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石舒清，本名田裕民，1969年生，宁夏海原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宁夏文史馆馆员。出版各种文学著作十多部。获第五届、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表弟》被改编为电影《红花绿叶》，获第三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
某杂志通知需要一张个人照片，像素须符合多少多少云云。像素是不大懂的，但肯定照片的质量要高一些，比如自己日常用手机拍的大概就不敷一用。
于是决定到照相馆去照。就去了一家较大的照相馆。因为人人都可以方便拍照的缘故，照相馆成了一个多多少少有些古怪的存在，给人一种老古董的感觉。
我把刊物的要求给照相师傅看了看，他专家那样点着头，一切不在话下的样子。我相信也会是这样的，但是没想到会要求化妆，涂脂抹粉一类。这个我是不大接受的。照相师傅就要求换上照相馆的服装。为什么要换服装呢?把我这样子照出来就可以了啊，但我还是遵命换了服装。我是身量小的人，什么衣服于我也容易不合适。最小号的最小号的，我声明着，就凑凑合合换了一套衣服，白衬衣蓝西装什么的。照相师傅说我的腰带也不行，鞋子也不行。照相师傅显然是在做着一个整体的要求。我有一种进入了某种程序不得不如此的感觉。
一切都换好了，照相，又是摆桌凳又是摆花瓶什么的。我觉得是过于隆重了些，好像为我一个人做了一桌大餐似的。最值得一记的是照相的时候:一会儿让站着，一会儿让坐着;一会儿让头低一些,一会儿又让抬高一些;让向左偏偏，向右偏偏;下巴再稍稍收一些;眼睛不要眯着，干脆把眼镜摘下来试试;身子不要动，再稍稍靠前一些;头不要歪;眼睛看镜头;等等。我觉得身子机器人化了，脸上糊了厚厚一层泥巴似的。这样子还能照出好相来么?
终于照罢了。我心情复杂地说着道谢的话。让三天后拿照片。现在都是即照即拿，三天后才可以拿照片，正说明这样的拍照和那种即照即拿的拍照不是同一等次的。我不知道自己被拍成了什么样子。这样的费工夫下大力气，把我拍成毕飞宇都是有可能的。
三天后拿到照片，我看见了一个大致是我的人，白发已经一根也没有了，而且脸上的皱纹也被神奇地医好了，一个也不见。而且虽然我谢绝了涂脂抹粉，但照片还是被弄出了涂脂抹粉的效果。一句话，我被整成了一个“小鲜肉”。老头子被弄成小鲜肉还不好么?还有什么不满意?没什么可说，拿了照片就走。我还算相对讲礼仪的人，但是努力着也没能说出“谢谢”两个字来。怎么办?约定的时间到了，再照来不及了，而且这照片无论如何说，它是符合要求的像素的。容不得犹豫，就把这照片发过去了。心里却是一个大病，觉得派出了一个不可靠的替身似的。
这大概是我照的最让我沮丧的照片了，觉到了一种被奚落被曲解。人们的标准多么不一样啊。照相师傅越努力，越要达到他心目中的那个目标，离我的标准就越远。其实只要符合像素，他随便给我照一张相就好了。在我看来，他倒是做了很多吃力不讨好的无用功。
看到一个名字:马小盐，觉得比马小燕、马小雁等等好多了。
我觉得起名字的原则是，既不能太通常，也不能太离谱，如马小盐者就很好，给别人以启发，给自己以暗示，就可以了。
起名字最忌太刻意。比如有人起名字，需要查字典才可以读出来，何必何苦呢?
