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从冀东这座工业城市的夜色里开始行驶，一直向前，过天津，穿越大半个河北，在黎明时分进入山西。眼前，枯黄的山脉上隐隐约约还有一些残存的积雪。接着，是一个连着一个的隧道。太原、平遥、灵石、霍州、洪洞……经过一串古老的城市之后，终于在中午时分抵达故乡所在的临汾。
放在往年，下车后，我要倒两趟公交车，去山下的小镇与开机动三轮车的父亲汇合，再沿着盘山道上山，回村。但这次父亲病了，母亲一个人在家，弟弟便提前安排了辆出租车送我。
车窗外的街道、村庄往后闪去，汽车直奔最高的那座山，我们村就在山顶上那座庙背后的山洼里。上了坡，有人正在修路，他们衣服上沾满灰尘，头发凌乱。回过头，竟是我们村的人。他们也认出了我，笑着挥手问好。
司机说，这里要建景区呢。我点头，没有再说话。
汽车拐了许多道弯，才终于进了村子。母亲从堂屋的门帘里伸出脑袋来，笑着叫我的名字。我拎着箱子进去，才发现，她正在门口的灶台上给我熬小米粥呢。屋里弥漫着一股雾气，她便在这雾里问我饿不饿、累不累。
母亲在四十八岁那年得了脑出血，从此，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弹，但洗衣、做饭样样都抢着干。她总是对别人说，半个身子也能把日子过好。现在，她拄着拐杖回屋，拐杖与地面撞击的声音响彻着，让我听了难受。但母亲却一直在笑，催我赶紧洗手、吃饭。等我拿掉锅盖后，才看到里面还放着一小碗鸡蛋糕。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说，你小时候就爱吃。
父亲发病于十天之前，那时，我被困于婆婆家的村庄，无法前来。弟弟一个人在医院陪父亲。母亲便独自在家。不一会儿，村里人陆陆续续来了。大妈进屋的时候，还往炉子里填了一锨煤炭，只听得炉腔里的火苗不断呜咽着。
大家一溜坐在炕沿上、炉腔上，纷纷向我还原父亲生病那天的情景。一大早，他就不能动了。母亲给弟弟打电话，又通过电话叫村里人帮忙。但大家都不敢动，只等着救护车来接。父亲去住院后的好几个晚上，大妈和姑姑轮流跟母亲做伴。但母亲却执意不让她们来，说不需要帮助。甚至，天一黑，她就把门反锁了，隔着窗户跟要来陪她的人高喊，回吧，我自己行！
夜晚，我给母亲按摩，她的脚早已严重变形。因为右腿不会走路，长期靠左腿支撑，左脚掌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指甲盖也变得肥厚，用剪子都剪不掉，需要用锉打磨。我见过父亲为她修脚。在灯下，父亲打磨脚指甲，像打磨一件器物。我给她按摩，她却不由得往被窝里抽，说，别捏了，快睡吧。我知道，她是在回避自己的身体。
关掉灯，她开始讲述，是那种许多年前只属于她和自己姐妹之间的讲述。从最近的状况追忆到遥远的童年，再到婚后公婆让她受的委屈。沿着时间的轨迹，她一路讲下去，讲村里人的变化，有的是实证，有的是传言。如果不是我睡着，母亲能一直讲到天亮。讲完一遍经历，再插入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月光透过窗帘，落在被子上，似乎也想当个听众。
半夜，听到狗不断叫，我便坐起来，掀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
母亲说，别看了，没有人，它吼的是风。 2
天还没亮，母亲就开始摸索着穿好衣服，出去锻炼身体。我想着睡一会儿再起，但再一睁眼，天已经大亮了。赶紧起床，等出去抱柴生火时，炊烟已经爬上别人家的房顶。
