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 根
我写过一些黄河滩往事，都是特别碎片化的东西，我尚无能力写出家族历史，写出我理解的家人们。
这几年，我爸开始非常重视家谱，好几次，他戴着老花镜、拿着他手抄的一本家谱给我和我妹讲王家的传承。他肯定也希望我能清晰了解并记下来。实际上，随着年龄增长，我渐渐对自己的“根”有了追溯的好奇心，老一辈的故事亦令我感兴趣，可以入心。
大约三四年前，三伯家的老大泾平哥在家庭群里提议，大家都来写写自己知道的王家历史。用他的话说，写个“家谱”，王家老辈人团结友爱，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应该传承下去。他极热心地鼓动我爸(他的四叔)和众兄弟姊妹提供材料，并点名我当家族史“主笔”“主编”。但我觉得这是项浩大工程，我没有信心和力量去完成，只是表示支持，却不知如何下笔。
老爸很用心，特意打来几次电话说此事，提出他的初步设想：家谱不好写，可以把他所知道的自我爷爷辈起的家族情况等素材先积累起来，以后再考虑怎么写合适。并认真地写了好几页纸给我。我只好从命。
我把这些手稿录入电脑，读到一些事情，有时会停下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
我怎么使劲都无法想象童年时老爸的模样。我奶奶一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更别说全家福了——倒不是她穷到无钱照相，她说照相能把人灵魂吸走，不肯照。晚年大概因患结膜炎眼圈老是红着，所以也不愿照相吧。我爸最早的照片，已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了，是张与同学的合影，站在后排围着围巾，高高瘦瘦很青涩很腼腆的模样，是那个年代典型的书生。
常常，浮上眼帘的，是我在老家的院子里，听耄耋之年的老爸回忆往事时的图景。老爸在说起他的母亲时，笑起来像孩童一般，有一种羞涩和天真在皱纹里荡漾，好像一下回到几十年前，他还是一个牵着母亲的手在黄河岸边行走的幼童，那个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少年，那个为了减轻哥嫂负担、偷偷报名参军的热血青年。
中间一排，自右向左，分别为：我父亲、二伯、大伯、大娘、大姑、三伯。后排为大伯、二伯、三伯家的后代，我的堂哥堂姐们。
相 依
小时候，老爸应该是很乖的小孩子吧?听话，懂事，仁义。爷爷去世时，爸尚年幼，记不清楚是五岁还是六岁。他在回忆里这样写到：“爷爷老弟兄四个，我父亲王作忠也是弟兄四个，父亲排行老四，是地道的农民，解放前给人家做长工，老实本分。我母亲是司马故里安乐寨人，和父亲成婚后，生我弟兄四个和一个姐姐。母亲精明能干，正直好强，为我王家立业、生存贡献很大。年寿88周岁去世。”
老爸记忆深刻的是爷爷临终时对他最后的爱：“父亲在日本侵略中国时被日本鬼子打伤，加上四二年闹饥荒，不久不幸去世，临去世时把我叫到床前，还给我半个馍吃。当时我大概有五岁。父亲去世时还不到60岁。当时母亲也站在一旁。”
前年，我和妹妹在老家跟老爸一起给爷爷奶奶上坟时，我特意拍下墓碑的照片，根据碑文，计算出爷爷走时老爸应该近六岁。倒推回去，奶奶当时估计才四十来岁。
奶奶是爷爷的第二个妻子。爷爷虽然家贫，但相貌堂堂，因人忠厚塌实，颇得主家信赖。先娶岳姓女子为妻，据说她长相很好，村里一些嫉妒爷爷的人就抓住他她没有生养的事散布谣言，她不堪忍受流言，后抑郁成疾自杀身亡，不曾留下一儿半女。爷爷后来娶了招贤镇安乐寨的我奶奶，据堂哥泾平说，奶奶实际出身官宦之家，奶奶的父亲曾在外地为官，因审理什么案件被土匪余孽追杀，逃回到河南老家，后家道中落。
我爷爷去世后，奶奶后来去了陕西我大伯那里生活，那时比我爸大20岁的大伯已把二伯、三伯都带到了陕西，在那里扎下根来。年幼的我爸就跟着孟县南庄的我大姑一家生活。此前，因生活艰辛我奶奶曾想把我爸送给一家财主，本来说好了的，我爸懵懵懂懂的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儿，后来大姑不忍，又去那家用粮食把我爸换了回来。