大毒枭被抓到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他竟然一米五刚过的个头，肩膀倒显得宽而结实，使他显得不很协调。他见到老朋友那样和警方开心地说话，从脸上的表情打死也看不出他是戴着沉重的脚镣。都知道他是走到尽头了。气氛有些怪异的热烈和轻松，好像多方面达成了一个理想的心愿似的。
不能释然的一个信息是，这个和毒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从来没有吸过一次毒品。
今年高考的时候，有许多人穿着旗袍去给考生们助威加油。为了加持力更强一些，一些便便大腹的男人们也穿了旗袍摆在那里。所以穿旗袍的原因，据说是受了旗开得胜的启发。就有调侃说，如此讲来，除了旗开得胜，他还可以提供两个有效力的成语，一个是脱颖而出，一个是光宗耀祖，这就需要不但脱去旗袍，还要脱得光光才可以。
不过依照现在大爷大妈们的见识和激情，脱光也是分分钟的事。
需要统计一下，这样的大妈大爷们究竟有多少，这个数据里的信息应该是很要紧的。
湖北十堰发生的一个事，值得一记，说是两个小孩在水边玩耍，不慎被水浪卷到水深处去，情势危急，很多人在岸边看着叫着，不知该怎么办，这时一个小伙子跳入水里去，小伙子水性好，很快两个孩子都救了上来。
就在大家都在说着惊叹和感谢的话时，小伙子忽然说，刚才忙于救人，这才发现自己的项链不见了，两万多元钱呢。一下子气氛就变了，大家的眼神也变了，窃窃的声音多起来，都想着小伙子这是设法子要钱哪。趁着人多混乱，被救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已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小伙子还在说着他的项链的事。他在众人眼里成了一个很古怪的角色。有人说，要钱可以直说，救命要钱，说得通的，不必这样，说得小伙子有些张口结舌的样子了。
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后来小伙子搞到一套设备，披挂齐整，潜入水深处去了，他从水里再出来的时候，举战利品那样举着他的项链，落到水底的淤泥里了，这么大的一个水潭，竟让他给寻到了。
寻到项链的小伙子很快就离开了岸边。人们在水边三三两两站着，说着一些闲话，后来也都散了。
收藏家们收了多少自以为贵重的东西，还不如收藏这串项链呢。
一学者。名声不小。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他的文章我确实是佩服的。但是看到他也写书法，很大的字写在很大的纸上，就我的眼光看，字写得不怎么样，像用老扫帚扫院子似的，不但扫不干净，还带出很多的扫痕来。我对写字最低的一个要求是，可以写得不好，但是一定要写得认真，认真写却写不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毕竟人人不是书法家，有人写字一辈子，也踩不着好书法的门槛。写字写成那样子，还每写必大字大纸，是有些浪费了。当然他会说关你何事，浪费的又不是你的纸。但不计谁的纸，总是浪费了。
和朋友议论这事，朋友说，字写成那个样子，自己确实是不知道的，人总是盲于自知，圣贤都不能免此。但是他周围的人，他的家人、同事、朋友们就看不出么?看出来怎么不说上一声?让他或者静下心来好好练字，或者就偷偷写写好了，不要再张榜示众，宣之于外。我们分析说，之所以任他丢丑露怪而无人进言，一是大概这人脾气不好，脾气不好的人是难以收获到有益的进言的;另一因素可能更重要，就是这人学者而外，还有行政职务，于大家有实际作用，说了你的不好，丢了我的好处，傻子都不干这样的事。于是就你写你的，我看我的，需要帮腔时，喊几声好，竖一竖大拇指，这都是很便当很容易的。
朋友说，你信不信，肯定有人当场夸这字写得好，极好，极有风骨风格，极具自己的面貌，把写字的人都说糊涂了你信不信?