早饭还没吃完，婶子、大妈们便陆续进了门。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向来热闹。那些年，利用这热闹，我们给人轧过面，也开过小卖部，这使得我们家像个情报收集站一般。哪怕母亲生病之后，也依然对村里人的状况了如指掌。加上前些年村委会建在旁边，院子又与我家院子紧密相接，连成一片。村委会有宽带，连了Wi-Fi，这信号源每天都会把村里有手机的人吸引过来。假期里，举着手机的多是些孩子，小小的人靠了墙根坐着，对着手机屏幕或笑或闹。他们上幼儿园之前，都由爷爷奶奶带着，不时回城一趟。这些小孩们都有两套语言系统，对着爷爷奶奶说方言，转身又立马跟小伙伴们切换成普通话。他们从小就将自己的身份分裂开来，一半在城市，一半在乡村。
村委会新上任不久的会计来找我，她是外村人，想知道各家各户都在什么位置。我主动请缨：给你画幅地图吧！离开村庄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不时就在脑海把村庄的街巷、房子过上一遍，那幅地图早已经刻在心里了。我在纸上一边画一边写着这里是谁家，那里又是谁家。哪户人家去了城里打工，哪户人家留守着。你这些年都在外地？会计惊诧地问。
村里除了一户放羊的、一户喂猪的四十多岁，略年轻些，其他的都是老年人。他们多是我父母的同辈。这辈人一生操劳，有像我大爸那样去当兵转业回来的，也有像我父亲那样上完高中继续种地的，他们都长着一张爱笑的脸，脑袋不同程度地秃着。最统一的莫过于那双腿了，都向外弯曲着，变成一个括弧，走路的时候摇来摆去，一旦坐下来，便开始握着拳头用力砸腿。这些腿曾经出入于各个矿洞，也奔跑于好几座山外的煤窑。他们都没想到，那些年辛苦卖命的老账都记在了双腿上。这是他们那辈人独有的记号。每当看到我爷爷那一辈人在村里四处奔跑，还能爬上山顶看野花的时候，便开始感慨，老天爷以为他们热衷于拼命，直接把老年人该有的悠闲偷走了。
到了中午，我才发现，人群里少了二大妈，问母亲，她才说，二大妈去城里看病了，比我父亲还早一天呢。有关她的病情，大家都不得而知，但下午母亲专门给她拨了一回电话，听那边说，正在化疗呢，痛苦得很，我便明白了几分，但却不敢跟母亲说出自己的猜测。傍晚，路灯刚亮，有一辆救护车从门前的马路上呼啸而过，不一会儿，又飞快地开走了。母亲疑心地看着我，问，谁又病了？她一步步艰难地挪动着身体，挪到门口，掀开厚重的门帘往外看，但没有人来揭晓谜底。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是大妈得了脑梗，被救护车拉走了。在医院里，她一直喊着我的名字，告诫我：别洗脑袋了，小心着凉。那是前一天下午，她来家里时，我正好在洗头。她叮嘱我的话，没想到被她记在脑子里，卡了带一样，来回播放。
岳老二去哪儿都带着小马扎，仿佛他的坐骑。坐下后，他重重叹口气，其他人也都沉默着。这一群不敢老去的老人，每过春天，都会提心吊胆，不知道疾病会落在谁头上。他们担心自己病了，给孩子添负担。又念叨远在他乡的孩子们，也念叨在医院里住着的老伙计。夕阳在天空营造出适宜怀念的背景来，他们讲起青年时期的往事，脸上才泛起一丝快乐的光晕。
天擦黑的时候，我邀请他们回屋说话，又往炉子里填了些煤。刚拉开灯，便听见三轮车的突突声。等我出去，大姑正笨拙地下三轮呢。我忙将一把椅子递过去，让她踩着下来。大姑被河沟里的风吹成了大背头，开车的来阳卸下姑姑买的东西，急匆匆走了。大姑一边进门，一边说，她正在街上买东西，便看到来阳开着三轮车从旁边路过，赶紧拦下来，让他回家喝口水去。来阳摆着手说，还要回山里呢。大姑归乡的心立马就被这句话点燃了。她匆匆收拾好东西，坐上了来阳的车。
