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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伟章:名人(选读)

  • 作者:美文苑
  • 来源: 原创
  • 发表于2022-06-24 11: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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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伟章,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谁在敲门》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曾获《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首届凤凰文学奖等。小说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华语小说、《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等。(所以我松开拳头用手握紧笔,作为自己作为人类也作为你。)罗伟章,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谁在敲门》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曾获《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首届凤凰文学奖等。小说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华语小说、《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等。名人罗伟章那时候,华蔚林在东轩城就有名了,茶余饭后,常听人谈起他,说他做过知青,下过矿井,在矿难中断了左腿,成了跛脚;说他有过四次婚姻,前三次都栽了花石榴,第四次终于.....

    罗伟章,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谁在敲门》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曾获《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首届凤凰文学奖等。小说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亚洲周刊》全球十大华语小说、《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等。

    名人

    罗伟章

    那时候,华蔚林在东轩城就有名了,茶余饭后,常听人谈起他,说他做过知青,下过矿井,在矿难中断了左腿,成了跛脚;说他有过四次婚姻,前三次都栽了花石榴,第四次终于结果,得一千金。说得最多的,自然是他的文学才华。他没念过大学,高中也只读过两个星期,却创作了百余万字小说。当年的东轩,写小说的如同现在炒股的,我是指人数,但也真有几位,冲出市境,在更大的世界混出了脸面——这其中不包括华蔚林,但无关紧要,华蔚林并不只靠小说挣名,他还写剧本,有一部剧还拍成了电影。

    东轩市下辖一县,名普光,普光县大河镇有个奇女子,名叫许春苇,华蔚林那个拍成电影的剧本,就取材于她。许春苇十七岁那年,不幸触电,双臂被截。当她从手术台上醒过来,得知自己的处境,竟没半句言语,只静静地流了几行泪,就凭本能思考一个问题:人,是不是可以重新定义?手脚分工,是不是万万年的老眼光?假定人生来就没有手,脚不也要为手代劳吗?

    观念催生能力。仅半年,许春苇的两只脚,就能自如地梳头、吃饭、写字,穿衣服,上厕所,更不在话下。又过半年,即能单脚走路,虽是蹦着走,却身轻如燕,顶碗水在头上,也不会荡出来。她就这样腾出一只脚来当手用,提篮拎筐,行茶办饭,啥事都不耽误,而且去福利院做义工,照拂孤寡。

    许春苇的事迹,以前未见任何报道,因此可以说,是华蔚林发现了她。他多半是从她身上看见了自己。再高明的作家也藏不住自己,内心褊狭,字里行间就阴郁潮湿,小时候挨过饿,写块石头也能闻到食物香。华蔚林残疾那年,同样不满二十岁,却一步一跛地走到了今天。

    单凭这一点,我就对华蔚林心生敬意,尽管从没见过他。

    可奇怪的是,凡是谈论华蔚林的人,无不把他当成笑话。即使说到他的才华,也是当成笑话说的。我听来听去,听出一个意思:嫌他文凭低了。那正是唯文凭是举的时代,只要有张大学毕业证,长得再不好看的男人,也能怀抱如花美眷。东轩城出了名的那几位小说家,都念过大学,其中一位还出身复旦。只有初中文凭的华蔚林,实在不该抢占风头。我说,你们这是身份歧视。却没人愿意承认,他们说:你不知道啊?华蔚林是东轩四大名丑之一。

    东轩类同重庆,是座山城,清溪河穿城而过,分出南北。北城是老城,所有重要机关、重要人物,都在那边,我所在的邮局,是在南城,地界所限,加上位卑人微,消息究竟不很灵通,“四大名丑”是第一次听说。问哪“四大”,张三说的和李四说的,很不一致。

    但不一致的是另外三人,华蔚林则是众口一词,成为当然人选。

    这倒让我对他越发好奇。

    取材许春苇的那部电影,名字就叫《春苇》,上映没多久,便传来得奖的消息,华蔚林作为编剧,要去北京参加颁奖会。这也没什么,几位小说家已多次得奖,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都参加过颁奖会,可他们参加的,最多是当地部门领导出席,而华蔚林参加的,却有中央首长在座。正因此,东轩日报和晚报社,才连忙派出记者,去普光县采访电影的原型。

    我听说,华蔚林载誉归来,无论风晨雨夕,都在大街小巷游走。他不是腿不好吗?没关系,走慢些就是。他那腋下,夹着一本厚达半尺的相册,见了人,就手一拦,然后把相册打开,一页一页地,翻给人看。那是首长与他握手的瞬间。所有照片都是那个瞬间,只是缩放成了不同的尺寸。

    街市上最不缺的,就是人,因此华蔚林即使有健壮的双腿,也走不快。他不需要走快。他要的就是慢。他要把他的光荣,分享给每一个东轩市民。如果是外地游客,他更高兴。游客会把他的荣耀散布四方。看完相册,他便胸脯一挺,伸出右手,说:我以某某某握过的手,来握你的手!

    这件事我听过不下五十回,其中有八个人,都说自己碰到过华蔚林,都看了他的相册,也见他伸出右手,无比庄严地说出那句话。

    “我才不跟他握!”我的一个女同事说,“他领奖回来都有半年了吧?没有半年也有五个月,肯定一直没洗过,吃喝拉撒都用那只手,想起来恶心。”

    我瞟她一眼,心里奇怪地有些寂寞。

    幸好我从没对人讲过我尊敬华蔚林。

    女同事问我:“你要是见了他,跟不跟他握手?”

    我想了想说:“不。”

    其实我也拿不准,说“不”,纯粹是为了讨好她。她长得很漂亮。

    她又问我:“是不是很恶心?”