我爸说，自己能在饥荒、旱灾、兵荒的年月活下来，多亏了这个姐姐。大姑是奶奶的第二个孩子，最早嫁到我们村南边的黄河滩，因为不堪忍受家暴偷跑出来，被我奶奶藏匿起来，后来奶奶又做主把我大姑嫁给孟县的现在的姑父。这个事情连我爷爷都瞒着，黄河滩那家人来找大姑，被我奶奶义正辞严骂出门去，反过来向他们要人!可见我奶奶的胆略，非一般妇人可比。
爷爷胆小老实，家里大事小情实际上是奶奶定夺，她应该算是家里的“定海神针”。她的“大家气魄”可能跟她当过官的父亲有关，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爸与小他三岁的外甥(我叫他福道哥)很亲，他们一起出门玩耍，穿着我大姑为他们做的一样的衣服，街坊都以为是兄弟俩。姑父虽然也不富裕，但毕竟是国民党军官的警卫员，尚能养家活口。因他人很善良老实，没有民愤，解放后并未受到特别冲击。
我爸就这样在大姑家长大，一直到9岁时，奶奶才回河南老家，奶奶把我爸接到了陕西，一直到他中学毕业当兵离开。
父亲19岁刚入伍时留影。当时已换新军装，但是他觉得老军装好看帅气，特意向老兵借了大沿儿帽照了这张照片。
江 湖
爸大约47或48年来的陕西，最早跟随二伯一家居住，当时奶奶、大伯二伯及三伯家都在陕西三原县，奶奶住大伯家，她是这个大家族的灵魂，敢做敢当，风风火火。某年她带两个媳妇儿回河南老家，村人跟她打招呼，笑曰“母老虎”带媳妇回来了?
奶奶的故事太多了，颇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派，我曾在《乡下人家》里写过一点。她生有男相，高直的鼻梁，黝黑的脸上深深的皱纹，打起喷嚏来能吓人一哆嗦，抓起一把铁锨就能把泼皮无赖赶出家门，我总觉得如果她生成男人，一定是员虎将。谁也不敢轻易招惹她。
最早，爸先在三原东渠边的小学读书，后随二伯的工作调动，中学时转到泾阳，考上了著名的泾干中学，那是渭北地区的名校。在三原念小学时，我爸成绩很好，他还记得二伯亲自给他买的衣服，二伯母给他做的新书包，二伯看着他背上书包去上学的情景。放学回到家，总有热菜热饭等着。二伯母其实只比我爸大3岁，白白净净，个子很小，嫁给二伯时可能才十四岁，自己看着还像个孩子。她老家也是河南孟县的，自幼丧母，由当时尚未出阁的姨母养大，后来跟随堂姐一起来到陕西三原。也是被我奶奶不花钱“花”到手的媳妇儿。用泾平的话说，我奶奶是“宁说千句话，不舍一分钱”，她老人家本事大，不知道怎么七说八说的，就给大伯二伯三伯都娶上了没有彩礼的媳妇儿。
陕西人管叔叔都叫“爸”，所以我们有时也跟着喊二爸二妈三爸三妈。二伯二伯母对我爸非常好，二伯家有啥吃穿的都有他一份，就像是二伯的儿子一样看待。所以他们兄弟感情极深。
大伯是家里最早去陕西谋生的，据泾平回忆(他记得的老辈人故事最多，最近又写了长篇回忆文《老岸人家》，我从他的叙述中了解了不少王家人的事情)，大伯少年时即跟着同村的本家(就是我爷爷打长工的那家地主兼资本家)，先到郑州后去西安闯荡，后在三原的棉花公司做到小经理的位置。他把弟兄几个陆续都接到陕西，又先后从村里带了20几人去陕西谋生。
我小时候在河南农村，印象中的大伯总是不苟言笑，皮肤黝黑，大眼睛大到真的要用“铜铃”来形容，很有一些威严感。泾平哥却说，其实他很爱说话，而且特别会谝，非常精明能干。泾平哥写的材料里关于大伯有不少笔墨。我偷懒，摘取一段，大约能看出大伯的经历和性子：
“大伯父1916年生人。黑黑的皮肤，老弟兄四个，三个弟弟个头都很高，都是1.8米以上的大个子。大伯父比弟弟们稍矮，其人长得很精神，十分健谈能说会道，举止豪爽风流倜傥。……大伯12岁时就去郑州做相公(学徒)，十年后转到西安，在上海资本家荣氏家族开办的申新纱厂做工，一步步做到工头、小掌柜，最后到陕西三原申新纱厂经理部当经理。在棉花收购的季节里，他骑着自行车三原、泾阳、高陵甚至耀县到处跑，为纱厂收购几十万捆棉花。”
有一段叙述格外惊悚，说有一次大伯骑着一辆日本进口自行车，到泾阳石桥那里拉运棉花。天不亮就出门，快到石桥时天才蒙蒙亮，行驶在泾惠渠北渠岸上时，看见前面一截树桩倒在了渠水里，仗着年轻车技好，他也不下车，只将车头一抬，后轮便从树桩上面压了过去，刚一过去心里就感觉到“不好”，后轮下面怎么是软软的?遂猛蹬几下，这时候一阵腥风飘过来，原来是一条蟒蛇伸头在渠里饮水。
“幸亏他没有下车跑得快，逃脱了蟒蛇的袭击，着实惊吓了一大跳。”我听得心惊肉跳。想，大伯晚年的运气衰落是否跟伤害了蟒蛇有关?
