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木箱，在现代家具的冲击下，几乎绝迹，有，也是“古董”了。我就有这样一口即将成为“古董”的老式木箱。
我这口木箱大小约：72*44*26（单位：cm），它承载着几十年风雨，陪我走南闯北，装满了岁月风尘，也装满了父亲的爱。而这口木箱，在我这里不但不会过时，还多了个新的功用——地震“报警器”！
早上，恍然间听到箱子上的锁发出与箱子碰撞的“啃啃咳咳”的声音，“地震了！”只要一听到这个声音，我第一反应就是地震，随后听到隔壁墙缝里“沙沙”的声音，确定地震无疑。顷刻间，网上、微信群里、朋友圈都在“地震”。
我不禁心生感激与欣慰，感恩父亲当年近乎“最高权威”的宣布：这口箱子的主权属于我。于是，上学时，跟随我从家里辗转县城柏溪；打工时，又跟我来到省城成都，成了一直陪伴我的侍从。
在一路陪伴中，既装了我的衣衫服饰，装了我的隐私心事，还装了一个“家”。它把风雨漂泊的心收纳。
八十年代以前，农村女孩子出嫁，家庭条件再不好的，都会有这样一口木箱陪嫁。母亲说，女孩子总有点自己的私品，要有个规拦，再没有也要有口木箱。按这个意义，我这口木箱，也算是父母给我的陪嫁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山林下户，集体所有制解体。生产队的保管室、猪场，都相继拆除，瓦片和木料、农具，都分给社员。拆除猪场时，我们家分得两根松木檩子，其中一根相对大点伸展点的，父亲说，“这根留起来给八儿、九儿一人做一口箱子”，意思是向家里人宣布“不可做它用”。父亲这个决定，也是在母亲的授意下才做出的。
那时家里没一个衣柜，衣服全是搭在床架子上，两个木柜子，也是用来装粮食或者放家里比较贵重、需要收捡的东西。我和妹妹都进入了青春期，可是家里却没有拳头大个地方属于我们的私域空间，连女生用品都没地方放，尴尬而无奈。哥哥们却强者自拥，各自弄了口箱子，连智力稍弱的大哥也学着两个弟弟，用洋钉钉了一口箱子。知女莫若母，母亲见此情形，就跟父亲说，“两个女儿都大了，要放一些私品，山上那么多树子，砍一根来给她们两姐妹一个做口箱子。”父亲舍不得砍山上的树子，他那时是生产队长，知道要拆猪场了，对母亲说：“不砍山上的树子，生产队要拆猪场了，用分到的木料做。”就这样，我和妹妹各得了一口同样的松木箱子。
箱子是请会木工的三表叔来做的，做好后，三表叔说不用油漆，油漆麻烦，再说，两口木箱活太少，也不好买油漆。于是建议用一种什么植物籽熬制的液体来刷，等木板浸透干了后会呈黄色，看起来有古色古香之感。于是就依三表叔建议而行。
妹妹出嫁时是做了陪嫁的，且是“双陪帘”（嫁妆是双份）的，但不知怎么，当时没再做一口箱子，而是将就这口箱子作了陪嫁。我因为是“远嫁”不便做陪帘，加上我主动说，我读了高中花了钱，就不要陪帘了。所以，这口箱子也成了我唯一从娘家带来的东西。
考上县城的高中，我算是第一次出远门，对于腿脚不便的我，父亲必送无疑。从家到县城70多公里，还须得在30里外的半路上住一晚。而一路上父亲挑着箱子沉重迈步和在汽车尾部爬上趴下放箱子的艰难，都历历在目，让我永远难忘！
那年8月31日下午，我背书包，父亲挑箱子和铺盖，走15公里路去到沙河桥住5元一晚的简陋客栈，老旧木楼，黑嗡嗡的，晚上蚊子“嗡嗡嗡”地不停袭扰。第二天早上才能赶上到县城，或者到宜宾市里的班车。
第二天早上起来，听从客栈老板建议，就赶到市里的班车，再去转到县城的车。那是我第二次坐班车，第一次坐70公里的“长途”车。那时的班车都是只坐二十多个人的老式车，成天在泥路上颠簸，天晴还好，要是下雨天，全车身都被泥浆糊满。车内座椅破旧，行李要放到车顶的专用铁架里，放行李要从车屁股后面的铁梯爬上车顶去放。行李轻的可以一手拽住梯子，一手提着行李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如果行李重，就只有请同车的乘客帮忙了。父亲有恐高症，加上汽车后面的梯子铁条很细，不好爬，也危险。父亲先一个人把铺盖拿上车顶，再梭下来拿箱子，光空箱子就有二十来斤，再装些衣服杂物，少说也有50斤左右，一个手是肯定拿不起的，只有麻烦其他乘客搭把手，再麻烦顶上放行李的乘客接一下，然后父亲再爬上车顶去把箱子放好，用网子网好，才慢慢梭下来。
