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很想念麓山下的老家，特别是老家103岁的好大嫂。
大嫂本是我姨表姐，她悄悄地爱上了我大哥，成了我的大嫂。
大嫂比大哥大几岁，她说不重要，关键是人正派，忠诚老实。
他俩相遇在1943年沅陵第九战时中学。那时官衙与学校勾结，克扣学生的经费，致使学生饥饿、生病，面黄肌瘦，不少病死荒山野岭。大哥仗义写诗：“烽烟战火满三湘，青年学子聚后方。官衙学府一丘壑，破烂寺庙做课堂。饥寒交迫皮包骨，三折九扣学生粮…。”大嫂见到这诗，心儿怦怦一动：不错，表弟正义，有才华。
那年寒冬，北风吹得小河结冰块了，岸边也十分滑溜。有个同学滑落河中，大哥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跳入刺骨的河水，救他一命。大嫂心儿又怦怦一动：表弟人品难得，舍命救人，想到这，脸儿居然红了，有点不好意思。
抗战胜利后，我家随父亲到湘乡县城居住。表姐在父亲的机关工作，和我们住一个大院。大哥在当地的职高念书。他们见面的机会多了，我成了他俩的小通信员。有时表姐交给我叠好的小纸条，说：“交给你大哥，别错了。”大哥就在纸条上写几个字”叠好还给我，说：“给表姐，别丢了。”他俩都嘱咐我“不许对别人说。”可是，我在母亲怀里就“竹筒倒豆子”。母亲微笑着：“告诉妈应该，可不能向外人说。”接着，母亲夸表姐能干，夸她十来岁的时候就是“小革命”。我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明白什么是“小革命”。
原来表姐的父亲，我亲姨父叫陈叔穆，年轻时参加过孙中山的兴中会，进过长沙讲武堂，是辛亥革命成员。姨父家在湘乡农村荆竹堂，有几亩薄田，一幢瓦房，瓦房后青青毛竹覆盖几条小路通山下。瓦房前有一眼荷叶池塘，塘前一丘丘碧绿的稻田，穿插田埂小路，环境十分幽静偏僻。周边的农民都说姨父热情好客，常常吃饭一大桌，屋里的灯深夜还亮着。殊不知姨父的大女儿陈宇眉、女婿袁学之是当时中共湘宁中心县委负责人。县委机关联络点就设在这里，姨父是我党地下联络员。
那时，表姐年幼，姨父常让她去池塘边放哨，反复叮嘱：见认识的人来了，叫喊“客人来了!”，见不认识的人来了，大喊“来客人了!”，记住啊!不许错，表姐一次也没错，有时她还当向导，去毛竹山里探路，日深月久，革命的种子在她幼小心田生根发芽：共产党是亲人，好人!
解放前夕，我叫表姐大嫂了。她热血沸腾，组织家乡的青年学生成立互助社，宣讲解放区传来的书刊，教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进步歌曲，秘密组织农民迎接解放。
1950年初，大嫂大哥进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毕业后，大嫂分配到长沙市供销合作总社搞财务管理，大哥分配到长沙市大厦工程公司任团委书记兼人事科长。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人生无常，岂料一夜过去，风平浪静变惊涛骇浪。大哥茫然无知地在三反、肃反运动中被看作怀疑对象。理由是：官僚地主出身，国民党三青团员，假装积极。大哥从山峰跌落谷底。他请求组织调查：三青团是班上集体加入的，出身本人无法选择…。在这疑云迷雾中，大嫂安慰大哥：人生总有坎坷需要面对，真金不怕火炼。
1958年6月，一个火辣辣的中午，大嫂心急火燎地跑来找我，拉着我直往岳麓山枫林深处，交给我一封信，她头撞枫树，哇哇地大哭。信是从某劳教所发出的，皱巴巴的信纸上写着：“…我被强制送来劳教，冤枉啊!我怕连累你和孩子，请求你同意离婚…...”
晴天掉下冰刀子。大嫂泪如天雨!我火山喷发!对大嫂说：“绝对错误，冤枉!我俩豁出去，申诉，让上级组织了解真相，纠正。”我从书包里掏出笔、纸，坐在爱晚亭写申诉报告，让大嫂马上送省委监察委员会五人小组。叮嘱要谨慎，绝对不能落入任何人手中，它关系大哥的命!”大嫂擦干泪水，拿着申诉报告，头也不回地迅速下山……
七天以后，某劳教所按照“省委五人小组”指示：撤消劳动教养的错误决定，立即送回原单位安排工作。
恶浪平息了，大嫂松了口气。
第二天，大嫂找出较新的衣服让大哥穿上，精精精神神地去上班。谁料迎面扑来的是冷冷秋风。
办公室主任说：“现在是交心运动，你老实交心。交得好考虑工作，不然就滚蛋。”
一盆冰水让大哥浑身寒颤，七尺男儿也有尊严呀。大哥回答：“该交的早就交了，你让我滚蛋，我辞职。”
室主任桌子一拍，递过来公文纸，写辞职书。大哥不懂“政治”的深浅，写了辞职书。室主任火气十足：“你自动辞职，自绝于人民。滚!”
