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老家从未下过如此大得雪，也从未如此寒冷。那梨花瓣似的雪片，轻轻飘落下来，一天未停，一夜未停。待清晨拉开屋门，院子里白亮亮一片，屋顶上白绒绒一片，田野中白茫茫一片。极目远望，到处是柳絮一样的洁白，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
看雪，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而扫雪就变得不那么轻松。一尺多深的积雪，拿扫帚根本扫不动。你需要用铁掀一点一点地铲，鼹鼠打洞一般，在洁白中铲出一条黑黑的窄窄的小径。一开始手冷脚冷，鼻尖儿冻得通红；可干一会儿，身上就热乎起来，甚至微微渗出些汗水。家家忙着打扫屋顶，打扫院子，打扫胡同，处处响起沙沙啦啦的扫雪声。可大街是没谁打扫的，干部们懒得管，群众也就懒得干。有些人反倒喜欢站在大门前，看那些骑电动车的人哧溜滑出去，摔得仰面朝天；以此作为百无聊赖的，漫长寒冬的消遣。
父亲不喜欢站大街，不喜欢去人多杂乱的地方。打扫完自家的雪，烤着火炉喝一杯热茶，就扛起铁锨来到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将大街上的雪轧得很滑很硬，结结实实粘在柏油路面，如一层坚硬的冰。铁掀铲不动，父亲就取来洋镐，啄木鸟啄木头一般，一点一点往下凿。个把小时，也只凿出十几米远；且累得胳膊发酸，额头微微冒汗。老家的大街东西走向，窄而弯弯。南面的一多半，总在阴影的遮掩下，积雪个把月不化。父亲也就一有时间，就扛着洋镐和铁掀，吭哧吭哧去凿那些冰疙瘩。
那些站大街的，就和父亲嘻嘻哈哈闹笑话，说：“老了老了还有想法，是想提干，还是想弄个优秀党员？”父亲也不着急，用嘻嘻哈哈的口气作答：“七十不保年，八十不保月，七老八十了就是想锻炼锻炼，多活几年。”每每回到家中，母亲就沏茶温酒，嘟囔说：“天寒地冻的，人家都是搓搓麻将品品茶，你倒好，成天价去凿那冰疙瘩。”父亲笑道：“闲着也是闲着，老憋在家中，还不如出去活动活动。”喝着散装酒，点上一支“哈德门”慢慢地抽。酒肴只是水煮花生米，亦或多一盘白菜炖豆腐。
父亲仍然住在老屋子里，红砖混搭着抹了白石灰的土坯，美其名曰“金镶玉”。虽然小儿子那四间新砖房，一直空闲着，可父亲总不肯搬进去，说：“还是老房子地道，冬暖夏凉，又有大土炕。”他依然是那种老掉牙的思想，于新时代总也不赶趟。老式的八仙桌和太师椅，虽说很是破旧，却总也不肯丢弃。大铁锅里蒸的馍馍、熬的小米，他说才香，才有那个滋味。墙壁上喜欢贴“莲年有余”，喜欢贴“毛主席”。木头像框里的照片，有几张是黑白的，或是人工上彩的。其中一张，是父亲和他的学生们的合影。两根长板凳，父亲坐在正中。两边坐的学生个子矮些，后面站着的都是大个；大都是男生，少有女生。时间大概是冬天，学生们的穿着打扮有些臃肿；父亲的脖子上，还绕着一条长长的条绒围巾。但他们的笑容都是温暖的，都是明朗的；尤其是父亲，浓眉亮眼，厚实的嘴唇。
拍这张照片时，父亲也就二十五六岁，在邻村的小学教书。那学校在村外高高的土岗子上，只有四间土坯平房。一、二、三年级各挤在一个屋子里，剩余的一间在尽东边，是老师办公的地方。土台子小板凳，木头门木头窗。不大的木头黑板，悬挂在土墙上。父亲的教鞭，是一根大拇指粗的槐木棍儿，就挂在黑板旁边，宛若皇帝赐予的尚方宝剑。但这“宝剑”父亲极少使用，他惩罚学生总喜欢拿旧报纸卷成纸筒，在学生头顶啪啪地打那么几下，也不怎么疼。打完，看看自己的报纸说：“都给我打烂了，脑袋倒挺硬，就是学习不硬。”
那时，土地已经承包到户。母亲需日日到田野里，侍弄那十几亩地。疏苗，耪草，打药，起早贪黑，没完没了。幼不经事的我，尚不懂得劳作，每日里只是捣蛋调皮，跑东跑西。母亲嫌我碍事，也就不愿意带我去田野里。很多时候，我都是跟着父亲去学校，在那四间土坯平房里，在那高高的土岗子上，消磨自己的时光。