    恶心这个词我说不出口。也不想说出口。她的眼神和口气,分明知道自己漂亮,也知道我是在讨好她,就想用她的漂亮和我的讨好来控制我,这就让我不喜欢了。

    报纸上零星地有些关于华蔚林的消息,当然没说他去大街上翻相册、把首长握过的手赏赐给路人去握,是说他从北京回来后,市里组织了《春苇》的研讨会,连市委书记也到了场,并且讲了话。这样的待遇,也是其他作家所没有的。

    说华蔚林炙手可热显得夸大其辞,毕竟,对他的报道并不多,连开他的研讨会,他也只是个由头,主要是传达市委书记的讲话。但说华蔚林春风得意,哪怕没亲眼目睹,只凭空想象一下,也应该是合理想象。

    然而,合理的不一定合法,合理合法的,不一定正确。

    在华蔚林自己看来,他既非炙手可热,也没春风得意。

    他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这是因为,他以前是市文化局的小职员,现在照旧是个小职员。

    对多数人而言,这已经很好了,毕竟,你曾经只是个挖煤的,你不仅从地下爬到地上,见到了太阳,还进了文化局。那几个小说家都在文化局,从不去单位,只在家睡觉、看书、写作、给读者回信、把玩女读者寄来的照片,薪水照领,稿酬自得。华蔚林也可以这样,但他不。他是天天要去上班的。

    上班却没事给他做,这让他苦恼。

    于是他去找局长。

    局长说,你跟他们(指那些小说家)一样,没安排具体事,是想你们把写作当正事,你把正事做好不就行了?他问:“我正事做得好不好?”局长说好,但不能骄傲自满,要对得起你得到的荣誉。他说:“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局长把桌子一拍:“这就对了嘛,继续努力嘛!”

    这时候,他摸出一支烟来点上。他平时不抽烟,带包烟去,是想给局长发,结果局长前天才把烟戒了,他怕浪费,就自己点了。不会抽烟的人,吐出的烟是散的,而且眯缝着眼睛。他就眯着眼睛对局长说:“你觉得李东平咋样?”

    李东平是个小说家,但不属于最出名的那几位。

    局长诚恳地说:“他还比不上你。”

    “你是指哪方面比不上我?”

    “当然是写作嘛,你到底有个剧本打响了,他还只是在冒闷烟儿。”

    说着,局长把飘到他鼻子底下的一缕烟扇开,表情很是挣扎。刚戒烟的人,闻不得这东西。闻着臭。而且深知这种臭很容易就变成香。

    听了局长的话,华蔚林摇着头,“不是这样的,”他说,“写作上,他固然比不上我,但关键不在这里。李东平当干部之前,天天骂娘,这里不公平,那里有腐败,骂得那个难听,你是知道的。可这样一个人,你提拔他,让他当了科长。我呢?洪水来了我写抗洪,旱灾来了我写抗旱,计划生育来了我写《独苗赋》,时代需要自强不息,我写《春苇》。我敢拍着膛子说,我所有创作的方向,都是指南针的方向。但我的忠心耿耿,领导并没看见,所以不愿给我事情做。”

    “怎么没给你事情?写作不是你的事情?”局长又是那句。

    “那李东平呢?他为啥就当了科长?”

    这差不多是质问了。

    局长不接受质问,因此沉默着。

    沉默并不是态度,而是对态度的隐藏,只有当沉默变成声音,才能确证态度。如果一直沉默呢?那也是一种声音。华蔚林听到的,就是沉默的声音。

    他照旧是个小职员。

    他感觉到,自下而上不仅吃力,还是玩命,上头锨下一锹土,就能把你埋了;自上而下则不同,那是摧枯拉朽,也是归川入海。于是他不想再找局长,也不打算找分管文化的宣传部领导。他要直接去找市委书记。

    市委书记姓何,早就知道华蔚林,因为《春苇》,又和华蔚林见了面,对他的来访很是欢迎。他先表扬了一番,又鼓励了一番,正要关心来访者的近况,华蔚林就说话了。他说的,就是给局长说过的,而且还说:“讲老实话,我有些伤心,何书记你知道,我不是为我自己伤心,我是害怕给社会上传递出一种错误信息,就是领导不需要忠诚,也藐视忠诚。我就为这个伤心。”

    何书记什么表情,外人当无从得知,但传言者振振有辞,说何书记很尴尬。书记怎么会尴尬呢?便又纠正,说是愠怒。

    不管是尴尬还是愠怒,华蔚林都没受影响,他问:“何书记,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书记翘了下指头。这很可能只是个无意间的习惯动作,但华蔚林当成了应允,说声谢谢,就站起身,从裤兜里摸出电话本,翻到某一页,看一眼,勾着上身拨个号码,再看一眼,再勾着上身拨个号码,这样拨过去,说:“我找梁部长。”大约过了半分钟,他嗨天嗨地地,说梁部长啊,我在遥远的东轩向您问好,向您致敬!并没说别的,只这么问好、致敬的重复几遍,就说梁部长,您日理万机,我不敢耽搁您,以后专程去北京拜望您。

    电话一搁,何书记的脸色变了。

    梁部长。北京。日理万机。这诸多信息,都指向特定的梁部长。

    没过多久,华蔚林就当了市文化局艺术科科长。这期间或许也有短暂的过渡,比如先当副科长,再迅速扶正。但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是科长了。

    许多人认为,华蔚林能得逞,是把何书记吓住了。华蔚林的水深水浅,何书记是摸不透的。他去北京受到过大领导的接见,很可能趁此机会,和某些要员结识。再者,每逢换届,省里的,中央的,当然也包括市里的,谁当选,他都要发贺电,你把这当成笑话,说首长根本看都不看,可万一看了呢?看了,就把华蔚林三个字记住了。何书记知道华蔚林,不首先就是看了他的贺电吗?鉴于此,何书记觉得,这个跛脚的矮子(华蔚林身高刚过一米六),即使不靠他,也最好别惹他。给个科室领导让他当当,也不值啥的。