大哥从此丢掉了公职铁饭碗，像一根霜打的枯草，蔫了。大嫂劝慰：“不就少几十块钱工资吗?也许自由自在呢。不怕，我们省吃俭用，等着青天大老爷吧…。”
大哥在家并未获得自由，档案材料随即到了街道派出所，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管制。街道测绘社请他绘图，被制止，说不能搞文字工作;借20元买部板车去车站拉货赚活命钱，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板车被砸烂了;街道勒令去挖有毒的磺砂矿，两头不见天日地钻山洞，傍晚回家，精疲力尽，浑身硫磺臭味。大嫂心疼苦命的丈夫呐，扶他坐下，帮他擦洗，换上干净衣服，温存地安慰：“莫急，青天大老爷总会来的!”
年纪轻轻的大哥就此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一日三餐，一家七口，日子怎么过下去啊?
大嫂带着大哥去找老革命姐姐和姐夫讨说法。姐夫当时任省委常委、省工会主席。他们了解妹夫是好人，但不能插手亲人的事。姐夫安慰道：“妹夫啊，革命道路有时是曲折的，特别是极左风盛行时。我出身矿工，爬雪山过草地，千辛万苦地到达延安。可在当时的整风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可疑分子关押两年呢。我向他们申诉，他们说我顽抗，甩了我俩耳光。后来事实证明我清白，平反了。解放初期，派来湖南任省委常委兼省工会主席。那位打我的也是常委，他见我说：‘那俩耳光还疼吗?’我对他哈哈一笑。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呀。妹夫，坚强，忍耐。相信党会纠错的，这一点绝不能动摇!”
是的，人是要有精神的。但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都实打实。大嫂心如油煎。
有天，天刚蒙蒙亮，大嫂开门打扫，见门边一个纸包，上面写着：放心收下，佛济。打开看，是一块猪肉，另纸包着五块钱。大嫂疑惑，“真有菩萨显灵吗”?
以后，隔三差五地门边出现这种怪事。大嫂决心要找到这助人不留名的好人。
那天凌晨四点，大嫂守在门里，听见门外的脚步声和放东西的声音，立即开门，拽住一个中年男子往屋里拖，“你什么人?为什么…...”
那人泪汪汪的：“我是来报恩的，我是当年老哥从河里救得一命的人呀。”“最近听说老哥的遭遇……我也只能帮这点忙，算是报答吧。”
大哥闻声出来了，患难中老同学相见，拥抱大哭。这位老同学在附近一所中学教语文。临别时，他安慰大哥：“唐朝刘禹锡被小人陷害23年，两次遭贬，他仍写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途万木春’的名诗。”大嫂大哥得到无限温暖和力量。
煎熬中大嫂心底的灯从未泯灭。饥饿难耐的三年里，她水肿得浑身透亮，腿上一摁一个坑，头晕乏力。可坚持早上班晚下班，蔬菜店的同事自掏腰包送她蔬菜，肉食店的小老板留给她些许折扣板油，帮助她维持一家的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在众多冷眼下，她坦然安排解除管制的旧官僚公公住进倒霉的小家，她说，养父母是子女责任，也是社会责任;终生难忘的是，我生孩子时，她送来用开水烫过的，一叠叠婴儿旧衣服，竹摇篮，坐栏。她说：“东西很旧了，但干净实用，婴儿用旧的东西舒服，长命百岁。”
大嫂因大哥问题，从供销总社下调到市蔬菜公司，又下调到公司幼儿园，几十年工资不涨…。几次搬家，最后七口人挤到两间楼板见缝，嘎嘎直响的房子里，但她把苦一口吞进肚里，“不怨”“不叫苦”，“不讨要”，无论安排在哪儿，老黄牛似的埋头工作，周围人感动得称她：“顽强的女人，难得的好人!”
1980年，天蓝蓝，树青青，阳光终于照进了受苦人的小屋。
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了拨乱反正，他说：“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指示搬掉了冤魂头上的魔石，胡耀邦就是大嫂久久盼着的青天大老爷呀。
这天，省老干局、省建工设计院老干处，街道办的几位工作人员，提着几个包包，来到大嫂家：“道歉，迟来的道歉!老大姐您因大哥的冤屈受累了，对不起呀。今天，我们带来了二十三年里迫害老大哥的黑材料，当众烧毁，还您们清白。”
大嫂住房的前坪，焚烧一袋袋的黑材料，火光送着浓浓黑烟飘散在青天下。看热闹的人群有的啧啧称赞：“申冤啦!好人毕竟是好人!”有人流泪地说：“不容易啊，熬了23年，头都白了…。”大嫂扶着大哥，看着那一袋袋冤屈化为青烟，他俩拥抱着放声大哭!
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无论怎样赞扬也不为多。这以后，大嫂家的日子可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恢复离休干部待遇，补发工资;大嫂大哥安排在居委会担任治保主任和妇女方面的工作。他俩不顾年老多病，在邻里间穿梭，谁家水管坏了?谁谁吵架了?谁谁老人摔了?都当成自家的事帮助解决。
岳麓区大发展，大嫂家属于拆迁户。街道和城管部门，给大嫂家分了两套宽敞明亮的楼房，“电梯电话，楼上楼下”，出门就是街心花园。大嫂见人就夸：“我一辈子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楼房，感激政府，感激党啊!”。
前年3月，大嫂101岁高龄时，街道关怀住进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医生定期检查，精准服药;专职护工看护，指导适当运动;子女经常探视，大嫂十分舒心。
今年2月12日是大嫂103岁生日，医院院长、主治医生、护士长、护工等约20多人，推着蛋糕车，围在大嫂身边，唱着“生日快乐”歌，大嫂起身作揖致谢。一身洁白天使服的院长，与满面红光、身着红棉衣的大嫂并排站着，伸出大拇指和V形手指，表示生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