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欧阳奚之先生，大约是1977年的秋季。
那时，我在老家王岭的一处民宅里教书。三间三木落地的房子，东头一间是教室，中间屋，房主家里放些杂物，西头的一间，办公室兼寝室。
一天，大队里安排一位漆匠师傅来给我们漆黑板。来者个子不高，大约五十来岁，典型的古铜色皮肤。简单的寒暄几句，他便做他的手艺，我便教我的书。
课间的时候，他到我们的房间倒杯水喝，可眼睛老是盯着我的办公桌。那时候，我有些像文艺青年，办公桌上，净是些乡村里不常见的书籍和刊物，《李自成》(姚雪垠)《片石集》(赵朴初)《郭小川诗选》《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安徽文学》等等，堆满一桌子。他随手拿起身边的一本杂志，我也没有太在意。过会儿他说：“姚雪垠一笔字写得非常清秀。”我也只当是他随便说的，并没有多想。他又拿起一本《人民文学》翻翻，之后指着姚文元的名字轻描淡写地说：“那年我在延安，听过他的报告，他水平还是很不错的。也许是在国统区时间呆长了，我第一次去延安时，看到的听到的都感到特别的新鲜，第一次听‘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时，心里无比的激动，跟那些听惯了的靡靡之音有天壤之别。”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突然嘀咕起来，这个漆匠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似乎对漆匠手艺并不什么上心，倒是对那些远在天边的闲事兴趣不小。后来，他还跟我讲过陈登科，讲过四十年代安徽的一些报人及其报刊。当时，我越发的疑惑。说他海编乱吹，他又说得头头是道，非亲身经历者，想编也编不出来;如果说是真的，他又怎么做个土漆匠呢?
班上的两块黑板，轮番着漆，这位矮个子漆匠师傅先后来我那里不少次，我发现他跟我的另一位搭档话不是很多，本来他们之间还有些沾亲带故的，可他却偏偏喜欢跟我什么都聊。聊着聊着，他在我的眼里，绝对不只是位漆匠师傅那么简单，而是一位一定有着非凡经历的文化者。隐隐约约的，我也能猜出，这个小老头肯定不是等闲之辈。
三番五次的接触，不知不觉间，我对他除了有些崇拜外，感觉他与我挺投缘的，几天不见，就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跟初恋的感觉有些相似。接触多了，我也渐渐的了解了他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
他叫欧阳奚之，欧阳是复姓，跟“木杨”同音不同姓，现居杨柳吴渡，是个半路出家的农民。不过，我觉得“奚之”的名字跟农村、农民完全融合有点天然的难度，与“龙、虎、梅、花”之类的名字怎么也混不到一块去。
后来，我才知道，他确实农村出生的，1920年左右出生于庐江县田桥公社徐塝大队阳院生产队，这一带，好几个村庄都姓“阳”，跟我爱人同姓，他是“传”字辈，比我爱人高一辈，如此算来，属我的长辈。他读过几年私塾。
再后来，可能源于一种政治嗅觉，他跟我说起话来，不像原来那样吞吞吐吐遮遮掩掩的，我心里的谜团也渐渐解开。
是怎样的契机让他离开庐江偏僻的老山里奔向芜湖这个大码头，如今已无法可考，从他有一句没一句的介绍中，知道他是1938年只身来到芜湖的。他很快的融入这个人潮拥挤思想开化的城市，在这里，他参加了青年艺术社，开始了笔墨生涯。起初写标语，继而写文章，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之中。他先后在《皖东日报》《芜湖报》《文化周报》《复兴日报》《京芜周报》等报社工作，从当记者到当社长，直至任上海《粮食日报》芜湖版的总编。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他就在南京的街头。他向我描述当时的情景，是我一直到现在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上都没有看见过的场景。炮弹呼啸，窗屋震得颤微微的，国民党军队如水溃败，不等人民解放军登岸，他们早逃得没有了踪影，街上，仅一些散兵游勇流窜。
如果不是一点意外的话，他也会随军南下，作为随军记者加入到解放大西南的行列中去，只是人生没有如果。
他本该在清平的时代中最好的年华里奋发有为，创作出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出来，但更多的时候，种瓜不一定能得瓜，种豆不一定能得豆。在和平的环境里，他开始写长篇小说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草堆的故事》交到出版社的时候，编辑给了他高评价，并很快纳入出版计划。岂料他因经常仗义执言，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他被下放到远离芜湖的庐江县杨柳公社一个叫吴渡的地方劳动改造。那部小说因作者的问题，连底稿都不翼而飞了。