父亲梭下来时，身子有些微微颤抖，脸颊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滚落，他连忙用衣袖擦去脸上的汗水。看到父亲这一幕，我心里直发酸，连忙从衣兜里摸出手巾，帮父亲擦去脸上不停冒出的汗，挽着他胳膊走上车。出门在外真是步步难啊！幸好人们都能互相帮助。
车在弯曲的公路上颠簸爬行，4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宜宾市里一个车站，要赶到县城的车，还必须走一段路到西郊车站去乘车。下车的时候，乘客各自都忙着拿东西下车，几乎不会顾及别人了。所以父亲只得一个人慢慢一样一样把行李从几米高的车顶放下来。当放箱子的时候，我因力气小，托不起那么重，绳子也不够长，从车顶放不到地面，没办法，当绳子放完，离地面还有一定高度，父亲也只好放手绳子，只能看着箱子“自由落地”，因为重力的原因，箱子触地“嘭”的一声，把盖子的一个角触裂了一道口子。在我心里是心痛和遗憾，在父亲心里是万分的沮丧和无奈。父亲说：“没办法！只有等到县城后，去找到幺姑家，找钉子来钉上。”我默默无语，一切听从父亲安排。
沮丧和疲惫交织的表情，只能用叶烟的烟雾驱散。等父亲抽完两斗叶烟，精神似乎好了许多，腰一躬又挑起箱子和铺盖，迈开坚毅的步伐。我们来不及感受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只撇开拥挤，一门心思赶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到西郊车站怎么走，我背着书包跟在父亲身后，一瘸一跛地往西郊车站走去。
到县城后，父亲先把我和行李一并安顿到初中语文老师陈老师介绍的他的同学——黎老师宿舍休息等候，父亲便去找幺姑家去了。
幸亏县城不大，大约两个小时后，父亲拿着钉子和一块铝皮回来了。在我协助下，父亲用铝皮和铁钉，把碰裂的口子补上，完全不影响使用，相反还更牢固了。所以至今，我这口木箱盖子一个角就带了一块铝皮。这口带着铝皮的木箱，在县城陪伴了我三年高中生活。
高考名落孙山，在家待了半年后，我决心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到外面学会自立。那时虽已改革开放十年，但外出打工还没形成气候，只有少数人开始行动，托熟人或亲戚在外面找工作。所以那时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很不容易。我决定先来成都投奔安家在邛崃的伯父，这次因为路途遥远，父亲安排六哥送我。来到伯父家，跟伯父谈了我的想法，先学缝纫，再请伯父帮忙找工作，伯父十分支持，并积极设法帮忙。
因为客观原因，缝纫学成了“半灌水”，第二年9月又回家了。父亲和伯父一直在想办法，还是觉得我进厂上班更好。又是半年过去了，时间辗转到了1991年4月，有一天突然接到伯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速到成都上班。就这样，父亲再一次挑起了与几年前去上学一样的行李：那口带了块铝皮的木箱和铺盖，送我来到成都。几天后，父亲空手返程回家，把木箱留给了我。
如今，几十年过去，父母亲也已先后离开我们几年，唯有这口老式木箱一直陪伴着我。它安安静静地摆放在我床对面的书柜上，就如父亲晚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以后，每天安静端坐在堂屋门前的椅子上一样。只要一看到箱子，就如看到父亲；一看到箱盖角上的铝皮，父亲送我上学、送我来成都的情景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便会对父亲怀有深深的愧疚、爱怜和思念！
我是个恋旧的人，用得越久的东西越不舍，何况这是一口装满了父爱，一路陪伴我，跟我一起见证着几十年风雨岁月的木箱！现在它仍然装着那些既觉珍贵又是“闲置物”的东西，还额外发挥着“地震报警器”的作用。它既是父母给我的唯一大件“遗产”，也是父爱的见证和我怀念父亲的情感寄托……
