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般家庭的照片都镶在大镜框里。我家也一样，在堂屋正中墙上，中间是镀水银的大镜子，两边各有一个镜框，大小和水银镜子一般大，里面镶满了家里人的照片。下面用几厘米厚的木板条作为支撑镜框的底座钉在墙上，镜框立在底座上，上面拧上几枚可以系绳索的金属小圆环，俗名叫“羊眼圈”。一头把麻绳系在“羊眼圈”里，另一头系在钉在墙上的大钉子上。这样，拴牢镜框的同时，还使镜框能向外稍稍倾斜，便于看照片。来客人的时候，都喜欢站在镜子前，仔细看主人家的照片。这是我家最早的“影集”。
我家照片是三姐装饰的，非常漂亮，整体呈“孔雀开屏”的上宽下窄形状。里面用的是当年比较拿得出手的亮光纸，把照片粘在上面，闪闪发光，互相映衬。祖父离世早，没有留下照片，祖母也仅仅留下了一张立式2寸的黑白照片，画面是她头发梳得光溜溜的，穿着偏襟上衣，黑色裤子，三寸金莲上穿着一双小巧的黑色绣花鞋。由于年深日久，照片模糊，相纸泛着黄色。我的第一张照片大约是我3岁时候照的，一身碎花布棉衣棉裤，穿的是开裆裤，双腿间的小雀雀赫然露在外面。我的手伸在嘴里，在那个贫穷而物资匮乏的年代，也许嘴里什么都没有，我只是习惯性地把手指放在嘴里吸吮。后来听母亲说，那张照片是1968年在县城国营照相馆拍下来的，因为我的表舅爷是国营照相馆的照相师傅，母亲领我去看他，顺便就拍下了这张照片。
10岁那年，我上小学4年级。三姐领我去县城，要出嫁的她去买衣服。到百货商店，三姐转悠几圈，衡量再三，买了价格便宜的衣服。节省下来的钱给母亲买了一件衣服，给我买了一块布料。然后姐姐领着我去新华书店，我挑选了几本小人书。姐姐又领我去国营照相馆，我俩每人照了一张1寸的单人照，又拍了一张2寸的合影。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照相，既紧张又新奇。照相师傅给我一把木梳和一个小圆镜，我对着镜子梳了梳头。然后把木梳和镜子给姐姐，她仔仔细细地梳理了好半天，我们才进入照相室。当照相师傅钻进那个幕布里面让我笑一笑的时候，我的嘴角牵动了一下，疑似是笑，更像是哭。三天后，姐姐又来了一次城里，买了其他东西，顺便拿着取相票取出了照片。当我拿到照片的时候，心里有一种陌生感，感觉照片上的人不是我，傻傻的，木木的，还歪着嘴。不久，这张照片就被镶到了镜框里。
几年后我自己又来照相馆拍了一次照，那时的洗相技术有所改进，相片能上“色儿”(发sai的音，一定要儿化音)的，比如绿军装红嘴唇都能看到颜色，只是颜色没有我们后来的彩照那么纯正。
8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遍了乡村大地的角角落落，没人想到只有在照相室里才能操作的照相被人们带到了乡村。那天村里来了一伙照相的人，声称他们是县城国营照相馆的，是为了服务群众才下乡来照相的。他们背着相机和三脚架，还有闪光灯，虽然大白天的没用上闪光灯，但镶在相机上很神气。他们拍的照片不论几寸的，价格只分两种，小的六角钱，大的一块二。那时，一是人们手里没钱，二是怕被骗子骗了，大多数人不敢照，选择了观望。我和母亲要了一块二毛钱给了照相师傅，我要和喜子哥照一张合影，因为他马上就要去北京打工了。比我大七八岁的喜子哥要走，我作为他最好的朋友已经顾不上是不是骗子了。我们在农家小院摆了两把椅子，互相用胳膊挎着肩膀，拍下了这张照片。背景是粗糙的黄泥土墙，墙上钉着木头橛子，上面挂着苞米穗子和辣椒串。几天后，我们收到了照片。照片中的我怯生生的，喜子哥皱着眉头，很严肃的样子。现在想来就是平时不常照相才会出现的不自然。我给喜子哥一张照片，他喜不自胜地收下了，然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到北京去找我。