离开芜湖的家时，自己才三十几岁，青春正好;妻刚三十出头，最小的女儿才一岁，娇妻弱子，正须依赖。他在农村一呆就二十年，那是怎样的二十多年啊!个中滋味，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二十多年，音书无个，仿佛泥牛入海。他也从未回过一次芜湖，彼此天各一方，各自忍受着生存的煎熬和人生的孤独。这孤独和煎熬简直就是无法挣脱的生命枷锁，能让人向生无路，向死不甘。
他曾和我解释过他学做漆匠的原因，他一介单薄书生，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既不会做，也无法承受，不得已而为之。不过他也有个意外的收获，这就是在做手艺的时候，开始学写毛主席的草书，他临摹的诗词，非专业人士看不出任何一点差别。我想，他晚年从事书法创作，也许就是从这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底，他向我告别，他要回芜湖的家里一趟。家，是多么熟悉的地方，于他而言，家究竟怎样，他无法想象。也许是因为年轻，没有什么社会阅历，也许是一种政治的幼稚，思维跳不出那些教化，在我的心里，把他的回芜湖只当作长时间没有回家的人一次有些特别的回家而已，根本没多想些其他的东西。事后，我不得不佩服他政治嗅觉的敏感和思想的敏锐。二十多年的苦风凄雨与世隔绝，依然保持着这样清晰的思维判断何其难得!他已经预感到他的二度生命已经开始了。
相处的时间不长，我们俨然是一对最好不过的朋友了。临别的时候，说再多的话也无法驱走彼此心头那种恋恋不舍的郁结。他回芜湖了，我的心莫名地变得空落落的。其实彼此分开的时间并不长，我却恍若隔世一般。终于等到了他1979年2月21日给我的来信。我欣喜若狂，急忙拆开信封，把那封信快速浏览一遍，我的眼眶渐渐的湿润了，一时间心里百感交集。后来忍不住一遍又一遍的再看。
他告诉我，他向各级组织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回应，经过调查取证，他的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事情的进展，比原来预料的还要快还要好。那就是：历史问题，维持1955年的正确结论，错划右派，立即给予改正，恢复国家干部职级，保持从参加革命起到恢复工作时的全部工龄。经济上还可以适当的补助。尽管为数不多，也是让人十分高兴。目前，具体的工作还没安排好，在机关等候分配。一家人分离时间太久，家人总想他调离合肥，回到芜湖工作，这样一家人也好有个照应。他把家人的要求和自己的想法向政工处的领导汇报。估计他们要跟芜湖的人事部门通通气才成。调动的手续也比较繁琐，一时半会，可能还搞不定，到时候他一定会给我写信。
信中他对党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的举措感激不已。他说，尽管我们受尽了冤屈，在苦海里挣扎两十年，但所幸那沉重的一页还是翻过去了。前些天，当厅里领导向他宣布平反结论时，他热泪盈眶，心潮起伏。夜里几乎整夜失眠，就是拿起笔来也颤微微的。这种莫名的心情，也只在这样的时候才会产生的。思想里想得很多很多，一时也不知说些什么好，他一任老泪纵横。
一时间他心里百感交集，于是他把这种复杂的感受，化成文字传递给我：“人生长河里有几许悲欢离合、荣辱兴衰，我是饱经沧桑。它既有像坟墓一样的冷酷凄凉，又有像童话里宫殿般的瑰丽多姿;有时像冰雪样地赤骨冰心，有时又像威士忌一样醇厚浓郁!啊!此时此刻，唯有在此时此刻，我又是多么痛恨这支不听使唤的秃笔，笨拙如牛般地写不出我内心的感情，也好吧，朋友，让留下的那许多余味，让你也和我一样，在美好的思想境界里，去慢慢咀嚼吧!”
以今天的眼光来读他的来信，也许会觉得非常平常，但对当时的我而言，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一者说明他原来跟我说的他那些经历不是子虚乌有，他之所以跟我说这些，确是把我当作了他的朋友，以他的经历推断，他绝不会像祥林嫂那样逢人便说的。再者，作为一个有着这样不寻常经历的朋友，终于熬出了头，等到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万分庆幸，可喜可贺!许多年来，无以为家，偏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回家，这说明我们还蒙在鼓里，他分明早就看到了征兆。还有一点也让我十分惊讶：七九年二月，这是个什么时间呀，稍作回想，就不难知道，那是个既麻木又敏感的时间啊，他在信中却铁板钉钉地提出邓小平同志，这种预感，多敏感啊。他分明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偏远农村麻木了二十多年，而政治嗅觉非常人所能企及。也敢直说啊，像苏武牧羊一样一压就二十多年，难道这样的代价还不足以清醒?那时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余威仍劲，却在这样的当口提“邓”，这会有怎样的政治风险?