土岗子的顶部很平坦，也很宽广，随意种着些刺槐、泡桐和白杨。斜坡上的野草很是繁茂，苋菜、灰菜、茅草和青蒿。四周则是杏园、梨园、苹果园，大片大片的麦田。若是在春天，杏花谢后，梨花开放；梨花谢后，苹果花开放。一树又一树的灿烂，一树又一树的芬芳。斜坡上的野花也争着开放，荠菜花白，地丁花红，苦菜花黄。刺儿菜的花朵粉红色，毛毛茸茸；罗布麻一穗一穗的花朵，也是粉红粉红。此时的我，就幻化成蝴蝶了。一会儿爬到杏树上，伸出舌尖，舔一舔那金黄的花蕊是苦是甜；一会儿又爬到岗坡上，躺在野花间晒着金灿灿的阳光。
那时，一节课也没有固定时间，讲完了就缩短，讲不完就拉长。课间休息亦是如此，看着孩子们玩得高兴，父亲就会多允许那么几分钟。不讲课的时候，父亲喜欢在岗子上随意走走，昂首健步，背着双手。踏着柔软的春草，望着油绿的麦苗；或是走到远处的果园里，吸吮着杏花、梨花、苹果花的气息。那时，父亲短发青青，红润的面容，星光熠熠的眼睛；恰如春风，恰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光景。
不止一次，我发现父亲独自饮酒时，目光会情不自禁地停留在那张老照片上，品味自己的好时光，也品味自己学生们的好时光。那个年代，农村人对读书都不怎么投入。读得好就读，读不好就不读，也不指望书本里的颜如玉和黄金屋。可父亲对自己，对自己的学生却颇显严厉。学生的字若写得歪七扭八，父亲就会板着脸说：“你这一横，都跑到玉皇大帝那儿去了。”学生的算盘若打得乱七八糟，父亲就会黑着脸说：“你就只会三下五除二么？”让你爬黑板写生字，若是写错一个，父亲就会瞪着眼珠子说：“你那一横呢，让老鼠给叼走了？”
即便对我这个尚未读书的，父亲也是严格。一次学生们正在背课文，咿咿呀呀、沸沸扬扬的。我学着父亲的样子，背着手走进去，昂首阔步颇有气势。见人家端着课本读得入神，就一把夺过来，啪地摔在了地下。因为我是老师的孩子，那学生便不敢言语，默默将课本捡起。父亲看见，就揪着耳朵将我拎到外面罚站，训斥说：“课本是随便扔的么？那里面都是知识，不尊重知识就没有出息，就没有本事。”那日似乎是冬月天气，北风呼呼刮着，冻得我直流鼻涕。有的学生就到父亲那里求情，说：“让石头到屋里去，他还小，下不为例。”父亲不允许，说“越是孩子小，越要教育教育。”又站了个把小时，方让我进屋去。
在父亲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叫邹宝生的最有出息。考了个大学生，分配在工商银行里。一日在婚宴上邂逅父亲，邹宝生老远就迎过来，握住父亲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向别人介绍说：“这就是我的老师。”酒席上特意和父亲坐了一桌，斟酒递烟倒茶，说了许多旧话；又给父亲留了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每每提及此事，父亲眼里便光彩熠熠，说：“这就是当老师的意义。”
可父亲当民办教师的事，母亲并不怎么支持，絮叨说：“一个月才给二十块钱，地里的活又不能干，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忙活。”父亲说：“百年种地，不如十年育人，教书总比种地有意义。”仍旧每日夹着课本，风雨无阻到学校去。我也乐于跟在父亲后面，每日去学校听哥哥姐姐们大声朗读；看父亲在黑板上，咯咯吱吱写着他的方正的行书。高高的岗子，低矮的土屋。四季的风从四面八方爬上来，穿过窗棂，翻阅土台子上的作业本和教科书。那环境，那风景，学生们灿烂的笑容，以及父亲严肃得表情，都照片一般，一帧一帧印在我的脑海中，更印在父亲年轻的心中。
可不知为何，突然有一年父亲不再去邻村的学校，不再挥舞着教鞭，有节奏地敲击着黑板。我的家中，突然搬来一张厚实的条桌，两把靠背的椅子，以及一大摞有着塑料封皮的账本和户口簿。父亲白日随着母亲去田间劳作，晚上回来就坐在条桌前，用钢笔在账本上写着什么。母亲不再埋怨父亲教书耽搁农活，脸上的笑容也一日比一日多。