    如此揣度,相当于嘲笑华蔚林的同时,也嘲笑了何书记。

    大家都相信何书记会那样想,都认为他不会怀疑:华蔚林的那个电话,果真打了吗?会不会只是装模作样拨几个号码,就呼天喊地一通?这是完全可能的,何书记竟然信,还被吓住了。毕竟是从基层上来的。何书记先是在公社当广播员,后管农业、管林业,再当公社副书记、书记,然后进区委,进县委,进市委,在市委多个部门混了一圈,才进入核心领导层,最终登上东轩最高宝座。说他是一步步干过来的,当然没错,说他是一步步吓过来的,也没错。

    长时间被吓,人会变傻,这确实有科学依据,但落实到何书记身上,就是对他的污蔑了。从某种角度说,何书记是个单纯的人,至今接受电视台采访,还动不动就冒出从基层带来的粗话,比如:“今年雨水不顺,狗日的我们的粮食还是增产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何书记还有个外号,叫“茅台书记”,可他下去走动,你当真拿茅台给他喝,他会生气的,生气到饭也不吃,转身就走。底下人便向外地取经,换瓶装酒,还在那瓶上贴了标签,去的是普光,标签就是“普光白酒”,去的是红景,标签就是“红景白酒”,说:我们用土酒招待何书记。何书记闻一闻,抿一口,说,蛮好的,蛮好的,就是要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离开时,又说:你们这土酒不错,给我装二十斤,让我也当一下你们的宣传员。

    这样的人怎么会傻呢?

    分析起来,何书记给华蔚林一个职位,没别的原因,就是被华蔚林的那段话打动了。

    哪怕仅仅出于好奇,我也想跟华蔚林认识。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作为“四大名丑”的当然人选,我却没怎么感觉到他太难看。即使丑,也丑得可爱,我是这样想的。这或许是我是非观念过于淡薄的缘故。我确实有这方面的弱点,见了漂亮女人,只要不像我那女同事一样想控制我,她再自私,再刻薄,我都愿意接近,好像漂亮本身就构成某种美德。男人的好玩,相当于女人的漂亮。

    只是像我这种人,从单位出来,上五层楼,就是家,下五层楼,就是单位,单位说是底楼,却又要下二十余步石梯才到马路。我的意思是,我是被悬起来的一粒尘埃,凭什么去认识名人?

    可梦想成真这句话,有时也不是糊弄人。《东轩晚报》招记者,我去应聘,竟被录取。报到那天我就想,我应该找机会去采访一下华蔚林。说来奇怪,华蔚林得奖(尽管只是电影得奖,并非他的剧本),包括开研讨会,日报和晚报登过消息,也整版报道过《春苇》的原型许春苇,却没见谁专访过华蔚林。我依然觉得这是身份歧视。没读过大学怎么了?高尔基什么文凭?那时候我少不更事,很有些忧国忧民,总担心墙面挂着羊绒毯,墙心却是豆腐渣。

    不巧的是,我去晚报时,碰上副刊编辑请产假,总编认为副刊这东西,无非是个点缀,交给新手无所谓,于是就交给了我。我应聘的是记者,却做了编辑,而且一直做编辑——原编辑从产假回来,调到财经部当副主任去了。做编辑也行,定向策划些栏目,总有办法把华蔚林网罗进来。但想直接跟他打交道,就不那么方便了,除非我登门拜访。但我这人,道德感不强,自尊心却重,越想做的事,越有一只手拽住我,不让做。

    万万没想到的是,华蔚林主动找我来了。

    那是个星期二,我记得很清楚。上午十点左右,一个人进了编辑部。我们报社在北城清溪路,日报和晚报在同一个院里,日报在东楼,我们在西楼,其间隔着花坛和假山,假山上长着真植物,文竹、龙柏、罗汉松、凤尾蕨、鼠尾草、金银花,盛夏时节,蓊蓊郁郁,假山也因此成了真山。晚报的副刊部和体育部都在402室,当时正高呼体育强国,所以体育部人多,七八个。我坐在靠里,那人进来时,我是转头看见的,但哪想到会是华蔚林?

    只见他抹了把额上的汗,张望两眼,才问门边的人:“请问哪位是余新老师?”我在邮局上班时,老的少的,都对我直呼其名,自从来到报社,作者全叫我老师,听了七个多月了,听惯了。实话说,我对作者算是热情的,很可能是晚报编辑中最热情的一个,但内在的傲慢也已生根发芽,自认为应答得很快,在别人眼里,多半如同准备冬眠的蛇,以至于我还没张嘴,那人就又说话了。

    他说:“我是华蔚林。”

    这时,门边的人才别过头看他。

    而我,已经起身,并快步朝他走过去:“华老师好,我是余新。”

    按理,他该迎过来,可他站着,微笑着,只伸出右手,等我去握。这让我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关于他的传言,又活过来。他的手很小,湿津津的。握过手,我领他朝我办公桌走。他走得非常慢。我这才想起,他不是跛脚吗?而慢走时,完全看不出来。原来他就是不想显出自己的残疾,才站住了等我去握手,现在也才走得这样慢。当我明白这一点,同时也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人。我故意走得比他还慢,边走边说话。他一脸的真诚,真诚得像刚从老山里出来,那张黑瘦的脸上,不断探出头来的汗珠,也是黑色的。

    他来找我,是为女儿。他女儿读小学四年级,写了篇作文,他认为写得很有意思,看能不能在晚报登一下,也是对孩子的鼓励。

    作文写了两页半,字迹稚嫩而纤秀,每个字收尾一笔,显得重些,像是在下着某种决心。我收下了,说:“华老师,我一直想找你约篇稿子,知道你忙,还没好跟你讲。你能不能把创作《春苇》的经过和读者分享一下?”

