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的编年史上，有一个被称为“老三届”的特殊群体。即在上世纪特殊历史时期66、67、68三个年份的中学毕业生的共同称谓。除此之外，当时这三个年份的小学生，也同样是三届混成，借着“复课闹革命”的机会编班上课，形成了又一个特殊的“老三届”群体。只是这个群体的学生年龄尚小，未能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罢了。但它却真实地存在于那个历史时期。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家乡同学提议举办“大坪完小老三届同学五十周年”聚会，我们才意识到小学也有“老三届”，理应为此举办纪念聚会。这一次聚会，使50年大坪完小“老三届”的同学又相聚在了一道，共同追怀50年前那不知“愁滋味”的青葱岁月。
无论中学“老三届”还是小学“老三届”，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是一个特定的称谓，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其中一员，我们不禁为有这一特殊称谓而自豪。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是共和国的那段特殊历史。
回忆起来，我的启蒙是从1962年开始的。小学一年级是一个叫胡达云的私塾老师所教。二年级开始在家门口不远的罗畈小学就读。四年级便来到离家约5里之遥的大坪完小学习。大坪完小所在地是个称作“大坪市”的小集镇。它由几幢民居外加农村供销社，公社卫生院和大坪完小合抱而成。所谓的大坪市，相对市井，充其量是个小集镇规模。但在当时却是家乡远近闻名的繁华所在。尤其是那棵挺拔参天浓荫如盖的大枫树更是大坪市的特殊地标。大坪完小就在略靠西南的位置，是一座三面合围的单层砖瓦建筑，约10余间教室。正面有砖砌围墙，正中操场边沿有两扇铁栅门开合上锁。顶端用铁条焊成弧形上书“大坪完小”四字。规模不大的校园除大门可以敞开出入外，内里两侧开有门洞，左门通田畴，右门一路直通卫生院，一路通学校食堂。食堂旁侧有一汪清澈见底的水井。我们每天自帶的午餐就在食堂蒸煮加热而成。大坪完小随着当年“复课闹革命”兴起，之前迟滞停学的66、67、68三届小学毕业生共同编班进入初中学习。大坪完小也随之变成了大坪中学。“大坪完小老三届”遂由此形成。
我们那一代人既是不幸的，也是有幸的。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就很能说明那个时期的荒谬。1971年大坪初中毕业，本该升入高中学习。但当时有个“贫下中农推荐”的必要条件。因为不被贫下中农所推荐，即便在老师的挽留下重读一年，最终还是无缘高中，郁郁止步于大坪初中，当了回乡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然而造化弄人，绝境中最后一搏，参军入伍一途却让我开启了另一种新的人生。是非曲折经过之后，再回望历史，实在让人唏嘘感叹。作为那个时代过来人，其实不必抱怨，心怀感恩，感恩生活，感恩时代，才是积极可取的人生态度。因为苦难也是财富。
“老三届”是我们这些过来人身上留下的特别印记。无论是大坪完小还是大坪中学都值得我们追忆怀念。同学少年的活泼身影以及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些美好时光，常常萦绕脑际。
胡金林是我最为要好的“老三届”同学，他却在十多年之前就不幸离世了!胡兆明和我是两小无猜的儿时伙伴加同学好友。他虽家财万贯，却勤劳成性，已逾古稀还在生意场上奔忙。离别许久，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以至就在今年5月，他竟从遥远的内蒙呼伦贝尔给我寄来草原风味特产让我尝鲜。纯结的同学情谊让我永远难忘。
当年，金林同学家境较好，我家生活拮据。每天带去学校的那顿搭伙中餐，常常令我发愁，总是无以为继。金林同学总是多带些饭菜同我分享。我当兵临走之前，金林曾送我2元人民币作为送行礼。2元钱如今不值几何，但在那时却是一笔“巨款”，让我铭记了几十年。
金林、兆明、李御三位同学的母亲都是十分善良慈祥的老人。她们知道我母亲早亡缺少母爱，老人就象母亲一样待我，经常吃住，从不嫌弃。至今想来都让人感觉特别温暖。
当年学校里的那些有趣事更是让人忍俊不禁，畅意开怀。周木龙同学，少年时代就已显露他狂放不羁的特殊性格。初中阶段，有部分同学是在学校寄宿。记得曾有几个晩上，以他为首的几个同学，半夜起来偷偷进到教室，搞女同学的恶作剧。我们的班花胡益美同学则是周木龙搞恶作剧的首选对象。有时甚至撒泡尿在女同学的饭碗里而乐得开怀大笑。还有一年，学校搞勤工俭学，我与李御、胡荣、金桃四位同学结伴上药姑大山采摘黄栗树叶。连续几天，总是不待天亮就相聚在金桃同学家里吃过早饭摸黑上山采摘树叶。有一次，李御上树摘叶，我在树下接应。那知他失手将砍柴刀掉下砸在我的头上，大概是我命大，竟毫发无损。这些发生在学校和同学间的趣闻轶事，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至今想来却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仍是那样新鲜，那样有趣。当年的惊险、苦难和不堪都已成为今天幸福而温暖的回忆!
五十年后再次回忆起我们的寒窗岁月，虽然芳华不再，但我们仍旧激情满怀，因为我们曾经年青，因为我们曾是光荣的“老三届”。一首小诗最能代表我们的心声：
五十光阴一挥间，
大坪完小近眼前。
因有复课闹革命，
老三届里共团圆。
亦工亦农教与学，
备战备荒苦也甜。
恍若隔世同学聚，
幸无鹤发多童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