这封信里，他的那种大开大合悲喜交集的人生感慨，虽然只寥寥几句，几十年来我却一直难以忘怀，也许，不，肯定伴我一辈子。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心理能定格多少这样柔软的瞬间，于我而言，这样鲜明深刻，历历可数。
记得他从芜湖回庐江跟我见面时讲过的一个笑话。那天，他到芜湖时，天色已晚，他找到沿河路99号时，一位女青年正依门织毛衣。和她比邻而居的一位老者见他打探消息，便问年轻的女邻居：“小时，那老年人是你爸吧?”她瞄了一眼后，摇摇头，理都没理一声。或许是里屋的人听到外面有说话声，或许是有心灵感应，一个中年男子走出来一看，这一看让他惊呆了，果然是离家二十多年的老爸回来了!回家后，他才知道，儿子，大女儿，二女儿，都已成家，且都有了孩子，最小的女儿姗姗，已出落成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要知道，他离家的时候，她还嗷嗷待哺呢!这本该是一个熟悉的大家庭，却变得如此的陌生!
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况味?
谈话中得知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直接点名他作为全省粮食系统的典型给予平反，怪不得力度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
他再度回芜湖不久，于1979年4月8日又给我来信了，他满含深情地回顾了我们之间萍水相逢的结识经过，他特别珍视这份忘年之交的缘分。他跟我约定，让这份缘走到地老天荒。希望相互之间经常通信。谈工作，谈生活，谈文学，谈人生，谈别人不屑一谈的鸡毛蒜皮，他希望我们之间的通信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做到无话不谈，无事不谈。
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后，他在信中还是忍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他忘情地奋笔疾书：“我被重新唤醒了。我抖一抖全身的污垢，跃身到青翠欲滴的春天的山峰，放开封闭二十年的歌喉高唱一首《生活之歌》!那高昂、激越、浑厚、隽永的旋律，缭绕苍松翠柏、迭峦险峰，冲击着我心海里沉封的污浊，唤醒了我生活的激情!于是，我又重新懂得了生活，认识了生活。生活的真善美，又在我的血液里欢畅地流荡，自由地流荡，幸福地流荡!”“去年腊月，当我离开魔窟似的茅舍，来到繁华的城市芜湖，这生活对我是那样的陌生，一点不夸张，我简直像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了。岂但是城市生活的陌生，更为可笑的是家里的亲人们也陌生了。二十年了，孩子们大了，新生代又出世成长，我们这一辈的老了，这也就更不值得奇怪了。自然界的新陈代谢，这是自然法则所规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我再现在亲人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被无限苦楚、悲伤、愤懑、欢欣、愉快、幸福所交织成的巨大洪流所冲击着，泪和笑交融在一起，就是第一流的心理学家，也不能拣出哪一秒钟是悲伤，哪一秒钟是幸福，可惜我们都是中国人，无比醇厚的内在感情，出于民族的习惯，不能像欧美人那样放肆地拥抱狂吻。可是这巨大的感情波涛，把我们冲击得全身发抖，更多的是无比的幸福沉浸在沉寂之中!春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多美好的节日。春节之夜，更是像童话里庄严宫殿般绮丽，像抒情诗样的温馨。在大年夜的餐桌上，我们这苦难的一家团圆了，仅仅这样的一个主题，也够多愁善感的作家们写下几个长篇的素材，那是多美的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说不清是悲剧或者是喜剧的素材啊!那洁白剔透的荧光灯，那无线电送来的《喜洋洋》管弦乐的轻快旋律，这一切都给我们这个曾经是多少年苦难而今称得上是幸福的家庭增添了多少喜洋洋的气氛!同志!当你早晨起床时，亲人给你打上一盆洗脸水，牙刷上挤上少许牙膏;当你行走在风雪黑夜里，亲人们为你撑起雨伞和你并肩行走;当你睡到深更半夜时，亲人为你加上一床厚厚的绒毯时，你会觉得这是幸福吗?你会觉得这是人类最高尚最纯洁的爱吗?也许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你自小就在这爱的抚慰下成长起来的。而对于像我这样从风华正茂的青壮年时代到被污风浊雨吹皱了我的面皮淋屈了我的身躯的人，亲人的爱，对我简直比茅台、古井还要醇厚醉人!我曾自认为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厮混过不少年的人，而对今天的城市又是那样的陌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我才想起，我是被生活遗弃得很久很久的人。”
他在信里说，他的工作安排已经有眉目了。信中还提到让我帮他联系甄居老师给他写几幅字。欧阳老先生他还托我帮他买些木料，他准备打些家具。他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对美好生活的无比热爱和无限向往令人动容，虽然他的情绪深深感染了我，但读罢他的来信，细细品味，字里行间还是掩饰不住一个饱经沧桑的知识分子的心酸、悲愤和无奈，以及生活的重重压力。联系他托我帮他买树锯板打家具一事，可以想见他的贫穷窘迫之态。而信中提到的甄居老师，也是一位饱受冲击的教书先生，写得一手好字。两个素不相识的知识分子，居然在重压之下，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当然有成全的义务。
1979年高考时，我获得初选资格，但毕竟上中学时，没念过什么书，我的数学成绩连十二分都没考到，最后落选了。欧阳先生听说后，几次写信安慰我开导我。在失望甚或绝望的情绪中，他那些语重心长的劝慰，仿佛是我生命暗夜里的一盏明灯，给我温暖，帮助我冲破无边的黑暗重新寻找人生的方向。每当我心里有什么想法，或者心里有什么疑惑时，总爱写信告诉他，而他的回应总能帮我在徘徊彷徨中，找到最合理的选择。有时候，彼此之间歇一段时没通信了，哪怕是一丁点事都没有，心中就隐隐觉得，生活中好像少了点什么。老先生曾经戏说我们之间有“信瘾”。1981年1月30日他给我来信时说：“最近一段时间，虽然没给你写信，其实我曾多次给你写信，一次次地写，又一次次地放下，抽屉里留下许多信头子。写，又没什么事;不写，又觉得这么长时间了，该给你写封信了。”我知道，这是他从心底牵挂着我，而我何曾心里放下过他?
