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入建设兵团的云南知青 ***
知青有两种，一种是支边知青，是一九六五年以前志愿“支边”去的，这只是很少一部分，集中在边疆的农场，分别在北大荒、新疆建设兵团、云南建设兵团等等。一种是一九六六年掀起文化大革命后将国家搅得不可开交的“老三届”这一代人。他们是一九六八年响应上山下乡动员离开城市去的建设兵团，享受部队待遇。当年因为他们的到来，云南省新成立了很多农场，一些部队农场也让给了他们，建设兵团确实是按部队编制，农场下设营、连、排、班。分场是营级，因为临近边防，每个分场都有一个配备枪械的武装民兵排，但是，和部队却没有直接的联系。
这些有幸加入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是那么的自豪，不入伍却是军人，还发工资，一去就是20多元一个月，比服役当军人的第一年6元津贴高了很多，而且十多年也没变，服装是统一的蓝色制服，还都是四个口袋的干部服，也不需要站岗放哨，搞紧急集合，野营拉练什么的，区别在于他（她）们没有帽徽领章罢了。
到云南的兵团知青号称有十多万，实际上不到十万，后来减去病退回城的，种种原因调离的，最后还有八万九千多。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我所服役的部队驻地在临沧地区的勐定坝，原来国防军第五十四军的农场也由他们接管了。大概到了一九七八年，除了新疆建设兵团以外，其它建设兵团都改成了国营农场，云南的建设兵团统一划归云南省农垦总局。
到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们经历了一系列从兵团到农场的变动，加上多年来农场管理上的官僚弊端，加上云南边疆的封闭落后，再加上知青们生活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奇差的现状，虽然时间过去了十年，但农场的发展不进反退，制抑了、伤害了广大知青的感情，使知青们从早先文革时期自以为是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一腔激情慢慢变成了忧己，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
对云南知青的生活境况我有过一次亲身的经历，也许可以从某种程度上了解他们。记得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刚入伍不久，我所在的边防部队一辆进山拉柴的军车不慎翻倒在深山的原始森林里，我们几十个战士被紧急抽调前往救援，我们要做的是在事故现场重新开出一段简易公路把车拖出来。
紧张的简易公路开挖出来后已经到了下午，我们留在现场等拖车，炊事班抓紧在事故现场附近的一个农场借他们伙房的锅灶做饭，此时知青们还没有收工，炒完菜后我们的炊事员照例要打扫厨房，涮锅清洗，却被知青们的炊事员止住了，说刚炒过菜的锅这么油，洗了可惜，让我们将就把菜炒出来吧...！
开饭时炊事员把这事讲给我们听，我们几个在家乡插队当过知青的战友听完眼泪都差点就滚出来了，我们虽然也是知青，还真没有苦到这份上。
傍晚拖车还没有到，农场的知青们收工回来，个个都穿着统一的蓝色军便服，近乎分不出男女，见到我们一群当兵坐在厨房周围，女知青们纷纷进到茅屋里换下蓝色军便服，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出来，男男女女都站在宿舍旁边默默地看着我们，从大城市来的他们，青春的脸庞上布满了沧桑，鲜艳的服饰配上周围简陋的、低矮的茅寮、土坯房，显得那么的不协调，这反差也忒大了点。
我感觉他们的眼神透着麻木、呆滞，冷漠、无奈，也有那么一点对我们这群军人的羡慕。也许，没有这场车祸，就不会有我们这帮军人来打破他们多年的寂寞，而没有这场车祸，我也没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到这些云南知青真实的生活状况。
车拖出来后，我们很快离开了，我记得直到我们离开，手里拿着饭盒的他（她）们都没有一个人进厨房打饭。我们一个带队的基层排级干部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们这帮新兵说，信不信我很轻易就会找她们中的一个女知青同意当我的老婆，对此我无语。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云南知青。边境上凡有场镇，通公路的路口，都会自然形成两国边民的边贸市场，边民们周末定期来这里买卖东西，边民们把这叫做贸易街，那几年正是国家逐渐开放的时候，边境贸易经处于自由交易状态，不再当成投机倒把打击，只是对服装，工业产品之内还定义为“走私”。记得那是一九七八年的某个周末，我和几个战友请假去逛边境的贸易街，在街上，我曾碰见过四个知青，三男一女，他们是从缅甸境内过来给家里寄钱物的，看到穿军装的我们，他们明显有一种亲切感，主动上前和我们搭话，攀谈中了解到，他们中三个是上海人一个北京人，他们说很想家但不能回去，因为他们早几年私自越境到缅甸去参加缅甸人民军（现在这支部队已经瓦解了，他们当年的副总司令彭家声后来在缅甸的果敢称王，果敢这片地区也被缅甸政府划为自治区）。