大伯应该是有些传奇经历的。西安刚解放时，他参加过西北军政委员会由彭德怀、习仲勋主持召开的西安民主人士工商界代表座谈会，见到过彭德怀、习仲勋两位国家领导人。据泾平说，大伯认识不少名流，在陕西三原时，他与于右任老先生结识，并求于右任先生为我们老家的祠堂撰写了“王氏宗祠”四个鎏金大字，上下几行鎏金小字。他回老家时曾亲眼见过。大伯与上海荣氏家族和蒋纬国的老丈人石凤翔等都有生意，也跟红军有过交道，三教九流的人认识不少。曾经很风光，也沾染了一些旧社会不好的习气，被我奶奶拿拐棍儿死命打，是兄弟几个挨打最多的。大伯挨打的事我爸也有记忆，我奶奶还问他打得该不该。
解放后，大伯回老家务农，经常家里街头、田间地头给年轻人讲他当年的江湖往事。文革中被人揭发，说他说过旧社会好的坏话，于是被打成了“历史不清分子”，戴个白袖箍罚扫村里大街。他倒无所谓，整天照样嘻嘻哈哈没事人一样，心大得很。
大伯早年即闯荡江湖，根本不会种地，也不大管家里的事，奶奶跟大伯一起回到河南老家。大伯家孩子多，五个女儿一个儿子，操劳一生的奶奶一直帮衬着他。其实，奶奶最心疼的还是大伯。
二伯中年时的工作照
情谊
我二伯的性格恰恰相反，稳重谨慎，做事特别靠谱，一看就让人信赖。
二伯1925年生，恰好大我爸一轮儿。我在西安上大一时，曾去泾阳的老屋看望二伯二妈，他们对我非常亲，还给我用新棉花做了一床褥子带回学校。二伯是那种看上去就很自尊很自律的人，他是兄弟几个中唯一的瘦长脸，跟我奶奶很像。十六七岁时即随大伯来到三原，在当时的三原华纱布公司当通讯员，公司给二伯配备了一辆进口自行车，二伯骑车技术非常棒，据说能在铁轨上骑行很远的距离。
解放初期，二伯已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泾阳高陵后来单列划县，二伯调到了泾阳县棉花公司工作，我爸回忆说：
“大哥把二哥接到陕西后，二哥在三原当通信员，我那时只有九岁。解放后搞公私合营，大哥回河南老家了，我就跟着二哥迁到泾阳县读书，直到读到初中快毕业，就在学校参军，到空军柳州机场服役，四年后转业到国防科委一个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在合肥。我在二哥那里生活了十年，兄嫂待我很好，我成人后非常感激，也永世不忘二哥嫂对兄弟的情谊。”
我想起2006年我们回陕西，老爸不顾腿疼，坚持一定要去郊区泾惠渠畔二伯的坟上祭奠。我忘不了爸悲戚哽咽的样子。
爸自作主张当兵一事，二伯知道后已成定局，深为不满，他认为我爸学习好，应该继续深造考大学。为此特别感伤。
二伯是陕西省棉花检验领域的权威，他应该是自学成才的。工作严谨行事沉稳，有主见，也有个性，深得公司领导的器重。我大学时就听二伯的二女儿景花姐说过，二伯只要用手一抓一撕，就知道这棉花纤维的质量和级别，“他的手可以说就是棉花检验的标准”，她形容道。
二伯从事棉花检验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他是当时唯一被陕西省棉麻纤维检验局授予工程师职称的人，从工人到工程师，西北五省也仅此一人。他为陕西培养了许多棉检技术人员，桃李满天下。前几日，二伯的小儿子泾武发了几张老照片到群里，有几张是二伯中年时期的工作照，他满面笑容地抓着云团般的棉花，笑得灿烂极了。还有一张，是我印象中老年的二伯，坐在靠椅上慈祥地笑着。有一张大合影，八三年的，是二伯参加全国性的一次棉花机械鉴定会的留念。他站中间C位，除他之外，其他的都是厅局级行政干部，他是名副其实的技术专家。