    “余老师,”他说,“《春苇》都过去好久了,你们说是你们的事,我自己再翻出来说,就不好,人家就认为我华某人没有新作,是江郎才尽。”说着眉心处挑了一下,仿佛“江郎才尽”是根棍棒,正戳在那里。

    我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去应付这类问答,更不知道我的约稿没约到点子上——他从不在意自己的创作,只在意创作和作品之外的人生——便笑一笑混过去,说:“华老师,你不要叫我余老师,你就叫我名字。”

    “先叫不改,这是规矩。虽然我——你今年多大了?”

    我说了。他说:“那我比你长十六岁,小二十了。虽然这样,我第一声叫了你老师,就不能二声三声又不叫老师。”

    他是说到做到的,往后的日子,他都叫我余老师。

    关于我对他的称呼,他说:“我叫你老师,你又叫我老师,人家还以为我们在互相吹捧。如果你觉得比我年轻那么多,不好直接叫我名字,就叫华科长好了。”

    说罢就要告辞。起身后,他说:“我的文章不打紧,你把我女儿的看看。我是没动过一个字的,但你们编辑有权利修改,不对的地方,你帮个忙。麻烦你了余老师。”又是刚出深山老林的样子,甚至有乞求的意味。

    这些做了父亲的人!尤其是华蔚林,得孩子晚,别人到他这年纪,再过几年,差不多就能当爷爷了,他的女儿却还是个小学生。在这种父母心里,孩子是弦断之前的最后一个音,是绝响。

    离开时,华蔚林不再害怕我看出他的脚跛。现在我们算是熟人了,于是他不再回避。稍稍走快些,他就跛得非常厉害,双肩像气旋中的鸟。

    我把华蔚林送到楼梯口,他下到三楼,看不见了,我才回办公室去。

    同事活泛起来,说那就是华蔚林啊?不是说他长天白日抱着个相册吗?不是说他见了人就把相册翻给人看吗?今天咋没有?这也正是我感到意外的。因为就在上个星期,我还听人说,他碰到华蔚林了,华蔚林给他看相册了,还说我以某某某握过的手,来握你的手了……他腋下确实夹了个东西,是个黑色公文包,包是瘪的,里面很可能只装着他女儿的作文。

    那是一个被众口扭曲的人。

    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看来并非夸张。曾有人告诉我,华蔚林的前三次婚姻,都是离的,且都是女方要离,其中一个是嫌他精子稀少,弄不出孩子,另两个可能也有同样的原因,还可能有别的原因,但嘴上说的都是:我没福分,做不了名丑的老婆。

    第二年秋天,东轩市举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晚会名叫“秋光灿烂”,大型者,既指规模,更指名角:这次从北京请来了五个名角,就是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其中三人还参加过春晚。如此盛事,东轩是头一遭,报社自然要全力以赴,记者不够用,我的胸前便也挂了个采访证。我的任务是采访现场,晚会七点半开始,六点钟我就进了体育馆。到七点二十,我看见何书记带着市委市政府一干人,迈着方步进来,在前排就座。领导有专门的记者采访,并不需要我去,这场晚会的重大意义,何书记下午就跟记者谈了。

    七点半到了。七点半过了。八点钟过了。九点钟过了。体育馆里如群蜂朝王,却不见一个演员!同事传进来的消息是,演员被崇拜者堵在了路上。他们下榻的金辉酒店到市体育馆,两公里路程,密密麻麻全是人,风吹不入,水泼不进。武警倾巢出动,也无济于事。

    何书记自然早知道了这事,可又不能退场,否则“重大意义”怎么说呢?而且也退不了场,几道门都被人肉封死了。仗着挂了记者的招牌,能在里面随便走动,我便装出不经意的样子,从何书记面前走过,见他木着一张大脸,也不跟旁人交谈,只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蒲扇。秋天也享受着明星待遇,被堵在外面,夏天便趁机杀回,在馆里烘烤。何书记进来时没带扇子,要带也不会带蒲扇,多半是工作人员找某个观众借的。

    晚会拖到十点十分才开始,结束时已过子夜。那五个名角各唱了两首歌,从省里请来的喜剧演员,说了评书,演了曲艺和小品。观众找名角签名,名角把本子抓过来,再奋力一扔。也不怪他们,他们真是受苦了,来时我没看见,离开时是看见的:武警左右架着膀子,急速奔跑,名角双脚离地,二目无神,脸色灰败,像是被押赴刑场的样子。

    学生观众被扔了本子,脸膛通红,似要哭出来,而有个中年男人却不依,当场就骂开了:“××!操啥子老大?老子一个月才挣百多块,你唱两首烂歌,就捞走东轩人民十万大洋!给老子十万,你把老子的脸踩两脚我也干!”

    名角的演出费是商业秘密,外人是不知道的,但东轩城早在盛传,说每人十万元。其实错了,是二十万元,五个人共一百万。当然省里来的要便宜很多。这是华蔚林告诉我的。作为文化局艺术科科长,他亲自组织和参与了演出的策划和谈判。他愿意对我透露,是把我视为知己。其实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不多,但自从我发了他女儿的文章,他跟我说话,就是把家门关起来的声口,尽管还是叫我余老师,却没有丝毫隔膜,像我的名字就叫余老师。他多次请我吃饭,我去过两回,两回都在同一家馆子,只有我俩,没有旁人。

    华蔚林还告诉我,那五个名角都不算贵,明年春天,他应普光县邀请,要在那边策划一场演出。普光出了许春苇,许春苇让他得到了最高荣誉,所以普光算是他的福地,他必须回报,请演员,就请全国顶级的,现在已跟某某的经纪人联系上,档期和费用也达成了初步意向,唱三首,九十万。“这还是看我的面子,”华蔚林说,“我说我是《春苇》的编剧,人家就认了。再加上东轩是革命老区,普光更是当年东轩游击队的发源地,人家政治觉悟高,愿意把价降下来……”

    这些都是后话。

    我现在要说的是,“秋光灿烂”那天晚上,华蔚林跟人吵架了。

    事情发生在散场过后。我在馆里采访了观众,又抢到东门外采访了几位,觉得可以凑成一篇文字了,正要离开,却猛然听见喝厉之声。

    这时人已不多,我一眼就看见了三十米开外的华蔚林,在他近旁,除几个围观者,还有宣传部分管文艺的副科长邢燕。喝厉之声就出自邢燕,她指着华蔚林的鼻子骂:“回家看看你那女儿,就晓得你遭了啥子报应!”