1981年2月8日，我又收到他的来信。信写得很长，几乎要到加资的地步。随信还寄来他儿子欧阳叮的散文《夹竹桃花》。文章的立意很好，文笔也很优美。我忍不住一读再读，并且用自己稚嫩的笔写下了一篇近四千字的评论。我把这篇评论寄给了老先生，可能是出于鼓励，他一个劲地夸我的评论写得好，还说，他连读了好几遍。这一年的暑期，我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破伤风，在县医院住了二十多天院才出院。他写信给我，一再叮嘱我注意休息，把身体养好。
在来来往往的通信中，他跟我讲的最多是阅读与写作问题。他认为，生活，对一个搞创作的人尤其重要，没有生活的底子，写出来的作品一定是轻飘飘的。记得有一次，他给我写信专门谈生活，一气写了十几页，可谓洋洋洒洒。谈得很深很透，却没有半点板着面孔说话的腔调。
欧阳老先生退下来之后，有了大把时间练习书法。1985年3月31日他随信给我寄来一幅书法作品：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我懂得这是他勉励我不断努力，但这幅作品笔势流畅，刚柔相济，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还给我寄过杜牧的《山行》，这幅作品到现在我还收藏在家里。
从他的来信中，得知他和黄叶村先生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山书画院，几年之后，他发起成立黄山书画院，并亲自担任院长。他举办“两岸情书画展”和“中山书画展”时，把精美的展目都寄给我分享。在各种书法杂志及报纸副刊上也经常看到他的书法作品，其作品还被收入《安徽省书法家名人图录》《中国书画家作品精选》《古今墨录书法撷英》等典籍。甚至许多作品还流传于德、美、日、韩、新加坡及港澳台地区。他的人物专访文章也不时地看到，其影响可见不小。短短几年时间，他已然转身成为地方文化名人，成为安徽书法界小有名气的书法家，一方面说明他有良好的禀赋和超乎常人的勤奋，但不能不说这与他常年在农村做漆匠手艺脱不了干系，做一家，写一家，年年写，这基础打得多牢。
在他专心书法的时候，那几年我的人生遭遇有无法说清的无奈，像是走进了十八层地狱，工作也是是调过来调过去，我把所有的痛苦埋在心底，几乎断绝了和外界的所有交往。老先生用书信找我，我工作过几个学校，他都去过信。这些信，有些转给我，大都是在好几个月之后;有些便被别人当废纸处理掉了。我一直引以为憾的是没有及时给老先生回信，汇报我的相关情况。当时，我心想，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才得以安度晚年，再别用自己的琐碎之事给他添堵了。
我调到乡镇教委工作以后，跟他通过几次电话。我到当涂城郊中学考察时，当时他的黄山书画院办公地点设在汀棠公园内，我专门去那里找过他，可惜从窗外只看到一些书法作品和精美的办公布置，没有见到他本人。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都足可以使我们失去联系，比如他年事已高，行动不方便，比如电话还不普遍，比如我当时难以支撑的生存压力。但这一切都无法作为我原谅自己心存愧歉的理由。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只是因为我的偏执，使得我们之间迷失于茫茫人海，再也寻不着对方了，以至于连他老人家的过世，我都无从知道。那是我心灵深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憾绵绵无绝期。
如果忏悔有用，我一定把它作为我的日课，祈求老先生的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