我这口木箱大小约：72*44*26（单位：cm），它承载着几十年风雨，陪我走南闯北，装满了岁月风尘，也装满了父亲的爱。而这口木箱，在我这里不但不会过时，还多了个新的功用——地震“报警器”！
早上，恍然间听到箱子上的锁发出与箱子碰撞的“啃啃咳咳”的声音，“地震了！”只要一听到这个声音，我第一反应就是地震，随后听到隔壁墙缝里“沙沙”的声音，确定地震无疑。顷刻间，网上、微信群里、朋友圈都在“地震”。
我不禁心生感激与欣慰，感恩父亲当年近乎“最高权威”的宣布：这口箱子的主权属于我。于是，上学时，跟随我从家里辗转县城柏溪；打工时，又跟我来到省城成都，成了一直陪伴我的侍从。
在一路陪伴中，既装了我的衣衫服饰，装了我的隐私心事，还装了一个“家”。它把风雨漂泊的心收纳。
八十年代以前，农村女孩子出嫁，家庭条件再不好的，都会有这样一口木箱陪嫁。母亲说，女孩子总有点自己的私品，要有个规拦，再没有也要有口木箱。按这个意义，我这口木箱，也算是父母给我的陪嫁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山林下户，集体所有制解体。生产队的保管室、猪场，都相继拆除，瓦片和木料、农具，都分给社员。拆除猪场时，我们家分得两根松木檩子，其中一根相对大点伸展点的，父亲说，“这根留起来给八儿、九儿一人做一口箱子”，意思是向家里人宣布“不可做它用”。父亲这个决定，也是在母亲的授意下才做出的。
那时家里没一个衣柜，衣服全是搭在床架子上，两个木柜子，也是用来装粮食或者放家里比较贵重、需要收捡的东西。我和妹妹都进入了青春期，可是家里却没有拳头大个地方属于我们的私域空间，连女生用品都没地方放，尴尬而无奈。哥哥们却强者自拥，各自弄了口箱子，连智力稍弱的大哥也学着两个弟弟，用洋钉钉了一口箱子。知女莫若母，母亲见此情形，就跟父亲说，“两个女儿都大了，要放一些私品，山上那么多树子，砍一根来给她们两姐妹一个做口箱子。”父亲舍不得砍山上的树子，他那时是生产队长，知道要拆猪场了，对母亲说：“不砍山上的树子，生产队要拆猪场了，用分到的木料做。”就这样，我和妹妹各得了一口同样的松木箱子。
箱子是请会木工的三表叔来做的，做好后，三表叔说不用油漆，油漆麻烦，再说，两口木箱活太少，也不好买油漆。于是建议用一种什么植物籽熬制的液体来刷，等木板浸透干了后会呈黄色，看起来有古色古香之感。于是就依三表叔建议而行。
妹妹出嫁时是做了陪嫁的，且是“双陪帘”（嫁妆是双份）的，但不知怎么，当时没再做一口箱子，而是将就这口箱子作了陪嫁。我因为是“远嫁”不便做陪帘，加上我主动说，我读了高中花了钱，就不要陪帘了。所以，这口箱子也成了我唯一从娘家带来的东西。
考上县城的高中，我算是第一次出远门，对于腿脚不便的我，父亲必送无疑。从家到县城70多公里，还须得在30里外的半路上住一晚。而一路上父亲挑着箱子沉重迈步和在汽车尾部爬上趴下放箱子的艰难，都历历在目，让我永远难忘！
那年8月31日下午，我背书包，父亲挑箱子和铺盖，走15公里路去到沙河桥住5元一晚的简陋客栈，老旧木楼，黑嗡嗡的，晚上蚊子“嗡嗡嗡”地不停袭扰。第二天早上才能赶上到县城，或者到宜宾市里的班车。
第二天早上起来，听从客栈老板建议，就赶到市里的班车，再去转到县城的车。那是我第二次坐班车，第一次坐70公里的“长途”车。那时的班车都是只坐二十多个人的老式车，成天在泥路上颠簸，天晴还好，要是下雨天，全车身都被泥浆糊满。车内座椅破旧，行李要放到车顶的专用铁架里，放行李要从车屁股后面的铁梯爬上车顶去放。行李轻的可以一手拽住梯子，一手提着行李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如果行李重，就只有请同车的乘客帮忙了。父亲有恐高症，加上汽车后面的梯子铁条很细，不好爬，也危险。父亲先一个人把铺盖拿上车顶，再梭下来拿箱子，光空箱子就有二十来斤，再装些衣服杂物，少说也有50斤左右，一个手是肯定拿不起的，只有麻烦其他乘客搭把手，再麻烦顶上放行李的乘客接一下，然后父亲再爬上车顶去把箱子放好，用网子网好，才慢慢梭下来。
