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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读《天华黎韵》谈民国蒲江匪事

  • 作者:好人
  • 来源: 手机原创
  • 发表于2022-12-24 1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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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天华黎韵》支持我写“匪事”

      土匪组织在中国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历史上从来都存在着,而且是多如牛毛的存在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彻底消灭王国里的大大小小匪帮,也没有能力在改朝换代时彻底消灭前朝遗留下来的不计其数的山头土匪,但共和国是个例外。土匪组织的存在有极其复杂多样的因素,包括个人思想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地理因素、科技因素…众多的因素复合在一起决定了土匪的存在、发展和具有的不可消灭性。

      千千万万山头土匪的存在始终就是一切弱势群体和善良百姓的噩梦,也是官府的噩梦。土匪在历史舞台上是既依附于社会同时又相对比较独立的存在,为了生存和发展,平民是他们鱼肉的对象,达官贵人甚至官府都是他们打劫的对象。一旦隐遁于千万亩茂密的原始森林中,政府就是有千军万马也难以将其剿灭。但土匪组织一旦无限壮大,一个腐败的政权又成了他们猎食的对象。比如南北朝的石勒,就是土匪出身的皇帝,再如东北王张作霖也是土匪出身,因此土匪组织在政治上具有不确定性。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民国时期蒲江匪事的文章,但始终苦于资料难得,方圆二十里八十多岁的老人屈指可数,对解放前的匪事记忆也是井底之蛙,东知一点西晓一片,不成体系。

      后来李德安老师将自己的著作《天华黎韵》送一本给我。阅后是如获至宝,里面内容丰富,一些历史资料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此书用纪实文学的形式记述了民国一个知识分子黎金凤(男)坎坷曲折,命运多舛的一生。一生穿越了两个朝代,从乱世到盛世,从民国到共和。这本书带你从祥和安宁的山村大户到栗栗危惧的土匪窝,从私塾到官学…再到民国的学校教书、到民国的官场、袍哥帮会、农田里的百姓…再到解放后的教书匠,冤枉入狱最后被流放新疆二十六年,最后又从医终老。这本书用纪实的笔调把一部分人性的丑恶揭示的淋漓尽致……作者写人也写与人相关的一切世俗之事,而这些正是今天已经消失了的记忆。不论讲故事性、知识性、教育性,讲思想讲灵魂,这本书对今人和后代都是弥足珍贵的。

      这本书如果三百年后在市面上、网络上找不到了,这都是后人的损失和遗憾。黎金凤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故事更不是虚构的故事。尤其是带给后人的警示教育意义非凡。同时此书又是后人研究前代社会最可贵的文史资料。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一些对我写此文章有用的资料信息。也是《天华黎韵》给了我写完、写好这篇文章最大的动力。同时我也访问了一些老者和查阅了一些史志文献,终将这篇文章写成。

      2,四川的袍哥组织

      先说一下土匪和袍哥的区别。

      土匪是指以抢劫、绑票、坐地分赃等为生的一些社团组织,四川人俗称“棒老二”或“棒客”的人。

      袍哥是指四川的哥老会成员,被大家称为袍哥,这个组织也被称为袍哥会。关于袍哥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取《诗经.秦风.无衣》:“与子同袍”之义。表示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法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两种解释大致相同。袍哥会是清末民国时期云、贵、川地区盛行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在其它地方称哥佬会。

      袍哥是秘密的民间组织,据史学家王笛研究,袍哥组织的接纳范围非常的广,涵盖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各色人等。有当地的知识分子、军人、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底层的农民、乞丐、苦力、小贩等。当年四川军阀中有很多都参加了袍哥组织,或本身就出自袍哥,袍哥在军政界的影响非同一般。他们日常使用隐语和暗号交流,遵循一套自定的教义规则。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致身份认同的江湖联盟。袍哥会发源于清朝初期,盛行于民国时期,与青帮、洪门为当时三大民间帮会组织。弱势群体也可以加入袍哥组织,全在于希望得到袍哥组织的保护不致受其他人或组织的欺负。