    华蔚林的女儿我没见过,听见过的人说,长得出奇的古怪。主要是眼睛,说两个眼睛都长在太阳穴上。这是个什么形象,简直无从想象。而邢燕很美,柳条似的腰肢,春光般的脸,脸上会说话的,不只是嘴。坊间传,邢燕是何书记的情妇,我认为这是胡扯。果真如此,怎么可能只当个副科长?她都三十出头了。市财政局长有个情妇,比邢燕还小一岁,就当副局长了。分明是胡扯的事,偏偏有人传,也有人信。传言是命运的抵押品,很多人都不知道。

    吵架的双方我都认识,我本该过去劝劝,可怎么劝?再公正的人,劝架时都会有所偏向,我偏向谁?论关系的亲疏,我应该偏向华蔚林,而且我没听见华蔚林骂邢燕,只听见邢燕骂华蔚林,还是骂人家未成年的女儿。然而我能够偏向华蔚林吗?且不说华蔚林是“名丑”(帮“名丑”说话,是要冒风险的,这是我到报社才学到的人生经验),单是邢燕那张脸蛋,那副腰身,就让我做不了石头土块的河岸,只能做随波逐流的浮萍。

    再说,他们骂得太难听了。邢燕骂过几声,华蔚林也开始还嘴,他说你长得再好可惜也不是你的,是别人铺在床上的。这话从侧面证明邢燕不可能是何书记的情妇,否则华蔚林不会那样骂。邢燕则揪住华蔚林的女儿不放,说你那女儿想做床上用品,还不够格!这种骂法,多半不愿熟人听见。于是我溜了。

    并没溜走,只是躲得更远些,隐在一棵大榕树底下。约莫两分钟后,他们分开了。是邢燕先撤的。即使别人不知道她的身份,也知道她是个女人,而且是个漂亮女人,骂街实在不雅。直待人走光,华蔚林才从那边过来,他走得很慢,却跛得让人心慌。从榕树外侧经过时,灯光照出了他的泪光。

    他回家还有很远一段路程,但他没有打车的意思,连续几辆出租车从他身边过,且摁了喇叭,他也没招手。我想,今晚,他妻女肯定都来看了演出,只是演出结束就回去了,她们知道自己的男人和父亲是幕后主角,需要善后。幸好走了,不然,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恐怕还没等到进入青春期,青春就被收割了。

    当我再也看不见华蔚林,只听见空阔的街道远处传来他一轻一重的脚步声,我才离开。我也没打车,是舍不得这夜景,寂寞而温和的夜景。就是从这一天,我明白了,寂静比喧嚣好,落寞比热闹好,世间的喧嚣和热闹,都是暴力。

    无一例外。

    我以为熟人中只有我才看见了华蔚林和邢燕吵架,谁知第二天上班,同事们都在说这件事。

    当然也说演出,但演出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名角们唱的,在大街小巷早听得烂熟,何况现场演唱的比平时听到的,还相差甚远。也说“追星族”,明星们深夜回到酒店,并没能安生,因为崇拜者又追了过去,在酒店外呼喊他们的名字,警察动用非常手段,才在凌晨三点多将其驱散;虽没出人命,但医院里伤员暴增,断手断脚的不在少数,有的还缺了半个耳朵。自然,这些也就议论一下,不会见报。金辉酒店到体育馆,成山的垃圾里,间杂着屎尿和血迹,这些也不会见报。见报的,都围绕何书记的讲话精神:东轩下大力气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升的精神生活需要,由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迈进,由中低端文化向高端文化迈进。

    同事们说过这些,就说华蔚林和邢燕吵架。

    这才是重点。

    华蔚林骂邢燕偷人,且是惯偷,是见人就偷,还曾经去偷他,他不干。邢燕说,我想偷谁就偷谁,我偷你,不过是想看你流口水。如此这般骂一阵,就动起手来。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吵了架,还打了架。邢燕虽是女人,身高将近一米七,加上高跟鞋,就超过一米七,华蔚林虽是男人,可那么矮,还是跛脚,不会丢了男人的脸?事实证明,男人毕竟有天生的优势,华蔚林刚好够着邢燕的胸,他就照着那里下手,把胸罩都抓出来了,像那胸罩是邢燕的赃物。

    对这派胡言乱语,我只是听着。

    我知道纠正非但毫无意义,还会把自己搭进去,他们去给别人转述时,话绝不会减少半分,同时还要加上:我们报社余新亲眼看见的。

    华蔚林和邢燕为什么吵?

    他们有什么深仇大恨?

