本来那个挨千刀的早已经死了。”“他跑到关东去了。没听说再被抓到。”“该死的偏死不了，那不该死的……”
我奶奶不止一次地提到爷爷的“换命”，这是她对爷爷耿耿于怀的另一个缘由，每次说起她都会咬到自己的牙——“这个死鬼！自己的孩子都不管不顾！”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知道奶奶讲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什么是“换命”，我只是默默地听着，反正奶奶也并不是讲给我听的——我觉得她是讲给自己听的，只是讲给自己听的，而我在她身边，不过是给她了一个可以不顾忌地说出声来的理由：随着时间推移，我的这一感觉越来越重。因为她讲的故事多数无头无尾，多数只是一个片段，一个跳跃不已的句子，一个场景，甚至一段人物不明的对话……她似乎是在和自己的记忆说话，这个倾向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
把那些只言片语以及我父亲、母亲和四叔的讲述串连起来——于是，我在自己的大脑里搭建了有关爷爷的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是个黑故事，它始终被奶奶记恨，在我父母那里多少也有些讳莫如深，似乎奶奶的记恨也传染给了他们。下面，是我搭建起来的故事，它可能与在我奶奶、父亲和四叔那里的故事并不太一样。
……
（全文详见《江南》2022年第二期）
李浩，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孙犁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