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在人生的经历中是很特别的一笔。冲动就像一股巨浪，难以预料会有什么结果。当年去延安插队很大的成分源于一时的“冲动”。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很有必要” 的最高指示。消息一经播发就迅速掀起一场到农村去插队的高潮。
北京城内锣鼓喧天，游行队伍走街串巷高呼当时最时髦、最响亮的革命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校门口贴了一张大大的通知，“上山下乡动员会在五楼阅览室召开”。仔细的看了看相关内容，我和许多同学一样，怀揣着好奇和激动的心情走进五楼阅览室，坐在那里听上山下乡的动员报告。
报告的内容很简单，先讲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号召的伟大意义，然后介绍了延安当地的一些情况和对知青的相关政策。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的思想很单纯，不会分析也不知道去做什么样的分析。“高涨的革命情绪”让人的思想固化在一个点上。毛主席的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那时，没有人会怀疑这样的逻辑。一旦产生相悖的念头，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对毛主席不忠的罪恶感”。
会散了，我赶紧骑着自行车回家恐怕自己的革命热情落在其他人后面。父母都上班去了家里没有人，自己决定去延安插队。于是拉开抽屉拿了户口本直接去龙潭派出所办了迁出手续。
短短的五分钟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一名北京的学生变成了陕北的农民。
实事求是的讲“去与不去”都是自己的选择。当时并没有“哪些人可以不去，哪些人必须得去”的硬性规定。我们班有五十一人，选择去“延安”插队的仅有12人。里面既有家庭出身好的，也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我选择了去，很大成分是当时那种革命热情带来的冲动。
后来，每当谈起这件事，家里家外的人都会说我那时候“脑子进水了”。我不愿意辩解，因为任何辩解都改变了已经形成的事实。
假如事情发生在正常的年代，面对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事情一定会想一想慎重行事。
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不是必须得去?
二、到农村去干什么?是安家落户还是劳动锻炼?
三、农民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再教育等等。
就是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连想都没有想，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不会去怀疑领袖的号召?满脑子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历史上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只有既定的事实。
来到下乡的村子犹如回到了原始状态下的农耕社会。那里不通水不通电也不通路，只有村民走出来的羊肠小道。那里没有报纸也听不到广播，听到的是鸡鸣狗叫。村里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就是老黄牛拉着的犁耙。
村子远离公路，在那儿永远听不到汽车的声音，看不见过往的路人。寂静的村庄，最动人的画面就是那窑洞里吐出的袅袅炊烟。
太阳撕开夜幕，生产队长就敲响挂在树上的铁板，噹、噹、噹的敲钟声是村民生产劳动的集结号。一天就这么开始了。太阳落下的时候，大家便扛着农具往回走。
人们不怕天黑，怕没有钱买煤油。只有光线很暗的时候人们才会点燃用墨水瓶改装的油灯。短短的灯芯燃烧着微弱的火光。
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生火做饭都是必须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家从1965年起做饭就使用煤气灶了。没想到插队时做饭用火竟成了生活中一道难以越过的砍。
在我们进村之前，生产队事先组织社员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柴火放在窑洞门口。柴禾很快就烧完了，我们要自己到沟里砍柴禾。对我们来说砍柴是陌生的。在那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山沟里可砍伐的树木随处可见。我们即没有老农的生活经验，也区分不了林木的种类。到了沟里什么容易砍就砍什么。当地有一种“漆树”是不能砍的，人的皮肤接触后就会“过敏”，我们不认识它，树被砍倒了，身上起了大片的红斑，奇痒无比。
柴砍好了，运回去全要靠人背。背柴是件痛苦的事情。用细细的苕子把砍下来的柴上下捆紧，再找一根粗细合适的树干插在捆好的柴禾中间，用来做背柴的支撑点。肩扛着捆好的柴禾，顺着山路艰难的向上爬行。柴禾很沉，人往山上爬，柴往身下坠。肩膀被压得很痛。有时真想把它扔了。没办法，扔了它明天就揭不开锅，只能忍着疼痛往前走、歇一段走一段直到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们才从沟底下爬了上来。看着离村子越来越近，心里刚松了一口气，没想到一名女同学因过度劳累突然晕到在地上……。
时局的变化总是突然的甚至是捉摸不透的。插队的第二年以后出现了招工潮。当年那些发誓在农村“战天斗地一辈子”的人，突然变了，变得“灵活”起来了。他们要尽快的逃离农村，逃离下等人的苦日子。他们要重返城里做城里人。
从北京到延安插队时没有说“哪些人，有什么情况不能去”，而要离开插队的村里，招到工厂或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却增添了不少“限制”条件，最没有人性、最不公平的是看“家庭出身”。非“红五类”是不能被招工或推荐上学的。因为他们都有坏人之嫌，泄密之嫌，是不可靠的。
该走的坐着汽车走了，留下的在黄土地上继续劳作，继续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力抗争，也不想抗争，只能认命。当又一次招工的消息刮来的时候，大家心情很平静，完全是一种听天由命的状态。
招工的单位是县级的五小企业(小钢铁厂，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等)和危险程度比较高的煤矿和水库。在我们那次录用的五十多人中，家里不是资本家、小业主出身的就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从家庭背景上看都属于“可以再教育的”对象，不是可依赖的人。
面对这种区别对待的招工筛选，我开始反思自己当年的冲动，开始怀疑人生的未来，怀疑未来的出路。工作表现好坏在这个“天平”上是不对等的。尽管内心质疑这个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但又不敢声张。
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社会重回正轨被压抑许久的闸门终于打开了。几经努力考上了大学，才有选择做自己擅长和喜欢的职业。
岁月慢慢流逝，自己选择的路总是要走下去的。生活轨迹的改变不仅是一次生活状态的改变、而且也是对以前生活方式的修正。修正之后的路是一条新路，路虽不平坦，但总有希望在向你招手激励你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