利害作祟时，任何话都是能说出口的。
在小白的书摊上买到一本《难字字典》，回来翻了翻，却觉得不会有太大用处。第一，人们在用的时候通常都用那些不太难的字，更主要的是，不太难的字似乎已经够用了。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说，难字好比奢侈品，即使一件奢侈品不用，对人们的日子也是不会有大妨碍。但是备一本《难字字典》在家里在手头，却也是读书人的应有之义。
印度《五卷书》中有一段名言：“在什么地方，不应该尊重的人受到尊重，应该尊重的人得不到敬意，在那地方，一定会发生三件事情：灾荒、死亡，还有危机。”
一个记忆：母亲用鸡骨头做调羹用，把清油涂抹到发面上烙油香。那时候对食物格外敏感，放学回来，在街门口就能闻到母亲烙油香的味道。
这记忆容易让人湿眼窝。
一个记忆：母亲把钱埋在米罐子里，手伸进去，在米里摸索摸索，有时候会摸索到钱。读初中以前没见过白米，好像黄米的油性比白米更大些。手在米里通行无碍，摸到钱的机会是不多的。摸到的最大面值不超过五角钱，五角钱是不敢拿的。要是有硬币就好了，但是没有摸到过硬币。那么最好不过一角钱。
有时候把钱从米罐里摸出来，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上一小段时间，又悄悄放回米罐里去。从摸到钱到送回，中间这段时间，如同小鱼落在了激流中，那种心情，不可言喻。
看周一良先生的《毕竟是书生》，开篇说到他的曾祖父周馥。周馥，原名周复，后来李鸿章推荐他时误将“复”写作了“馥”，将错就错，从此由周复而周馥。也许李鸿章有意给他改了名字吧，这就不得而知了。
李鸿章是周馥的命中贵人。结识李鸿章之前，二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地位悬殊到也许终生不得一见，然而事实却是见了。周馥原本谈不到什么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在街上摆测字摊算命的，算命间隙，也给人写写信，写写呈文、对联什么的。命运的转机来了，周馥有一个表亲，在李鸿章家的伙房里任挑水工，这也不是多么了不得的差事，但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虽是李鸿章伙房的挑水工，却因此有了某种可能性，不管这可能性最终落在谁身上，都不免和他这个挑水工有因果关联。长话短说，挑水工和伙房的采买关系不错，这采买是个人精，却不识字，采买到东西，就请挑水工的亲戚周馥给他做账记录。李鸿章闲时翻读账本，见一笔好字，不同寻常，即问写字人是谁?这样周馥就有幸来到李府任幕宾，专事文牍处理。后来就是这个当初摆摊测字的周馥，竟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谁能想到伙房里的一个挑水工，一个远亲，会成为一个家族命运巨大转折的重要棋子呢?周氏一门，自此红火了好几代，到周一良这里，虽不及祖辈显赫，但也是书香一脉，绵亘不绝。也许是经验到宦途的福祸同在的不安吧，周一良兄妹十人，真正身在仕途的没有一人，周一良先生在文中一一罗列了兄妹十人的各自身份:
周珏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周艮良(天津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周杲良(美国斯坦福大学神经学系教授)、周以良(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周治良(北京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周景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三个妹妹珣良、与良、耦良也都在教育行业;周一良先生个人，系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在哈佛大学日语系任教员，后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等。