大姑家在紧挨洪洞城的一个村庄，距离著名的寻根景区“大槐树”很近。早些年，她回一次娘家无比艰难。姑父忙着追各村的集市摆摊，她照顾着那对双胞胎儿子。每次，都是奶奶梦见了她，或者家里的杏子熟了，才吩咐父亲架着骡子去接他们回来。父亲天不亮就走了，直等到天黑，骡子才把他们拉回到院子里。母亲和奶奶接过我的双胞胎表弟，从车上卸下大姑买的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吃食和衣服，走进窑洞里。我欣喜地跑前跑后。那时，我总觉得大姑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大姑一进门，大家赶紧站起来，把炉腔上最暖和的地方让给她。
我掀开垂下的床单，在床下看到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红薯，想到父亲春天怎样在地里栽下一棵棵红薯秧，又怎样在秋天将红薯刨出、收回。父亲也有一双长年疼痛的弯曲着的腿。他身材高大魁梧，每次干活时，都不得不跪下。这些年，他没少给田地里的庄稼下跪。直到后来，连跪都跪不下去。红薯怕风吹，几十年了，我们家的红薯一直储存在这张床下边。
晚饭很简单，蒸红薯，炒土豆丝，小米粥，还有父亲没生病时蒸的几个大馒头。爷爷坐在一旁，我们谁也不说话，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天，大姑才说，都打起精神，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人吃五谷杂粮，就会生病，能有什么办法。
图片我把收割机够不到的地垄上的麦子也带回了家
大姑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姑夫四十几岁就因为一场车祸走了。前几年，大姑还得了一次脑梗。人们都以为她站不起来了，但出院的那一刻，她便把孩子们轰走，在门前的小路上练习，一次次跌倒爬起，继续练习。她强迫自己用手抓着饭往嘴里送，每天给自己包饺子吃，硬是把身体恢复成原来的模样。
夜深了，我和母亲留大姑睡在我家，可她还是执意要回到爷爷那间土窑洞里。这么多年，姑姑们每次回来，基本都会回到那土炕上住。仿佛只有回到那里，才算真正回到了娘家。
月光照着八十多岁的爷爷和六十多岁的大姑，他们相互搀扶着走出门，我赶紧开了院子里的灯。那盏灯是当过电工的父亲装的，它的光亮与马路上路灯的光亮连成一片，把他们印在地上的影子冲得很淡。 3
清晨，雾气把远山抹掉，把树梢上那些潦草的鸟窝抹掉，远处传来一片铃铛声，一群羊正咩咩叫着从雾里穿过。
我起床时，母亲已经在雾里绕了两圈，大姑也在村子里转悠了好半天，正准备生火呢。以前，我以为，每次回来在村里四处“巡逻”，是我——一个文艺女青年独有的行为。这次从大姑身上，我才忽然发现，远嫁归乡的人可能都是如此。大姑去看望那些老房老院子，看望那些老树，也看远处的田地。炉子里的柴火烧得噼里啪啦响，大姑说，以前老学校院里的皂角树死了，又说，东边山上那些地，麦子长得不错。
她也说自己每天醒来，其中一条腿总是麻木的，她要用整个身心带着那条腿来回走，直到把身体完全走热，它才会逐渐被唤醒。有时候实在懒得走动，就拿着手机，放戏曲。晋剧、秦腔换着听，哄着自己走。她还说，去年在二姑家住，她硬是拉着全村的妇女一起跳起了舞，跳得好不好不重要，只要能让胳膊、腿愿意活动就行。
饭后，老人们依旧陆陆续续来，众人一来，她便成了中心。所有人都听她讲：每天要喝牛奶补钙，要锻炼身体，要轻松地活着。几个叔叔婶子爷爷奶奶都围坐着感叹，为什么别处的人都能活得那么自在？