    关于这个,我倒是从同事那里得到一点消息。

    两个月前,东轩市西北角的乐兴县开了个文化方面的会,由乐兴县宣传部主办,文联承办,在市里请了些人,包括邢燕和华蔚林,但主席台上,有邢燕的座牌,没有华蔚林的。华蔚林开会之前就看见了,但他故意走出会场,待会议开始,才又进来。那是个阶梯会议室,华蔚林敲击般的脚步声,从后面响到前面,或者说从高处响到低处。主持会议的文联主席很热情地招呼:“蔚林兄,就等你了。”华蔚林没应,继续走向低处。还差三排就走到底,他停住了,朝高处望,也就是朝主席台望,从左望到右,再从右望到左,随即转身离开。

    他走到低处,是还要上到高处去的,但高处没有他的位置。

    主持人着了慌,忙跑下台来留人,边跑边解释:“蔚林兄,你怎么的?你的座位在第一排正中呢,你怎么的?我们是把你当作家邀请的,所以没请你坐主席台,你怎么的?……”

    这么念叨着,终于把人捉住。

    但华蔚林手一拐,拒绝就座。

    乐兴县宣传部长在场,部长对文联主席之前的安排和此刻的束手无策,很不满意,说:“上面加个凳子嘛。”

    可麻烦在于,上面挨挨挤挤,坐了十多个,完全加不进去。

    这时候,邢燕站起来了,邢燕说:“这样,我下去坐,华科长上面来。”文联主席又张手拦,宣传部长也说,邢科长不能下去。台上除了市里去的,还有乐兴县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但宣传部长是县委常委,常委发了话,副县长一干人也都起身,说自己下去。可他们都没有邢燕的动作快。不只是快慢问题,邢燕的那表情,自然得就如弱柳拂风,那眼睛,嗔怪地扫向副县长等人,好像是说,我正想下去呢,我是客人,你们都别跟我争。她清清淡淡走下台,没给现场留一块疤。当工作人员把她的座牌和华蔚林的座牌调换过后,她只是甩一甩头,说:“小妹儿,还有茶杯,上面那杯水我已喝过了。”语气平和、亲切。

    华蔚林见状,竟没客气,上去坐了,坐得昂首挺胸。

    表面淡定的邢燕,内心定是波澜起伏。她没给会议留下伤疤,却给自己留下了伤疤。伤她最深的,不是她下来了,华蔚林上去了,而是:只有她最该下来。台上坐的,除了她,都是正科级以上干部,包括华蔚林,也是正科级。你邢燕虽说是市委宣传部的,到底只是副科级。

    如此推论,华蔚林就是针对她来的,华蔚林把她的脸扫尽了。

    她心里恨。

    恨是永不受潮的炮弹,不管是今天爆还是明天爆,反正是要爆的。

    具体到“秋光灿烂”之夜,华蔚林和邢燕为什么吵起来,没人能说清,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枚炮弹醒过来了。埋伏起来的炮弹有时候不需要发射,也不需要引线,眼睛一睁就醒了。

    这也是传言吗?

    即便是,我也信。

    华蔚林曾对我说:人出生时都是圆的,之后会越长越尖,人与人的区别,就是尖得是否锋利,所谓成长,不是自然地生长,而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削得锋利,锋利了才能钻,才能刺,才能戳。他又说,等级是份根深蒂固的社会契约,你心甘情愿认同这种契约,或者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遵守这种契约,都只能收获失败的人生。唯有一个办法,是认同它,又利用它,万里长城也有缝隙,只要你足够锋利,就能钻进去,钻进去就有了阶梯,哪怕像我这样,是个跛子,也要不怕腿软,向上爬。他还说,你爬到了某个位置,就一定要那个位置的待遇,你谦虚,不要,人家表面上可能说你几句好话,心里头却在嘲笑你,久而久之,就看不起你,就不把你当成那个位置上的人,你的一切努力,也就成了白费。

    他对我说这些,一方面是表明心迹,另一方面是规劝我。

    我到晚报社虽然时间不长,可要是有人称我名编,我也不脸红,我策划的几个选题,都引起热烈反响,我编的稿子,国内知名选刊都有转载,“东轩晚报”几个字,堂堂皇皇地被全国读者知道,领导也因此认识到,副刊原来不只是点缀。华蔚林的意思是,既然这样,我就该去要个职位,比如副主任,甚至主任。但我想的是,给“帽子”是领导的职责,我的职责是编好我的版面。华蔚林听了,黑瘦的脸挣得暗红:“你呀!余老师呀!你这么年轻,咋那么迂!领导的职责是给‘帽子’,哼,哼,可是……”咬着牙,叩着桌面,很有些恨铁不成钢。

    这期间,我碰到了李东平,就是先于华蔚林当科长的小说家李东平。但他现在不写小说了,也不当科长了。他决定下海,去省城做生意。

    他开玩笑说:“有天晚上我做梦,梦里有人给我算命,说我朝西走才能发达,太西我不愿去,省城在东轩的西边,我就去省城吧。”

    离开东轩之前,他请了一桌客,客人中包括我。我和他认识,也是利用“工作之便”。在我策划的选题里,有一个是“作家与午夜”,我不要作家写文章,而是让他们接受采访。写文章太斟酌,越斟酌,可能离真实越远。记者派不过来时,我就自己出马。事实上,共选了十位作家,有七位是我访谈的。他们本来就住在同一幢楼,出了这个的家门,脚步一撇,又进了那个的家门。那幢楼紧邻清溪河,周围都是低矮的商铺,不知为什么,分明一幢孤楼,却叫了八号楼。我在八号楼忙活了五天,完成了七个人的访谈任务。

    谈得最多和最有趣的,就是李东平。

    李东平从不熬夜,因此午夜都在睡梦中,他就讲他的梦,那真是光怪陆离,比他的小说精彩万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读过他的小说。采访每一个人,我都提前阅读他们的主要作品,包括华蔚林的作品。论才气,华蔚林远不及李东平,李东平身上有飘逸气,本来穿着华丽的袍子,即刻换成粗服布衣,他也绝不会错愕。这样的人,怎么会天天骂娘呢?以前听说华蔚林告诉局长,说李东平天天骂娘,是传言虚假,还是华蔚林诬告?