但是身为读书人就平安无事了么?周先生晚年写有自传《毕竟一书生》，结合先生漫漫一生的遭际毁誉来看，结合这个貌似朴白的书名来思量，其中的感慨，实在是极深的。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的一个体会是，不要读太多的书。与其读太多的书，不如把很少一部分书多读。我用以多读的书还没有挑选出来，要选出十本二十本来，捉牛鼻子那样读，这样就不枉是一个读书人了。
从炼狱里出来的人写的书，如果有幸碰到，我就读读;从炼狱里出来的人说不了多少话，他们的书都很薄。说是他们，其实为数不多，少得像个单数。我把他说的话看上一句，就觉得我手里有了一把钥匙，并且很清晰地看到了锁孔。
有一年和梦也兄去青海，在西宁的一家古玩店，看到三本《鲁迅全集》，全集共二十卷，古玩店只有三卷，1948年版本，红布面精装，七八成品相，近七十年过去，那红布依然红得热烈，像沉浸在喜庆的事情里忘了出来似的。
我对鲁迅先生，是有强烈又持久的兴趣的。我买书最多的作家，莫过于鲁迅，种种版本算下来，能装满一个书架。
记得老板当时开价一千二百元，我没有拿。回来后却总是不能释然，一直记挂着这几本书。前段时间，在孔夫子网看到这套书的全集二十卷，标价五万五，当然是看看而已，同时就想起了在西宁古玩店见过的那几本。网上留有老板信息的，于是发信息问这几本书还在否?答说在的，问多少钱?几番讨价还价，言定八百元成交，快递费到付。很快就收到了自己惦记了好几年的几本书，赶紧翻到后面看，翻到版权页看，有所希望和担心似的，一看果然如我所担心的，我希望看到的东西没有看到，那里空空的，就像佛头被谁悄悄盗去了。
原来这套书在版权页，特意留出一小块位置来，专门用来粘贴鲁迅先生的印章，就是“鲁迅”两个字。但是我买得的书里，印章被揭去了，有一本揭不得法，还留了一点残余在书上。在我心目中，三本书八百元，其中那三个印章就值最少三百元，现在却是一个也不见，我的心情可想而知。终于忍不住，几天后致信西宁老板，问说三本书版权页的印章哪里去了?老板一脸委屈回信过来，说他当时收到就这样的，他不知道后面有印章的事。细看看书上的揭痕，确实好像是一个老伤疤了。没什么可讲，只能如此而已了。
春节期间，忽然发现自己微信里的表情包变了，就像一场雪后，黑狗变作了白狗一样，非常碍眼，非常不能适应，可能是不觉间碰了一下哪里，导致这样的突兀的变化了。比较于文字，我是常常用表情包的，觉得这种简易手段更合为我所用。忙忙请求儿子给我换回来，换作原来的表情包。儿子说，这是表情包升级了的原因，表情包升级，就成了这样子，换不回去了。不但我的，他的表情包也成了这样，不只我们的，所有的表情包都成了这样。就觉得升级的多事，用得好好的，升什么级啊，而且都已经用习惯了，这样的表情包还怎么用?我看着升级了的表情包，就像看着美容失败的一张张脸那样。
这大概是前三天的心情。现在，升级后的表情包我好像已经用得有些习惯了，吃惊于对这种变化的接受之快，适应之快，人是如此的容易健忘么?是如此容易于接受和适应么?我竟从升级后的表情包里忽然看出好来，看出这种升级的必要来。这其实是应该暗然心惊的事情:当人被无端剥夺后，再强行塞给新的替代物时，如果觉得自己在其中起不到什么作用，妥协和顺应就成了容易的。
在快手里听了两个人的乐器演奏，一个是手风琴演奏，一个是二胡演奏。手风琴演奏者系某大学音乐教师，一招一式，颇见功夫;二胡演奏者则只是音乐爱好者，连用来演奏的二胡也是他自制的，但看得出，也属民间高手了。
两相比较，觉得专业自有专业的好处，就是训练有素，看不出什么破绽，技术上更胜一筹;但民间乐手，也有着他的特别之处和独到之处。好像他的演奏不给人重复感，好像他每一次演奏都是第一次演奏，技术也不是不过关，而是与专业技术有别的另一样技术。而且好像他对我们熟悉的曲目做了新的理解和呈现，使我们从熟悉的作品里听到一些新鲜的异样的而且是好的东西，给人启发:原来一件旧作，当你以新的方式呈现它的时候，它就好像因此成了一件新作。尤其感情的成分，演奏者在作品中参与的程度，民间演奏者都是强过专业演奏者的。
一个想法是，让这两个人PK打擂台，看谁的支持者更多一些。这个过程和结果会是很有意思的。