大姑说，哪儿的人都一样，人老了，就得自己哄自己，想尽办法哄。这时，人们想起村委会还有一套锣鼓，平时都是闲置的，只有等到过年时，年轻人从远处回来，才敲打一番。那个时候他们多是观众。虽是观众，手却不闲着，在空中不断比画，到结尾处，也跟敲鼓的人一样，把一只手扬得老高。
那一套锣鼓、铜镲、铜钹从村委会的库房里搬出来。但村里人实在是凑不齐。我大爸只好给山那边两个喜欢热闹的老人打去电话，他们一听，立马就同意了。不一会儿，也晃着那种变形的腿来到了村委会的院子里。
只见墙壁上贴着一张写满粉笔字的大红色乐谱。大家开始练习起来。整个山谷里回响着稀稀落落参差不齐的鼓声。太阳越升越高，鼓声似乎把雾给逼散了，远处的山峦、近处的树木都清晰起来。
大姑并不去敲鼓，她先把母亲炕上的被罩都拆下来，又把两间房子里的窗帘摘下来，把爷爷的床单、被罩抱了来。洗衣机整整转了一天都没有洗完。她说，姑娘回娘家，就是来干活的。我顿时心生惭愧，这些年，我回来的次数有限，每次回来带着孩子，又带着工作，能帮父母做的事情实在有限。
她把那块粗布床单从洗衣机里拎出来，搭在绳子上。我们一起将它抻开。上次，我跟长辈这样一起抻床单是十几岁的时候。后来，我去了外省。每次回来，都会发现这个家里与我有关的东西又少了一些。弟弟结婚时，占了我原来住的屋子。那次回来，墙壁粉刷一新，屋里摆放着崭新的家具。我立即退了出去，急切地追问母亲，我以前的日记本呢，我的书呢。母亲让我去牛棚里找。推开牛棚的栅栏门，两头牛警惕地瞪着我。眼前堆放着青草和杂乱的柴火，我不由得擦起了眼泪。我那时候说不清为什么会哭，只觉得自己的空间在这个家里不断缩小。结婚后，村里人看到我，问候的话再也不是“你回来了？”而是“你来了？”，那被有意丢弃的“回”字，让我难受了很久，那是一种强烈的被遗弃的感觉。
大姑用力拉扯着床单上的褶皱，说，当姑娘的，不都得过这么一关。
隔壁的小老太太平时住在城里，偶尔回来看看。自从她公公被小姑子送去城里的养老院以后，他们便解脱了似的，不用总往家里跑。但每隔一两个月，都会回来住两天。在我们村，像她家这样的有好几个。她笑着说，就这么个破家，啥都没有，却总也惦记着。城里的房子，什么都有，但怎么也住不出感情来，毕竟是租来的房子。接着，她便压低了声音，说，环子的婚事黄了。
放在往年，下车后，我要倒两趟公交车，去山下的小镇与开机动三轮车的父亲汇合，再沿着盘山道上山，回村。但这次父亲病了，母亲一个人在家，弟弟便提前安排了辆出租车送我。
车窗外的街道、村庄往后闪去，汽车直奔最高的那座山，我们村就在山顶上那座庙背后的山洼里。上了坡，有人正在修路，他们衣服上沾满灰尘，头发凌乱。回过头，竟是我们村的人。他们也认出了我，笑着挥手问好。
司机说，这里要建景区呢。我点头，没有再说话。
汽车拐了许多道弯，才终于进了村子。母亲从堂屋的门帘里伸出脑袋来，笑着叫我的名字。我拎着箱子进去，才发现，她正在门口的灶台上给我熬小米粥呢。屋里弥漫着一股雾气，她便在这雾里问我饿不饿、累不累。
母亲在四十八岁那年得了脑出血，从此，右边的身子不能动弹，但洗衣、做饭样样都抢着干。她总是对别人说，半个身子也能把日子过好。现在，她拄着拐杖回屋，拐杖与地面撞击的声音响彻着，让我听了难受。但母亲却一直在笑，催我赶紧洗手、吃饭。等我拿掉锅盖后，才看到里面还放着一小碗鸡蛋糕。母亲有些不好意思，说，你小时候就爱吃。
父亲发病于十天之前，那时，我被困于婆婆家的村庄，无法前来。弟弟一个人在医院陪父亲。母亲便独自在家。不一会儿，村里人陆陆续续来了。大妈进屋的时候，还往炉子里填了一锨煤炭，只听得炉腔里的火苗不断呜咽着。
大家一溜坐在炕沿上、炉腔上，纷纷向我还原父亲生病那天的情景。一大早，他就不能动了。母亲给弟弟打电话，又通过电话叫村里人帮忙。但大家都不敢动，只等着救护车来接。父亲去住院后的好几个晚上，大妈和姑姑轮流跟母亲做伴。但母亲却执意不让她们来，说不需要帮助。甚至，天一黑，她就把门反锁了，隔着窗户跟要来陪她的人高喊，回吧，我自己行！