      袍哥一般分为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清水袍哥一般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品行也很好,不参与为非作歹的事。浑水袍哥则是职业袍哥,加入这个性质的袍哥组织就是为了获得不义之财,解决生计问题,尽量搞钱搞物。清水袍哥是看不起浑水袍哥的。浑水袍哥类似于黑社会团伙,欺行霸市收保护费无所不为。浑水袍哥与效聚山林的土匪或多或少都有勾扯。

      民国时期蒲江县最大的一个袍哥组织--“仁辅公”。(取自《天华黎韵》)凡是进了仁辅公的人,身份、脸面都会无意间高人一等。三州八县一亮出“公片宝扎”就会很自然的被人高看一眼,处处吃的开,走的通。一般人想进是进不了的。

      何谓“仁辅公”?“仁、义、礼、智、信”五堂口,“仁”字号属“清水袍哥”,以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如工商业界、军政界人士组成。主要参加人员是地方绅士、财主、政界人物,官宦人家和书香门第之人士。蒲江袍哥组织有很多,打着“仁”字号的就有十多个,有“广定仁济公”、“仁胜公”、“仁治公”、“仁德公”、“仁靖公”、“仁辅公”、“新兴仁辅公”…仁辅公的势力最大,威名远扬,掌控着蒲江的财政军事大权,势力渗透蒲江各阶层各地方,在川西南地区都有影响。

      另一类以“义”字号为公口的袍哥组织为富商、教职员丶医生等中产阶级参加。其次是以“礼”字号,是以习武之人,提刀、耍枪、弄棍的人组成。如蒲江县最大的土匪头子王瀛珊就是出自“大义公”。再低一级的是以“智”字号,“信”字号为公口的则是社会下层人组成,包括贫农、失业工人、雇工、长工等下九流人物组成。仁字号为文,义字号为武,代表上流社会的人士参加。而智字号和信字号则在袍哥发展史上逐渐被淘汰。

      “仁辅公”的前身是蒲江“五老七贤”中的李阳修与彭体群、汤和之、谢子林、尹松山等人发起建立的袍哥公口,其后又发展了张俊文、杨之英、胡成之、彭春皋多人,其影响力在蒲江及周围县区也是首屈一指。后来这个公口被县团练局长的张俊文篡夺掌控,匪气、霸气、淫威逼迫下,李阳修及其他人退出该公口,在街对面另立了一个“新兴仁辅公”与“仁辅公”对峙。

      3,袍哥组织就是第二政府

      袍哥组织对政府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张俊文这个人他有一个兄长在川军中当军官,他黑白两道左右逢源,又善于投机专营,笼络人心,因势利导。很快就把蒲江十六个公口的袍哥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仁义联合总社”,他任总社长(也就是总舵把子),加上他又是蒲江武装“县自卫总队”副队长,文武挟持操纵政界、行政各部门。

      那个时候各地的治安极其糟糕,土匪泛滥,蒲江出城三里就有棒客抢人,尤其是南门一带更为猖獗。王瀛珊就是土匪头子,手下队伍几百人,又在各处布置秘探。他把眉山、丹陵、蒲江三县地界搅的鸡犬不宁人心惶惶。若是政府派军队来追剿,他的队伍便会瞬间消失在雄险巍峨,沟壑纵横的长秋山脉中。当时的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来布那么大的网,投入那么多的兵力来剿灭这股土匪。这也是土匪们之所以嚣张的原因之所在。蒲江每换新县长上任都视王为最大匪患,但又无能为力。

      王瀛珊是蒲江官帽山金花坪人,没有文化,从小喜欢耍刀弄枪,以后受社会环境和风气的影响,拉杆立旗自成一体。王瀛珊也假装斯文成立了袍哥组织"大义公”,自任舵把子,也自然的成了蒲江县的名人。趁刘湘和刘文辉叔侄打仗的时候,他收罗了不少散兵游勇和枪支。壮大了土匪队伍。

      地方有匪患就必然会上报省府,省府为给下面和百姓一个交待,就派了一个营进驻蒲江清剿。这个营的营长叫马德胜,马营长到蒲江后都没有先去见县长,而是先拜见蒲江地头蛇,哥老会总舵把子 张俊文。