公园里的树上，有许多的喜鹊窝，一眼能看到好几个喜鹊窝。有时候一棵树上就有着两三个喜鹊窝。在有些树上搭窝，有些树上不搭窝，喜鹊一定是有选择和考量的。如果加以研究，一定会研究出要紧的学问来。其实和人们选择家园的标准是一样的，比如采光好啊背风啊不易受雨淋啊等等。一只喜鹊在树梢上立了叫着，好像看到了远处的什么似的;十来只喜鹊落在草坪上好像在商议什么;两只喜鹊在湖边上顾盼交流，不知道它们是一对夫妻还是别的;一只喜鹊在树根旁跳来跳去觅食。照这样看，或许公园里有几千只喜鹊呢。喜鹊这么多，尤其这么多喜鹊窝架在树上，树边的湖水可以把目光在粼粼的波光中带向很远。前面有人用大扫帚不紧不慢地扫着走道，就觉得应该沉浸在这一刻，不多思虑，享受一时是一时吧。
看电视“越战越勇”栏目，一个来自东北的钢琴油漆工，长得很像毕飞宇，气质也像，只是个头稍矮了一些。他借着做钢琴油漆工的方便，自己摸索着弹钢琴，已能弹奏一百多个钢琴曲。节目现场弹奏了几个曲子，我作为外行听来，是相当的不错了。于是就想到很多说法，歪打正着啊，无心插柳柳成阴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等等，还想到偷艺一说。如果真是那个材料，偷艺偷成大师都是有可能的。世上的事，好像有时候就是要拧着来，借此给一些人机会，给另一些人以打击。个种滋味，颇耐咀嚼。
我一直是新疆篮球队的球迷。可能是因为自己是一个西北人的缘故，家乡没有篮球队，西北五省，也只有新疆在CBA有一席之地，于是就顺势做了新疆男篮的球迷。多少年过去，忠心耿耿，没有变化。广东队、辽宁队都是CBA传统强队，但是觉得和自己关系不大，输了赢了，无关痛痒，只格外关心着新疆队。新疆队近来有些走低，让人着急。新疆队也是传统强队，得过冠军的。但不知高层是怎么想的，把得冠功臣亚当斯不要了，要来一个叫克拉克的取而代之。这克拉克，名头响亮，是NBA冠军队成员，在NBA都有过辉煌业绩。熟悉篮球的都清楚，虽说都是打球，但CBA和NBA就是两个概念，不可同日而语。请来克拉克，想着是要靠克拉克大杀四方，显然是想错了。就像NBA与CBA是两个概念一样。在NBA的克拉克和在CBA的克拉克也判若两人，几乎就不会打球，攻防两端都显示劣势，甚至还不如新疆队的几个本土后卫，比如曾令旭等。往往是，新疆队刚刚取得一点优势，换上克拉克来，三两分钟，这点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优势就让克拉克给挥霍掉。克拉克自己也显得困惑和沮丧，好像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把球打成了这样子。就是因为克拉克，新疆队的排名一路滑了下来。看着换克拉克上场就担心，看着球队一路成绩下滑就着急，忍不住就想，为什么还留着克拉克呢?为什么还让克拉克上场呢?比如试错，还要试多少次呢?试到什么时候算完呢?有人会说，都是篮球专家在那里，肯定有人家的考虑，用得着你操心么?但无论怎样的道理，在屡屡输球面前都会成为全无道理。想着当时新疆把亚当斯送走，是认为亚当斯打球太独，虽然个人能力超强，但团队意识弱。那么就要找一个比亚当斯更强的人才合乎逻辑，现在却是找了一个不上则已、上必输球的克拉克。是贪着他的牌子亮么?当亮牌子没有了现实的作用时，那亮牌子还有什么用?
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大家明明看见选的那人不合适，很不合适，是实践屡屡证明了的，但还是等着，还是耗着，不知在等什么，不知耗得起耗不起。明明看着选非其人，明明看着因为这个人而带累甚至带毁整体，但就是没人说，一径这样子下去。爱之深责之切，球迷的心也是容易凉的，等你不加反省不知自救地一滑到底，球迷也就丢开你了，虽然谁都不甘心结果落得如此。
清大臣李侍尧敛财的一个办法是，把一个珠子卖给下属，得钱后又把这个珠子拿回来。实际是一种变相的索贿行贿。这个珠子被卖了很多次，卖给了多个人，最后还是在李侍尧这里。