父亲梭下来时，身子有些微微颤抖，脸颊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滚落，他连忙用衣袖擦去脸上的汗水。看到父亲这一幕，我心里直发酸，连忙从衣兜里摸出手巾，帮父亲擦去脸上不停冒出的汗，挽着他胳膊走上车。出门在外真是步步难啊！幸好人们都能互相帮助。
车在弯曲的公路上颠簸爬行，4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宜宾市里一个车站，要赶到县城的车，还必须走一段路到西郊车站去乘车。下车的时候，乘客各自都忙着拿东西下车，几乎不会顾及别人了。所以父亲只得一个人慢慢一样一样把行李从几米高的车顶放下来。当放箱子的时候，我因力气小，托不起那么重，绳子也不够长，从车顶放不到地面，没办法，当绳子放完，离地面还有一定高度，父亲也只好放手绳子，只能看着箱子“自由落地”，因为重力的原因，箱子触地“嘭”的一声，把盖子的一个角触裂了一道口子。在我心里是心痛和遗憾，在父亲心里是万分的沮丧和无奈。父亲说：“没办法！只有等到县城后，去找到幺姑家，找钉子来钉上。”我默默无语，一切听从父亲安排。
沮丧和疲惫交织的表情，只能用叶烟的烟雾驱散。等父亲抽完两斗叶烟，精神似乎好了许多，腰一躬又挑起箱子和铺盖，迈开坚毅的步伐。我们来不及感受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只撇开拥挤，一门心思赶路，一路走一路打听到西郊车站怎么走，我背着书包跟在父亲身后，一瘸一跛地往西郊车站走去。
到县城后，父亲先把我和行李一并安顿到初中语文老师陈老师介绍的他的同学——黎老师宿舍休息等候，父亲便去找幺姑家去了。
幸亏县城不大，大约两个小时后，父亲拿着钉子和一块铝皮回来了。在我协助下，父亲用铝皮和铁钉，把碰裂的口子补上，完全不影响使用，相反还更牢固了。所以至今，我这口木箱盖子一个角就带了一块铝皮。这口带着铝皮的木箱，在县城陪伴了我三年高中生活。
高考名落孙山，在家待了半年后，我决心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到外面学会自立。那时虽已改革开放十年，但外出打工还没形成气候，只有少数人开始行动，托熟人或亲戚在外面找工作。所以那时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很不容易。我决定先来成都投奔安家在邛崃的伯父，这次因为路途遥远，父亲安排六哥送我。来到伯父家，跟伯父谈了我的想法，先学缝纫，再请伯父帮忙找工作，伯父十分支持，并积极设法帮忙。
因为客观原因，缝纫学成了“半灌水”，第二年9月又回家了。父亲和伯父一直在想办法，还是觉得我进厂上班更好。又是半年过去了，时间辗转到了1991年4月，有一天突然接到伯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速到成都上班。就这样，父亲再一次挑起了与几年前去上学一样的行李：那口带了块铝皮的木箱和铺盖，送我来到成都。几天后，父亲空手返程回家，把木箱留给了我。
如今，几十年过去，父母亲也已先后离开我们几年，唯有这口老式木箱一直陪伴着我。它安安静静地摆放在我床对面的书柜上，就如父亲晚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以后，每天安静端坐在堂屋门前的椅子上一样。只要一看到箱子，就如看到父亲；一看到箱盖角上的铝皮，父亲送我上学、送我来成都的情景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便会对父亲怀有深深的愧疚、爱怜和思念！
我是个恋旧的人，用得越久的东西越不舍，何况这是一口装满了父爱，一路陪伴我，跟我一起见证着几十年风雨岁月的木箱！现在它仍然装着那些既觉珍贵又是“闲置物”的东西，还额外发挥着“地震报警器”的作用。它既是父母给我的唯一大件“遗产”，也是父爱的见证和我怀念父亲的情感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