棉花检验工作是一项非常细致繁杂的系统工程，稍有疏忽，棉农们就因为级别检验不合理而起哄闹事，但只要二伯父一到现场，几句话就说得棉农们心服口服，问题迎刃而解，棉农们都很佩服、信任二伯。五七年三反、五反运动时，二伯父被当作“白专”也受到了冲击，从此变得格外小心谨慎，谨言慎行。
六零年，泾阳棉花加工厂棉花垛失火，二伯父当时是驻厂检验的技术负责人，总认为自己有一定的责任，思想不太痛快，加之偶感风寒引发伤寒，病情十分危急。那次我爸特意从部队请假回泾阳探望二伯。泾平回忆说那是他懂事后第一次见到我爸，他描写当时的情形：
“奶奶知道二伯父重病后，领着我和大弟弟早早的从老家来到了泾阳，大姑母带着小表弟也来陕西泾阳探望二伯父。大姑母1919年生人，那是大姑母唯一一次到陕西来，紧接着四叔父在部队上请假，专程从广西赶来探望二伯父，在永乐店下火车后，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望奶奶。他穿着空军的蓝色军装，戴着大檐帽，高高的个头，英气勃发十分的威武，手提一只银色的大提包，母子二人聊了一时半刻的家常，急匆匆的赶往县城医院去了，走后街坊邻居问奶奶你们家来的当兵的是谁?奶奶十分自豪笑眯眯的告诉他们，他是我的小儿子，在广西部队上当兵。来时给我和大弟弟送来一件喷气式战斗机的小飞机，是飞行员机场地面模拟飞行的那种，纯铝浇铸，十分的精致漂亮。”
二伯当时思想负担重，很悲观。但见到我爸回来，非常高兴，将我爸从广西带来的特产、白糖分发给同病室的病友们，又听从我爸的劝导，心情开朗了不少，积极接受配合医生治疗。其实二伯就是被整怕了，用二伯母的话说是“树叶掉下来也怕砸了头”。二伯此次住院达两三个月之久，终于转危为安，闯过了鬼门关，这绝对离不开家人们的关心、爱护和照顾。老辈人的患难真情，令人感动。
二伯正直，晚年也有委屈之事，但他都忍了。后来，二伯病重时，我爸又回陕西伺候过二伯一段时间。我爸说，二伯去世时，他在合肥突然头疼欲裂，身上完全没了力气，无法动弹半分。“实在无法动身”，病中的老爸没能送二哥最后一程，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憾事。
兄弟情深，才会有这样的感应吧。
二伯对三伯一家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他如大树般庇荫着王家的弟兄和后人们，且毫无怨言，不求回报。因篇幅所限，容后再禀。
二伯(三排左七)参加全国棉籽毛头分析机鉴定会的合影。
乡 愁
听老爸唠家常，说起奶奶去世前的状况，80多岁的老爸依然哽咽难过得个孩子。他一生都在感父母之恩，回报哥哥姐姐的照拂之恩。对河南、陕西的亲人，对生养他的故土，总有一股乡愁，这乡愁也感染了我们这一代人。
散文是使记忆显影的方式，藉由回顾老一代黄河儿女的人生轨迹，他们的故乡情结和亲情线，我似乎更深理解了老爸，他的憨实忠厚，他的重情重义，理解了父辈们的艰辛和付出。
“像牛一样地劳动，像土地一样贡献。生活就是无休止的奋斗。”我感觉，路遥先生的这句话，用在家族这些朴素而勤恳的亲人们身上，一样地恰切。而在回忆中，在对“家史”的书写中，我更加懂得了“故乡”的重量，懂得了什么叫做血浓于水。
2022-6-29凌晨草稿 2022-7-14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