李侍尧出事后这事被公布了出来，乾隆帝震怒。乾隆派往云南查办李侍尧案的人是和珅。和珅是一个更大的贪官，我们作为后人来看，是很有些滑稽的，但和珅当时受命往云南时，一定是一副清官的样子无疑。查出李侍尧斑斑劣行后，和珅建议将李侍尧斩监候，大学士和九卿认为应斩立决。乾隆帝确实很愤怒，但又觉得李侍尧是当朝不可多得的能臣，关键还是个忠臣，无论如何都是忠于自己的。比较于清官，乾隆帝更需要的是忠臣，于是在乾隆帝这里，他是不想杀李侍尧的。不想杀又不便说出来，就把李侍尧案卷传与各省督抚看，说是想听听大家意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出反常，必有隐衷，皇帝的隐衷给安徽巡抚闵鄂元揣测到了，就及时上了一本，说李侍尧其人，罪人一个无疑，但也是有功之人，其罪当罚，罪不至死。正说到皇帝心坎上，乾隆帝还主动补加了一段，记起李侍尧爷爷的功劳来，说当时祖宗艰苦创业打江山的时候，还是明朝守将的李侍尧的爷爷李永芳，主动献出了抚顺城，努尔哈赤不是因此把自己的孙女都嫁给李永芳了么?话说到这个程度，李侍尧的命自然就保住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同样的罪行不同的人来犯，得到的惩处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李侍尧卖珠子的事，觉得其中多有回合波澜，或许可以钩沉出一篇小说来也未可知。
听二连襟介绍，在网络上购得一些中药。在网络上买药是多么不靠谱，谁会在网络上买药啊。所以买药，完全是出于对连襟的信任。
和药店老板加了微信，购药前须倾诉病情的，我说头晕，血脂高等等。就问两便如何啊，睡眠如何啊，口苦不苦啊等等问了一大阵儿。一一据实交代了，又要看舌苔，怎么看?离着这么远(对方说他在山西)。然而有办法，自拍一下给他看即可。感觉到拍出来的舌头太难看了，都有些难为情。但是我也想，自拍的舌头也是可以采信的么?不同角度拍来，同一个舌头的颜色是很不一样的啊，但还是拍过去。
不久就收到快递来的药，一个疗程两千五，不便宜了。
遵嘱吃过一个疗程，快要结束的时候，老板来电话了，建议再服一个疗程，而且为了能有更好的衔接，早早就要报上名去，好让他们及时准备第二个疗程的药。第二个疗程，还是两千五元。然后药老板又是问两便睡眠口苦否等等。一一答过，又要看舌苔。拍给他看，他说，看起来是好了一些，接着吃药啊。
第二个疗程吃到中间，忽然有种种不适感，我即和老板联系，说服药后有被水淹到胸部的感觉，呼吸也因此不畅，而且一次右胳膊麻木到十分钟左右才缓解。我不安地求教，是不是停服一段时间药呢?答复说，没问题，此为正常反应，继续吃就是了。但强烈的反应在我身上，使我惊惧，于是就私自停服了几天，后来觉得毕竟是花了钱，还是吃完了它吧，陆续就吃完了。
快要吃完药的时候，老板又来信息，问疗效如何?我说，不瞒您说，疗效不明显。他说，你睡眠如何?我说睡眠一直不是问题。两便如何?没有大的问题。口苦不苦?他总是这几问，使我都不乐意答他了。免不得又要看舌苔，拍了给他看，自己也觉得那舌苔真是难看。想不到他看了却大感满意，说就舌苔看，病情是好多了啊，现在是要加大药剂，再吃一个疗程。记得他原来说只需吃两个疗程的。我说暂时想缓缓，吃了两个月药，得缓缓了，而且吃您的药的同时，我也还在吃别的必吃药，吃药太多自己也担心。老板于是反复说，吃药要吃在最好的时段上，不能擅自停药，现在吃药，是巩固前面吃药的成果，现在不吃，则等于前面的药是白白吃了，又苦口婆心大声疾呼那样说，不要错过良机啊，多少病人都是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良机。说得我有些不安，也觉得不快，好像我得了不治之症了。我即不客气回信说，我当初买药，不过是血脂高、头晕，现在血脂还高，头晕依然，除此而外，我并没有什么大病。我已经明显看出对方是意在卖药而不是治病，而且他对我舌苔的惊惊诧诧早就让我有某种被猎者的感觉了。
不想再多交流，想拉黑他，但心里又强烈地想等等再看，看他接下来说什么。事实是，接下来他什么也没说，他留下一个落寞而又仓皇的背影，在我的微信里消失了。
看微信朋友圈，一收藏家在自己的朋友圈发文配图，文字很短:“文人黑迹必然会成为当下收藏的热土。”就这几个字，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有错别字，把“墨迹”写成了“黑迹”，但又觉得有一种歪打正着的感觉，好像反而因此写对了似的。原本应该是“墨迹”，但实际上已非“墨迹”，多为“黑迹”，无意出之，反成妙笔。