    恐怕永远也得不到证实。

    我感觉到,我们不是生活在生活里,而是生活在语言搭建的生活里,某一天语言转调,我们的生活就土崩瓦解了。这不免让我悚然一惊。

    但不管怎样,李东平都钝化了对伤害的敏感。飘逸也罢,骂娘也罢,都会流失甚至丧失那种敏感。华蔚林的优势,恰恰是异常敏感。对华蔚林作品的认识,他自己的陈述大体不差,他确实需要借助指南针才能辨别方向,但那是大方向,一路上的沟渠河畔,山野林间,他都埋下了自己的痛。像《春苇》,与其说自强不息的许春苇是在与命运抗争,不如说是命运照见了许春苇经历的不幸。

    因此从成就论,华蔚林更高,高很多。但要说人,我当然更愿意和李东平相处。李东平太有趣了。尽管华蔚林也好玩,但好玩和有趣,不是一个概念。真正的有趣,不只是会说笑话,而是把生活看穿。在我面前,李东平从没骂过娘,公平不公平,腐败不腐败,我觉得他只能从别人口里知道,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只需要有趣,也醉心于自己的有趣。有天我去见他,他说:“兄弟,我身上痛。”问咋啦?他说:“昨晚上,我的灵魂跑出去,不晓得为啥子,跟另一个人的灵魂打起来了,结果打输了,我醒来后,身上就痛了。”说罢哈哈哈笑个不停。

    李东平为什么不把他的梦境写成小说?

    我问过他,他的回答是:“有一种小说只写给自己看,比如梦。”

    他像在暗示什么,不过我也懒得揣度。

    我和他一样,也只需要他的有趣。

    事实证明,对李东平的那期访谈最受欢迎。人人都被锁在生活的房间里,看穿之后,才能天宽地阔。李东平自己也没想到他这样受欢迎,竟然跟那几个最出名的小说家一样,收到大筐来信,其中包括不少女读者,信里夹带照片的,又占了十之二三。那段时间,我不断接到两种电话:读者的,问李东平;李东平的,请我去欣赏女读者的玉照。李东平的电话倒让我低看了他三分。他并没有炫耀,但给我的感觉是在炫耀。如此说来,把生活看穿这句话,很可能是一句废话。没有人能够看穿,无非是,每个人的门上挂着不同的锁。

    低看了他,并不是就不喜欢他。有时候,越是低看,越是喜欢。这源于追逐真实的渴望。人们分明承受不起真实,可就是压服不了对真实的渴望。

    跟李东平和华蔚林交往,我是从不避讳的。我知道他们之间有芥蒂,但不避。那次华蔚林去找局长要“事情”,华蔚林把李东平拉出来跟自己对比,还说他天天骂娘,局长转告给了李东平,李东平轻笑一声,吐了口痰。华蔚林后来听说了李东平吐的那口痰,当着我面多次提起,言语间既委屈,又不平,像那口痰就是他,他要弄清那口痰的下落,若吐在马路上,必被车碾人踏,若吐在石缝间,必腿脚不能屈伸……我也做出同情的样子,但假如我决定了一个钟头后要去找李东平,我会对华蔚林明说。在李东平面前也一样。

    李东平请客那天,电话打到我办公室,华蔚林正好在,我也告诉他了。原来他知道李东平请客,但并没有请他。“八号楼是人不是人都请了”,却没请他。

    他问我去不去。

    我说人家马上要离开东轩,用他自己的钱为他饯行,哪能不去?

    华蔚林的脸上显出悲哀的神色。

    这悲哀让我有些恼怒。

    但我没表现出来,只说:“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说你跟我在一起?”

    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暗淡了,摇了摇头。

    接下来的半个钟头,他几乎都是用一个耳朵在听我说话,另一个耳朵,听他自己的腰。那时候,东轩城已出现了手机,但不叫手机,叫大哥大,我在街上就碰见过一个女子,举着个砖头样的黑家伙跟人对话,眼睛却咕噜噜地望着行人。她有显摆的资本,因为她拥有的,连华蔚林这样的正科级干部也没有。华蔚林腰间别的是个传呼机,又叫BB机——它叫起来的时候“哔”响,因而得名。据说那东西外国人是挂在奶牛身上的,“哔”声能催奶,还可呼唤它回去吃饲料。开始是响几声后,留下个号码,让收到信息的找电话回过去,后来进化了,可输中文,相当于现在的手机短信。华蔚林用的就是这种。

    但半个钟头时间里,没有人给他短信。

    或者说,李东平没给他短信。

    并不像华蔚林所说,八号楼是人不是人都请了,客人很少,只有六个。也可能确实请了八号楼,只不过在另外的场合。这天的六个人,包括邢燕和市文化局局长。局长姓夏,我是头回见,脸膛饱满,梳着毛主席那种发型。仔细一看,还真有点像毛主席。结果这早就是共识。他抽烟,抽得很勤,是戒烟失败,还是根本就没戒过?若从没戒过,以前说华蔚林去找局长那些话,又大可怀疑了。

    夏局长不仅抽烟很勤,连拿烟的姿势,吸烟的嘴型,说话的口气,包括某些字的读音,都极像毛主席。我这又才知道,从很年轻的时候,他就一心一意学毛主席。他出去旅游,游客会找他合影,有些上了年纪的,还抓住他的手不放,泪眼婆娑,竟至哽咽。那样的情景明显让夏局长非常享受,此刻谈论起来,也脸上放光。“我们的人民啦……”他说。把“人民”说成是“银民”。

    “可惜了,夏局长你该去当演员。”我说。

    我本是当奉承话说的,万没想到让夏局长不高兴。

    入座时,李东平就把我介绍了,夏局长还表扬了几句晚报的副刊办得不错,这时候却指着我,一脸茫然地问:“这位同志……”