夜晚，我给母亲按摩，她的脚早已严重变形。因为右腿不会走路，长期靠左腿支撑，左脚掌上布满了厚厚的老茧，指甲盖也变得肥厚，用剪子都剪不掉，需要用锉打磨。我见过父亲为她修脚。在灯下，父亲打磨脚指甲，像打磨一件器物。我给她按摩，她却不由得往被窝里抽，说，别捏了，快睡吧。我知道，她是在回避自己的身体。
关掉灯，她开始讲述，是那种许多年前只属于她和自己姐妹之间的讲述。从最近的状况追忆到遥远的童年，再到婚后公婆让她受的委屈。沿着时间的轨迹，她一路讲下去，讲村里人的变化，有的是实证，有的是传言。如果不是我睡着，母亲能一直讲到天亮。讲完一遍经历，再插入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月光透过窗帘，落在被子上，似乎也想当个听众。
半夜，听到狗不断叫，我便坐起来，掀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
母亲说，别看了，没有人，它吼的是风。 2
天还没亮，母亲就开始摸索着穿好衣服，出去锻炼身体。我想着睡一会儿再起，但再一睁眼，天已经大亮了。赶紧起床，等出去抱柴生火时，炊烟已经爬上别人家的房顶。
早饭还没吃完，婶子、大妈们便陆续进了门。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向来热闹。那些年，利用这热闹，我们给人轧过面，也开过小卖部，这使得我们家像个情报收集站一般。哪怕母亲生病之后，也依然对村里人的状况了如指掌。加上前些年村委会建在旁边，院子又与我家院子紧密相接，连成一片。村委会有宽带，连了Wi-Fi，这信号源每天都会把村里有手机的人吸引过来。假期里，举着手机的多是些孩子，小小的人靠了墙根坐着，对着手机屏幕或笑或闹。他们上幼儿园之前，都由爷爷奶奶带着，不时回城一趟。这些小孩们都有两套语言系统，对着爷爷奶奶说方言，转身又立马跟小伙伴们切换成普通话。他们从小就将自己的身份分裂开来，一半在城市，一半在乡村。
村委会新上任不久的会计来找我，她是外村人，想知道各家各户都在什么位置。我主动请缨：给你画幅地图吧！离开村庄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不时就在脑海把村庄的街巷、房子过上一遍，那幅地图早已经刻在心里了。我在纸上一边画一边写着这里是谁家，那里又是谁家。哪户人家去了城里打工，哪户人家留守着。你这些年都在外地？会计惊诧地问。
村里除了一户放羊的、一户喂猪的四十多岁，略年轻些，其他的都是老年人。他们多是我父母的同辈。这辈人一生操劳，有像我大爸那样去当兵转业回来的，也有像我父亲那样上完高中继续种地的，他们都长着一张爱笑的脸，脑袋不同程度地秃着。最统一的莫过于那双腿了，都向外弯曲着，变成一个括弧，走路的时候摇来摆去，一旦坐下来，便开始握着拳头用力砸腿。这些腿曾经出入于各个矿洞，也奔跑于好几座山外的煤窑。他们都没想到，那些年辛苦卖命的老账都记在了双腿上。这是他们那辈人独有的记号。每当看到我爷爷那一辈人在村里四处奔跑，还能爬上山顶看野花的时候，便开始感慨，老天爷以为他们热衷于拼命，直接把老年人该有的悠闲偷走了。