那以后，村子里经常有人来照相，都说是国营照相馆的。其实我们知道他们不是国营照相馆的，但谁都不说破，管他是哪的，只要能给我们照相就行。有了我和喜子哥照相的经历，人们再不怕他们是骗子了，都纷纷争着抢着照相，有钱的给钱，没钱的给粮食。特别是三姐那帮姐妹，都是爱美的人，看到照相的来了都围上来照相，把平时压箱底舍不得穿的衣服都翻出来穿在身上，美滋滋地照上一张两张相。那些照片什么背景的都有，有在自家土房前照的，有在田间地头照的，有在村口老榆树照的。最有意思的是德成叔，和自家的老牛拍了一张合影。后来，来照相的人可以赊账了，没有钱的先记账，秋后卖粮一起算。他们知道淳朴的村民不会为这点小事赖账的。那时，家里的镜框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照片被迁移到大本的影集上来。黑色的底面，上面覆着一层薄薄的蜡纸，也覆着美好的记忆和悠长的岁月。
当年照相是一种很庄重的仪式，战友团聚要照，姐妹分别要照，老人过寿要照，小孩百天要照，男女结婚要照。最常见的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要照“全家福”，少一个都不行。老人坐在前排的正中，然后按照辈分、年龄依次排开，照相师傅喊一二三，咔嚓一声，历史永远定格在了那一瞬间。这些相大多都是在照相馆照，有时照相馆也到现场去照。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照毕业照，这些师傅要到现场。光摆场面就要好半天，一会前排挡住后排了，一会高个遮住矮个了，再怎么努力，照完了总是会留下一些遗憾，有的张嘴，有的闭眼，有的低头。拍集体照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9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出差去北京，联系了仍然在北京打工的喜子哥，那时他已经是工厂车间的头头了，听说我来，请假出来陪我，声称要领我在北京玩个够。同行的不止我们俩，他请了一位摄影师，那时照相师傅早已被摄影师的称谓取代了。摄影师盛大哥扛着好几个包裹，里面装着相机、支架、镜头等设备。光镜头就带了三四个，有的像大炮筒子。这是我第一次与摄影师打交道。在我旧有的概念里，一直以为照相就是留个影，给以后作个纪念。没想到它竟然是一门艺术。那几天我们几乎跑遍了北京的景点。每到一处盛大哥都给我们拍不少照片，我总是想尽量阻止他少拍一点，因为胶卷价格不菲，再加上洗相的费用，会花去很多钱。但盛大哥很豪爽，说没关系，你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一定要多照几张相。经过盛大哥拍的照就是与众不同，照片上的我们再不是傻呆呆的古板相，一举手一投足都透着艺术范儿，背景选得艺术感十足。特别是在长城上，盛大哥用120大叶子胶卷给我拍的一组照片简直就是高级艺术品。
回家后我特意去了一趟省城，在百货大楼买了新影集，我选了有香水味材质优良的影集，我觉得普通影集根本不配盛大哥的作品。
后来照相进入了数字时代，胶卷不用了，数码相机更新换代很快，功能越来越强大，让人目不暇接。我家买了一款两千元的傻瓜相机，我的艺术感差，手动的相机还是弄不好。再出门就背着傻瓜相机，感觉我也像个傻瓜。不用担心胶卷费用，照的不好随时删除。回来存在电脑里，做成电子相册，连纸质相片都懒得洗。
自从手机进入数字时代，照相的功能愈益被开发出来，像素越来越高。有手机自动调光调速功能和美颜功能，可以修图和P图。几乎人人都成为了摄影家，照片、视频、音频，随手就拍。有了快手、抖音、微视频后，人人都可以玩影像。网络的发达，传输的便利，让我再一次变成了“傻子”。
家庭中镶着照片的镜框早已消失，就是影集也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现在的孩子们听到我们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表情和我们傻呆呆的时候一个样，这就是代沟。谁让时代发展进步这么快，我们根本跟不上这飞快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