父亲辞了教师的工作，来村里当会计；小时候总以为是母亲要求的，是母亲一个人管不了那十几亩地的农活。直到长大后，才偶尔听后院的五奶奶说，父亲那份民办教师的工作，是被村支书的女儿给顶替了，不得不回到村里，当了大队会计。难怪我朦胧记得，那一年春天父亲干着干着农活，会忽然停下来张望，背着药桶或拄着锄头，静静望向邻村自己教了五年书的地方。
在烈日的曝晒下，在寒风的扑打下，在黄土没完没了的纠缠下，父亲的手掌青筋凸起，老茧横生；脸上的颜色，也一年比一年深重。一条又一条的皱纹，逐渐侵占了他额头和眼角的方寸。土地开垦得越来越多，儿子生养得越来越多。家中的琐事和地里的农活，让父亲变得越来越沉默。他极少提起自己教书的事情，也从来不说，自己教师的工作是被人家夺走的。
后来，国家发达，教育发展。大概是一九九几年，那些坚持下来的民办教师纷纷转正，提高了工资，捧起了铁饭碗，退休之后还月月发钱。母亲就有些埋怨，埋怨受了村支书的欺负，埋怨父亲是个下力受苦的主儿。父亲只是淡淡一笑，说道：“好歹我也教过五年书。”
再后来，大概到了二零一几年。一个春天的傍晚，两个老头骑着电动车来找父亲，都穿得很整齐，说话也文文气气。三个人坐在堂屋里吸烟喝茶，嘁嘁嚓嚓说些什么。声音压得很低，样子神神秘秘。天色快要黑透时，两个老头方才从堂屋里走出来，摇头叹息，好像有点不愉快。父亲一直送到大门口，再三挽留人家吃点东西，喝几盅小酒。那两个人却不住摇头，说道：“你就是老实脾气，自己的利益都不敢争取。”骑上电动车，渐渐消失在迷蒙的夜色里。
后来听母亲讲，那两个人也当过民办教师，想拉着父亲去济南上访，弄点退休金、补贴之类的。可父亲说：“别给国家添乱了，教书育人还不是应该的”于是母亲又开始埋怨，又开始嘟囔，絮絮地说：“一年给一百块钱，也是白白落下的，国家的钱还嫌烫手么。”父亲却淡淡说：“多一点少一点，日子还不是一样过。”
我想，父亲没能一直教书育人，内心肯定是不甘的。他的不甘肯定和收入关联着，但更多的是来自对那份工作的喜爱和执着。在当小学老师的那五个春秋里，他的好脾气远远多于他的坏脾气。每当期中考试或者期末考试，学生们考了个不错的成绩，父亲的脸色就春风得意马蹄疾。自己出钱，给前几名买笔记本或者钢笔。
记得一年期末，公社里组织统考。父亲那个叫邹宝生的学生，考了全公社第一名。父亲站在讲台上，一个劲地搓着巴掌，双眼闪亮。似乎是他自己考了全公社第一名，得了印着大红花和五角星的奖状。回到家里，吩咐母亲炒了一盘花生米，自斟自饮喝了三四两。喝得脖颈发紫，满面红光，万紫千红的春天一样。我和母亲也得以和父亲同喜，吃了许多香喷喷的花生米。那花生米的酥脆和香浓，到如今想起来，还依稀回味在口中，依稀回味在心中。
那两个民办教师来找父亲后不久，大概是一年之后，县里的工作组就拿着小本本，来村里查询。问父亲在哪里教过书，教了几年，然后再找两个证人。父亲说：“在河东的无神庙小学教了五年，村里上了岁数的都是证明人。”之后就是签字画押，留下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工作组走后，母亲气得呼哧呼哧直喘，埋怨说：“人家那代了三个月课的，都报了三年。多报一年，多给一年的钱。”父亲仍就是淡淡一笑，说道：“骗国家的钱，你拿着心里能舒坦？”
虽然之后好几天，母亲都没好脸色看；可日子久了，母亲也就渐渐释然。对父亲说：“你呀，就是个倒霉蛋，就是憨。”说完竟然笑了，笑得父亲也咧开了厚厚的嘴唇，脸上满是灿烂的春。
我想父亲心间，永远藏着一个春天。就像他年轻时，站在学校前的高岗上，迎着麦田荡漾，春风浩荡；迎着芳草连绵，百花争艳。如此，父亲才能从容地面对每一个寒冷的冬天，沉默不言，从不埋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