到了中午，我才发现，人群里少了二大妈，问母亲，她才说，二大妈去城里看病了，比我父亲还早一天呢。有关她的病情，大家都不得而知，但下午母亲专门给她拨了一回电话，听那边说，正在化疗呢，痛苦得很，我便明白了几分，但却不敢跟母亲说出自己的猜测。傍晚，路灯刚亮，有一辆救护车从门前的马路上呼啸而过，不一会儿，又飞快地开走了。母亲疑心地看着我，问，谁又病了？她一步步艰难地挪动着身体，挪到门口，掀开厚重的门帘往外看，但没有人来揭晓谜底。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是大妈得了脑梗，被救护车拉走了。在医院里，她一直喊着我的名字，告诫我：别洗脑袋了，小心着凉。那是前一天下午，她来家里时，我正好在洗头。她叮嘱我的话，没想到被她记在脑子里，卡了带一样，来回播放。
岳老二去哪儿都带着小马扎，仿佛他的坐骑。坐下后，他重重叹口气，其他人也都沉默着。这一群不敢老去的老人，每过春天，都会提心吊胆，不知道疾病会落在谁头上。他们担心自己病了，给孩子添负担。又念叨远在他乡的孩子们，也念叨在医院里住着的老伙计。夕阳在天空营造出适宜怀念的背景来，他们讲起青年时期的往事，脸上才泛起一丝快乐的光晕。
天擦黑的时候，我邀请他们回屋说话，又往炉子里填了些煤。刚拉开灯，便听见三轮车的突突声。等我出去，大姑正笨拙地下三轮呢。我忙将一把椅子递过去，让她踩着下来。大姑被河沟里的风吹成了大背头，开车的来阳卸下姑姑买的东西，急匆匆走了。大姑一边进门，一边说，她正在街上买东西，便看到来阳开着三轮车从旁边路过，赶紧拦下来，让他回家喝口水去。来阳摆着手说，还要回山里呢。大姑归乡的心立马就被这句话点燃了。她匆匆收拾好东西，坐上了来阳的车。
大姑家在紧挨洪洞城的一个村庄，距离著名的寻根景区“大槐树”很近。早些年，她回一次娘家无比艰难。姑父忙着追各村的集市摆摊，她照顾着那对双胞胎儿子。每次，都是奶奶梦见了她，或者家里的杏子熟了，才吩咐父亲架着骡子去接他们回来。父亲天不亮就走了，直等到天黑，骡子才把他们拉回到院子里。母亲和奶奶接过我的双胞胎表弟，从车上卸下大姑买的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吃食和衣服，走进窑洞里。我欣喜地跑前跑后。那时，我总觉得大姑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大姑一进门，大家赶紧站起来，把炉腔上最暖和的地方让给她。
我掀开垂下的床单，在床下看到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红薯，想到父亲春天怎样在地里栽下一棵棵红薯秧，又怎样在秋天将红薯刨出、收回。父亲也有一双长年疼痛的弯曲着的腿。他身材高大魁梧，每次干活时，都不得不跪下。这些年，他没少给田地里的庄稼下跪。直到后来，连跪都跪不下去。红薯怕风吹，几十年了，我们家的红薯一直储存在这张床下边。
晚饭很简单，蒸红薯，炒土豆丝，小米粥，还有父亲没生病时蒸的几个大馒头。爷爷坐在一旁，我们谁也不说话，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天，大姑才说，都打起精神，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人吃五谷杂粮，就会生病，能有什么办法。
图片我把收割机够不到的地垄上的麦子也带回了家
大姑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姑夫四十几岁就因为一场车祸走了。前几年，大姑还得了一次脑梗。人们都以为她站不起来了，但出院的那一刻，她便把孩子们轰走，在门前的小路上练习，一次次跌倒爬起，继续练习。她强迫自己用手抓着饭往嘴里送，每天给自己包饺子吃，硬是把身体恢复成原来的模样。
夜深了，我和母亲留大姑睡在我家，可她还是执意要回到爷爷那间土窑洞里。这么多年，姑姑们每次回来，基本都会回到那土炕上住。仿佛只有回到那里，才算真正回到了娘家。