    李东平又介绍一遍,并且加了一句:“我的朋友。”

    有加这一句,夏局长似乎放了心。是“自己人”的那种放心。他点点头,说:“学毛主席,有不同的学法。学了去演戏,去出名,那是一种学法;学他老人家的精神、气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格,又是另一种学法。这后一种学法,才算学到了家。”

    桌上响起掌声。我也鼓掌,并以崇敬的目光望着对方,心里却乐呵呵地想:你比华蔚林最多高三公分,想演毛主席也演不了。

    掌声当中,菜上来了。李东平请夏局长开席。

    邢燕坐在局长下手,殷勤地给局长斟酒、夹菜。她的动作真美。她啥都美。我坐在对面,刚好欣赏。但同时,我也想起她骂华蔚林女儿那些话,想起华蔚林脸上的泪光。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华蔚林流泪,连对我妻子也没说过,我觉得那是他一个人的秘密,我看见了,他的秘密也成了我的秘密,当两个人同时拥有一个秘密,比同时拥有一套房子联系更深。此刻,我欣赏着邢燕,是不是对那个秘密的背叛?是不是我也跟别人一样,有意无意间在践踏着华蔚林?

    席上,邢燕没看过任何人,只看夏局长,哪怕东道主李东平去给她敬酒,她也是看着夏局长说话。她真能喝。夏局长也真能喝。一杯接一杯,都是一口干。李东平带来的两瓶茅台,很快见底。在这点上,夏局长没把毛主席学像。毛主席酒量不大。李东平晃着空酒瓶,说:“局长……”夏局长淡然地问:“光了?”李东平又晃了晃。“那就换一种嘛,”夏局长说,“我晓得这家店里只有五粮液,没有茅台,五粮液就五粮液嘛,我们又不是何书记,只喝茅台。”这话出格了,但因为都是“自己人”,夏局长倒也不在意,只笑了笑。

    李东平出去了,起身时朝我眨了眨眼,我没明白,结果他走到门外,又朝我招手。我跟出去,他说:“兄弟,借我点钱,我身上不够。”我掏出374块。他说行。这钱李东平借去,再没还我。那是我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妻子是不主张我带钱的,她说男人有了钱,就想着花出去,你不抽烟,不嗜酒,也不赌博,就只有一条路可花。但我的理论是,男人的兜里,一两个月的工资是要揣的,不然压不住,走路发飘。看来我的理论是错的,我该听妻子的。

    可能是因为提到了何书记,加上两种酒混搭,容易喝高,一直顺着夏局长说话的邢燕,把话题转了,说到华蔚林了。从华蔚林吓何书记说起,并且问夏局长:“是不是何书记让你安排华蔚林管艺术科?”夏局长笑而不答。然后又说到乐兴县那次开会,但没说华蔚林把她赶下台的事,只说华蔚林把乐兴县的领导都得罪光了,特别是文联彭主席,气得吐血!彭主席叫他“蔚林兄”,就把他惹了,中午吃饭,人家去给“蔚林兄”敬酒,他理都不理,弄得彭主席下不了台,只好又给他道歉,说今天位置没安排好(说到这里,邢燕抽了声鼻子,不知是位置的事引起她的记恨和痛苦,还是怪自己说漏了嘴),华蔚林却说:“你是正科级,我也是正科级,我规规矩矩叫你彭主席,你就不能叫一声华科长?”

    席桌上哄笑起来。

    我想起华蔚林曾对我说:“就叫我华科长好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两相对应,邢燕应该没有胡编。

    我确实是那样叫华蔚林的。如果不那样叫呢?尽管我编发过他女儿的文章,而且发过三篇,而且每一篇都费了我很多心血修改——从情形看,邢燕不知道华蔚林女儿的名字,否则我就成了她的敌人了,尽管有没有敌人我并不在乎,但有个敌人总是不好——不那样叫,他恐怕也要记恨我吧?

    想起来让人冒冷汗。

    但邢燕的话也不全真。藏一截露一截,就不可能真实。奇怪的是,这样真真假假,才让人信得踏实,全假不行,全真同样不行。

    他们说得热闹,我插不进嘴,加上小腹胀了,就起身去上厕所。进去才发现,李东平也在撒尿。他何时出去的,我完全没注意到,证明我也喝多了。我从李东平兔子样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眼睛。他撒尿时一点也不飘逸,两只手捉住,腰弓着。他就以那样的姿势对我说:“邢燕绝对没戏唱。”

    这是什么意思?他进一步解释,声音放得很低,湿漉漉的嘴凑过来,喷着酒气说:邢燕刚解决了正科,想到文化局当副局长,但华蔚林也在争那个职位,十之八九,邢燕搞不赢华蔚林。

    “兄弟你没下过乡,”李东平说,“我是当知青过来的,我晓得点麦子的时候,撒了麦种,要用夯板压,把地压实,实得可以跑马,也可以过车,这样生起来的麦苗才壮。华蔚林就是被压过的麦种。”

    说罢,李东平打着尿噤,鼻孔里呜呜响。

    他这样子让我感觉到一种寂寞。今天是为他饯行,主要客人却没提一句祝福他的话。他何以连科长也不当,要辞职下海,表象之外的原因也无从知晓。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2年第3期)

    ,所以我松开拳头用手握紧笔,作为自己作为人类也作为你。,所以我松开拳头用手握紧笔,作为自己作为人类也作为你。.....压,把地压实,实得可以跑马,也可以过车,这样生起来的麦苗才壮。华蔚林就是被压过的麦种。”说罢,李东平打着尿噤,鼻孔里呜呜响。他这样子让我感觉到一种寂寞。今天是为他饯行,主要客人却没提一句祝福他的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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