记得学生时代，班里每每丢了东西，老师要严查时，我的那种特别心境。
谁拿了主动交出来。老师在讲台上过来过去走着说。并且老师会说，其实谁拿了他是知道的，他之所以不说出来，只是给犯错误的同学机会，让他自己交出来，自己交出来和查出来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老师这样说着时，教室里静得人不敢大声呼吸。而老师的大有深意的眼光就一个学生一个学生挨着看过去。这样的时候，我几乎是要崩溃了，如果老师看到我时目光停下来不再动，我一定会在不可自控的慌乱中站起来。然而说老实话我不可能拿别人的东西的，但我又确实有着这样不禁任何检查的心理。就是说，和那个真正偷了东西的人比较，看起来我更像是小偷。我会心跳如鼓、口干舌苦、眼珠子乱转，额头出汗。这种心理的表现影响了我一辈子，使我常常在一种无端的苦恼和焦虑中。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这说的不是我，这说的是我所佩服的人。我自己则是，只要氛围紧张起来，只要形成高压态势，不待鬼叫，我自己就会像鬼一样叫起来。
看一篇谈克制与放纵的文章，说，有时候，克制是比放纵更浪漫的。就觉得这话说得好，想记到笔记本上的。又说到一个女人的生活过得好不好，通过眼睛就可看得出来。但是不知怎么的，忽然就转到说眼霜，说女人有魅力的眼睛和好眼霜的关系，接下来就不说别的，只说眼霜了，后来又出现眼霜的照片和价钱等。以为在谈别的，原来却是在做生意，就发现许多事，无论如何开头，到后来发现都会落到生意上。
这就使人看文章的时候，免不得有了一种不安和担心，担心看着看着，忽然一个大拐弯，拐到你料想不到的事情上去。
在小区看到一个中风后在恢复过程中的中年人，他还只能拄了拐杖挪小步。
他的脚脖子里跟紧着一只小狗，时刻显出为他担心的样子来。他走动时小狗也受到鼓励似的摇动着尾巴动起来，他一旦停住不动，小狗就紧挨着他的脚，抬头关切而又紧张地看着，好像在评估着他还能不能动，好像在用眼神劝说着他，累了就休息休息，就停一停，一点都不必着急。这人这样子了，从心身两方面都对他保持了最大关切不离不弃的，可能无过于这只小狗了。这与其说是一种安慰，倒不如说更显凄凉。
小狗有一个小孩子的枕头那么大，看不出它会有多少力量和能量，它能给予病人的，也只是这种不离不弃的陪伴和相守了吧。
刘苗苗导演要求我把我的短篇小说《花开时节》改编为电影剧本，允许我和儿子合作。我即和儿子商量，由他写第一稿，我写第二稿。关于写作方向，我们商议出如下一个目标或者说主题：
每个人所追求的那一点点好像非分的美好的东西，最终都没能如愿。生活像幻觉那样热闹了一下，又回到日常的寡淡里。一切都像肥皂泡上的色彩一样，光怪陆离，不可捉摸的好看，但只要轻轻触碰一下，所有的好看原来都不经轻轻一触碰。总之就写追求的极其努力和最终的不能如愿。努力的力度愈大，最终的不如愿造成的失落就愈大，慨叹就愈强烈，从而形成一种大的张力和感染力。
这几天一直在为一部可能会拍的电影想名字，《花开时节》《米乃的三月》《两罐蜂蜜》《带彩球的帐篷》等等，想了许多，但导演刘苗苗女士都不大中意，我也觉得不是太好。
和儿子议论，儿子说起根据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电影，小说改成电影后，名字由五个字变成了一个字：《暖》，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就叫暖，就觉得这是近乎天成，无意得之的好名字。好名字就是近乎唯一没有第二个选项的名字，这样的名字，是灵感对现实的高度概括和精准捕捉。要得到理想的名字，苦想笨想是不行的，得依仗灵感的惠顾。
忽然想，也可能有些本末倒置了，其实电影的内容才是最根本最要紧的，好比《七武士》《原野》这样的片名，之所以好，不是片名有多好，而是好的内容使这样的片名好了起来。也许剧本写成后，而且剧本写得很满意，一个合适的片名会瓜熟蒂落那样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