月光照着八十多岁的爷爷和六十多岁的大姑，他们相互搀扶着走出门，我赶紧开了院子里的灯。那盏灯是当过电工的父亲装的，它的光亮与马路上路灯的光亮连成一片，把他们印在地上的影子冲得很淡。 3
清晨，雾气把远山抹掉，把树梢上那些潦草的鸟窝抹掉，远处传来一片铃铛声，一群羊正咩咩叫着从雾里穿过。
我起床时，母亲已经在雾里绕了两圈，大姑也在村子里转悠了好半天，正准备生火呢。以前，我以为，每次回来在村里四处“巡逻”，是我——一个文艺女青年独有的行为。这次从大姑身上，我才忽然发现，远嫁归乡的人可能都是如此。大姑去看望那些老房老院子，看望那些老树，也看远处的田地。炉子里的柴火烧得噼里啪啦响，大姑说，以前老学校院里的皂角树死了，又说，东边山上那些地，麦子长得不错。
她也说自己每天醒来，其中一条腿总是麻木的，她要用整个身心带着那条腿来回走，直到把身体完全走热，它才会逐渐被唤醒。有时候实在懒得走动，就拿着手机，放戏曲。晋剧、秦腔换着听，哄着自己走。她还说，去年在二姑家住，她硬是拉着全村的妇女一起跳起了舞，跳得好不好不重要，只要能让胳膊、腿愿意活动就行。
饭后，老人们依旧陆陆续续来，众人一来，她便成了中心。所有人都听她讲：每天要喝牛奶补钙，要锻炼身体，要轻松地活着。几个叔叔婶子爷爷奶奶都围坐着感叹，为什么别处的人都能活得那么自在？
大姑说，哪儿的人都一样，人老了，就得自己哄自己，想尽办法哄。这时，人们想起村委会还有一套锣鼓，平时都是闲置的，只有等到过年时，年轻人从远处回来，才敲打一番。那个时候他们多是观众。虽是观众，手却不闲着，在空中不断比画，到结尾处，也跟敲鼓的人一样，把一只手扬得老高。
那一套锣鼓、铜镲、铜钹从村委会的库房里搬出来。但村里人实在是凑不齐。我大爸只好给山那边两个喜欢热闹的老人打去电话，他们一听，立马就同意了。不一会儿，也晃着那种变形的腿来到了村委会的院子里。
只见墙壁上贴着一张写满粉笔字的大红色乐谱。大家开始练习起来。整个山谷里回响着稀稀落落参差不齐的鼓声。太阳越升越高，鼓声似乎把雾给逼散了，远处的山峦、近处的树木都清晰起来。
大姑并不去敲鼓，她先把母亲炕上的被罩都拆下来，又把两间房子里的窗帘摘下来，把爷爷的床单、被罩抱了来。洗衣机整整转了一天都没有洗完。她说，姑娘回娘家，就是来干活的。我顿时心生惭愧，这些年，我回来的次数有限，每次回来带着孩子，又带着工作，能帮父母做的事情实在有限。
她把那块粗布床单从洗衣机里拎出来，搭在绳子上。我们一起将它抻开。上次，我跟长辈这样一起抻床单是十几岁的时候。后来，我去了外省。每次回来，都会发现这个家里与我有关的东西又少了一些。弟弟结婚时，占了我原来住的屋子。那次回来，墙壁粉刷一新，屋里摆放着崭新的家具。我立即退了出去，急切地追问母亲，我以前的日记本呢，我的书呢。母亲让我去牛棚里找。推开牛棚的栅栏门，两头牛警惕地瞪着我。眼前堆放着青草和杂乱的柴火，我不由得擦起了眼泪。我那时候说不清为什么会哭，只觉得自己的空间在这个家里不断缩小。结婚后，村里人看到我，问候的话再也不是“你回来了？”而是“你来了？”，那被有意丢弃的“回”字，让我难受了很久，那是一种强烈的被遗弃的感觉。
大姑用力拉扯着床单上的褶皱，说，当姑娘的，不都得过这么一关。
隔壁的小老太太平时住在城里，偶尔回来看看。自从她公公被小姑子送去城里的养老院以后，他们便解脱了似的，不用总往家里跑。但每隔一两个月，都会回来住两天。在我们村，像她家这样的有好几个。她笑着说，就这么个破家，啥都没有，却总也惦记着。城里的房子，什么都有，但怎么也住不出感情来，毕竟是租来的房子。接着，她便压低了声音，说，环子的婚事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