他们自己认为当时他们是去支援世界革命，是去解救还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缅甸人民，但他们的行为客观上却是擅自越境，被定性为“叛逃”！所以，他们现在回家怕被逮捕追究法律责任不敢回去。他们说，当初离开大城市时，去接他们的人告诉他们，他们去的边疆建设兵团享受部队待遇，到时候可以退伍回家。动员的人还告诉他们，云南是个好地方，山美水美风景美，边疆少数民族人也美。那里水果种类多，一年四季都有吃，头顶香蕉脚踏菠箩，一派迷人的亚热带风光。
他们信了，从昆明下了火车换汽车，几天几夜都没走到，那时才知道远不是那么回事。好不容易到了总场，却不是目的地。他们所去的农场分布在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从总场出来，送他们的那破旧的老爷汽车摇啊摇啊，大半天才在几间茅草棚前停下说到了，这就是分场，大家傻眼了，都不肯下车，几个男知青火了，抓起汽车摇手柄，逼着司机开回去，司机没办法，发动汽车就在那简易的山间便道上转，反正他们也不认识路，直到简陋的山路颠得人都要散架了，知青们被转晕了，转到半夜，大家也撑不住了，总要找地方睡觉呀，最后还是回到老地方下车，这就算加入兵团了。
这帮从文革的造反风浪中走出来知青们，自以为是带着憧憬、带着理想、带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追求和使命而来，可是，到了这荒凉的地方，面对兵团干部们的冷漠，面对这除了野生动物就是原始森林的旷野，觉得一腔热血无处发泄，很是失望，后来听说缅甸人民军是缅甸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缅甸解放的革命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些知青便不顾一切相约出国投身“世界革命”，他们几个就属于这类人。这些带着狂热的信念加入人民军的知青们，作战勇敢不怕死，有少数人还当上了营团干部，这四人都是干部级别，三个是人民军中的连级干部，一个是副营级干部。
从他们的口中我了解到，无情的战争使很多知青都血洒异邦，永远也无法再回到生养他们的故土啦。
和这几个知青分手时，他们那依依不舍的眼神很让人黯然神伤。他们当初自己认为的为世界革命献身的激情显得那么盲目，随着时代的变迁，随时变幻的政治气氛，他们默默地就会消失了，很少有人还能记得他（她）们。
* * * 知青大返城 * * *
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孽债》，用电视人的手法表现了云南知青大返城时场面，而那一年我正好在便将服役，我所在的部队周边农场知青返程的现实情况与之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返城的导火索源于云南一个叫橄榄坝的农场，这个农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因医疗事故死于难产，这原本是若干知青死亡事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但事件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时，那时中央已经宣布文革全面结束，祖国大地百废待新，知青们也在企盼他们的命运能有个转机，这个女知青的死触动了知青们心底尘封已久的东西，十年了，他们一直被漠视，他们医疗条件之差，生活环境之恶劣一直没引起重视，得知死讯的知青们很快自发地从各农场各连队赶往橄榄坝医院，在医院那毫不起眼的小小停尸房前，女知青们触景生情地抽泣着，男知青们则骂声不绝，现场在压抑的气氛中激发、渲染着怒火与不满，知青们由此而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前途，知青们认为，徐铃先既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条件改善医疗条件也是应该的。而农场的官僚们却无视知青们的感情认为他们是小题大做，试图强行处理尸体，此举激怒了知青，这些当年的造反先锋们在憋屈多年后终于爆发了彻底的叛逆，他们决定：抬尸请愿！
此事件迅速波及云南省的八大农场，马上得到全省知青们的声援，有的农场还组织了万人签名活动。事件后来虽然在景洪州委和农垦局领导的表态下得以较圆满解决，然而，知青们心底已经触发了的躁动并没有停息。
不多久，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知青问题，而这场关于知青工作的会议竟然开成了马拉松，历时四十二天才结束，足见会议讨论之艰难，最后的会议决议对支边知青只提了一条：把支边知青定性为“国营农场青年职工”，享受国营农场职工同等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