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第一次受锤，是在1989年的夏天，那时我刚满17岁。其时，我刚刚结束了第二次中考，因0.5分之差，无望上日思夜想的中专学校，无法实现跳出农门的美好目标。更糟糕的是，因我笃定自己能考上中专，所以高中志愿栏仅填了重点高中——贵池中学，普通高中一个也没填。结果是，我的中考成绩比贵池中学高出十几分，但因贵池中学当年不招录历届生，普通高中又接收不了我的学籍，所以当所有学校招录完毕后，平时年级排名前三的我，居然成了一名无书可读的社会青年。
彼时的城乡差别多么地大啊!我身边的同学或亲邻，考不上的，城市户口可通过招干或招工考试，轻松地进了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户口的，只能低眉顺眼地紧跟着父辈的脚印，将自己的命运捆绑在那水田瓜秧上……我虽自小跟随父亲从农村搬进城里，却“继承”着母亲的“自理粮”户口，城里招干招工不让我报名，农村一分田地也没留给我耕种，偌大的贵池，居然没有我的一块栖身之地。
可那是一个人人必须劳动，容不下闲人的年代啊，一家人思虑再三，决定让我随着三姐的样式，到江苏镇江一家服装厂打零工，期待我像三姐一样，能在异乡独立地工作和生活。
临行前一天，我躲进房间，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将那些一直视若珍宝的课本，一页接一页地撕碎……当我的悲伤快要逆流成河时，农村的二伯突然来到我家，跺着脚说原本身体就不好的二妈妈，前天因“双抢”累倒住院了!他家九亩多的早稻才抢收了三亩，若没人帮忙，立秋前，晚稻秧苗根本来不及插!
那是一个“以粮为纲”的年代，在父辈的眼中，任何事情都大不过“双抢”。于是，没有任何商量，17岁的我，顺从地提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二伯家干“双抢”，那原本就不成熟的外出打工计划，自然而然地顺延到了立秋后。
二伯一家是很照顾我的。我比堂妹大一岁，可每天派发给我的活儿，总比堂妹少很多。许是考虑我不会干农活，他们就让我一个人上午在家洗衣烧水做饭，中午将饭菜送到田边，下午到菜地里除草浇水，之后再要烧晚饭。而堂妹则和大人一样，下田割稻、拔秧和插田，一天到晚都不得喘息。二伯一家也是极包容我的，当我顶着烈日，把饭菜和茶水挑到田里时，无论是半熟菜，还是夹生饭，他们总说好吃好吃，边吃还边夸我干活麻利。
在那段寄居劳作的日子里，最幸福的应是晚上，能和堂妹并排躺在凉床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自由地探讨着，十六七岁小姑娘都爱做的美梦和幻想。每次畅想完毕后，堂妹总是安慰我，说我的书读得比她好，将来的日子不会差到哪里去!她总是强调，她也想好好读书，可田里、地里的活儿总是干不完，她的成绩也总是好不了!现在母亲又病着，家里更没人干活了，她若能把初中读完，就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份儿!
我第一次发现，和堂妹相比，原来我是幸运的。在堂妹的安慰下，我也心甘情愿地尝试着，要与一切悲苦握手言和。可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让我清醒地认识到，在大家眼里，我终究还是个“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担糠”的落榜生，如果无书可读，我的余生也许只有失败，鲜有幸福和快乐!
事情起源于那天早上，我洗完一家人的衣服，起身时脚一滑，连人带桶一起栽进了塘里。当我扑腾着从水里爬上来时，发现木桶不见了，棒槌不见了，衣服如天女散花般飘浮在塘面上，随着风正越漂越远…我惊魂未定，赶紧伸手抓回来几件，余下的，纵使我马上找根竹竿，从上塘捞到下塘，依然找不到它们的仙踪……
晚上，当二伯一家人找衣服准备洗澡时，我嗫嚅着说起衣服丢失的经过，二伯黑着脸不说话，全家人也都不敢吭声儿。为了弥补丢衣服的过错，我一个人扛着锄头，踏着月色，悄无声息地来到菜地，一心一意要把那几畦地上的“草”给除干净。当我的“赎罪”工程正要结束时，忽听到二伯、堂妹着急呼唤我的声音，抬眼望时，他俩正打着手电筒，一步步地向我走来。
“啊，糟了，你怎么把豆苗全给锄光了?!”堂妹先到，惊讶地声音划破了夜的寂静…“叫你洗衣服，你把衣服打水漂;叫你拔草，你把豆苗全锄掉!你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担糠，除了会吃，还能干什么?”二伯一边怒骂，一边抄起地上的锄头追打我!
“快跑!快跑!快往你梅里的舅舅家跑!你那当老师的舅舅能救你!”堂妹连声催促着……一语惊醒梦中人，我醍醐灌顶，和着眼泪撒开腿向东，朝着舅舅家的方向狂奔而去!
当我终于走完五十里，累瘫倒在舅舅家的大门口时，东边天空微微现出鱼肚白色，还有浅浅的粉色和紫蓝色霞光…舅舅听完我的哭诉后，怜惜地叫我先把脸洗洗，一吃好早饭，他就骑车带我去教委，看看可能改报下我的中考志愿……
当我终于坐上了舅舅的自行车，惊喜地发现，我们去往教委前行的路，是越骑越宽，且一路上都是霞光万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