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把老京胡在储藏室里孤独地沉睡了四十八年。
一九六八年底响应国家号召去了陕北，一走就是几十年。说起来也真是对不住“它”。
提起这把京胡就想起那段难以忘记的往事。
一九六六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中学以上的学生都要停课闹革命。表叔为了不让我到社会上去瞎闹，便把我带到他工作的地方——空军司令部大院。
部队大院是另外一个天地。
那里没有“红卫兵的造反”，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有的是战士的紧张训练和大片大片的绿树。整齐的装备、静静地营房，就连小鸟从那里飞过都是轻轻地。
战士练“拼刺刀”的时候，我拿着发给我的一杆长木枪排在最后面。
右手持枪挺胸收腹立正站好。
随着排长口令：“一”右腿向前迈上，双手托抢用力向前刺杀;……这样练了半个月。
新鲜劲儿一过去，再练那玩意了兴趣就不高了。
晚上，司令部大礼堂时常演京剧，有《打渔杀家》、《望江亭》、《沙家浜》等等。那会儿，哪懂京剧呀，就是看热闹。
表叔是空军文化部的干部，散场后有时我也跟着他跑到后台去。东瞅瞅西看看，觉得京胡这玩意儿挺好。个不大，声音又亮又脆。拉京胡的叔叔看我对他手里的京胡好奇，就说：“来试一下”。表叔可能是怕我给弄坏了，告诉我：“不能乱动”。我乖乖地站在那儿看。
后来，只要有机会，我就去听，就去看。那会儿特别渴望自己也有一把京胡。
过了好多天，表叔拿来一把京胡。
问我:“喜欢吗?”
“喜欢”
“这把京胡是文工团的，我跟他们借来，你拿去学学拉胡琴。”
“谁教我呀?”
“你先自己练练，以后有时间就让拉京胡的叔叔给你指点一下。”
这把原本是空政文工团的京胡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了我的”。
初学京胡的时候笨手笨脚的我，扯着琴弓不止一次地“刺痛”它，弄得它“吱哇乱叫”家里人说我像是在“杀鸡”。
听到这样的评价倒是激发了学习热情，非要拉出个样子让他们看看。有时间我就按照师傅教的练习，逐渐掌握了“长弓、连弓、抖弓、打音、开花音等”的基本演奏方法。又练了些曲牌像：“二黄的小开门、西皮的海清歌”，还有什么“原板、慢版”。
顺手之后声音也就柔和多了，家里人闲暇时还常让我来一段。
有一次我拉了《红灯记》中的一段，得到满堂彩，那个高兴劲儿难以言表。
一九六八年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一出，我离开了北京，也告别了这把“老京胡”。
慢慢地这把京胡也淡出了我的生活。
甚至早已把它忘记了。
本该还给人家的东西，没想到一放就是几十年。
最近在收拾房子时无意中我重新发现了它。
真是不可思议。没有特意的保管，它却依然完好。琴筒、琴杆、琴轴、琴皮上面除了少许的灰尘之外，一切都好好的。我简直不敢相信它还“活着”。真的还活着。
京胡又走进了我的生活。当我再次拉起这把老京胡时百感交集。
这是一把无法归还的京胡;
这是一把历经光彩和冷落的京胡;
这是一把我曾经喜爱过、又曾经抛弃过的京胡。在非常时期它曾陪伴着我，无形中净化了我的成长环境，为我注入了点滴戏剧细胞。当我重操旧琴时，《空城计》、《钓金龟》、《红灯记》的唱腔让我又想起了幕幕往事。那些战士、那些演员、那一场场精彩的演出，都浮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