      张俊文给马营长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谁也不得罪又双方都保全的办法,那就是招安王瀛珊。马营长自然是明白人当即欣然同意,于是官匪之间就达成了一个两全其美的交易。在总舵把子张俊文的牵引下,王瀛珊就去见了马营长,马营长代表政府宣布既往不咎,任王瀛珊为商会的武装大队长。

      当时蒲江的大舵把子张俊文,财力有多雄厚,讲排场讲铺张讲阔气,就是放在今天,那些个本县的大富豪也是不敢一比的。抗战胜利后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他借给儿子举办婚庆,并副带为其子当东北镇长聚人气拉选票。酒筵开了几天几夜,酒桌、板凳从南街摆到北街、西街。来者不拒,只要桌上有空位置,不分贵贱,不管从何而来,也不管你给不给礼钱,只要坐上桌,就敞开肚皮吃。(几十年后李德安先生询问此事,一个曾吃过张俊文“九斗碗”的老人,津津乐道,回味无穷)。对当时的选民而言哪有“选举”的思想和智慧可言,只要吃过他的肉喝过他的酒,就是天天选他都没意见。

      张俊文虽势力可怕,用脚一跺,县长都会吓出冷汗,但还是有人对他说不。当时以李阳修为首的五老七贤就公开组成抗张联盟,坚决抵制张俊文之子张炳义当选东北镇长。曾在川军23师任过团长的谢斌彦说:“选了张炳义,等于承认了张俊文乱来。这乱来可得了,大家还能活下去吗!”最终东北镇长一职还是由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县工会主席李学楷担任。

      张俊文这个人严格的说来他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是介于清水袍哥与浑水袍哥之间的一个角色。他有文化人的那种风度,主动结交知识分子,又有土匪头的那种唯我独尊的霸气。一个姓黎的知识分子入仁辅公后,背后攻击过该组织,他也没有计较,以后又招黎先生入公口被拒绝,张也没有打击他。就这么一个袍哥大爷三州五县的山林土匪无不买他的账。

      蒲江青龙乡有一大户叫鲁王氏,远近闻名,很有钱。她有一个宝贝儿子,人称“金娃娃”一天被邛崃的土匪绑票了(也就是拉了肥猪)。这个鲁王氏又是张俊文的亲戚。于是就去找张俊文,张俊文放出狠话:“哪些龟儿子如此胆大,敢抢我的幺舅(金娃娃)!想要钱,到我枪尖上来拿!不乖乖把人送回来,如果弄死了,要他拿50个脑袋来抵…”这话传到绑匪耳朵里,赶紧又把这孩子送了回去。

      凡外地来蒲江上任的官员都要去拜见张俊文给张大爷上寿,若是不把他放眼里或怠慢,就别想在蒲江扎根落脚。

      一个叫聂鸿盘的江津人赴任蒲江县,这个人可不得了啊!是开国元帅聂荣臻的幺爸。这个人曾参加过同盟会,又在四川军校学习过,又参加过护国运动,是国军熊克武的部下。后又在川军刘文辉部当过团长,驻防冕宁。以后又因故意(当时是秘密的)放红军过防地而被贬到小小的蒲江县当警察局长。聂就拿着省府的任命公函转辗眉山后到蒲江上任。这些一身正气当过团长打过仗的军人从骨子里看不起张俊文这些小流氓。没去拜访张俊文更没有打点钱财,张俊文就找了一些借口向县政府发难,迫于地方势力强大,县府只好向专署省上汇报,另派他人。于是聂鸿盘只好在干柏村当起了小学教员。

      还有很多舵把子,如:当时蒲江县有名的土匪,人称“戴棒客”的西来场戴明渲就是张俊文的心腹豆瓣,又成了管蒲江县的警察中队队长。这个人是个心狠手辣,凶险残忍的亡命徒。戴明渲又是西来“四义公”舵把子杨万和的手下。

      杨万和当时是“四义公”的舵把子又兼任蒲江县参议员、西来团总、邛蒲两县联防大队长、邛崃、夹江两县保商队队长等职务。杨万和的发展和他本人的聪明、狡诈、阴险分不开,出身贫贱,早年帮人放鸭子谋生。后来有了点积蓄又开始做鸦片生意,再用这些钱在西来开设茶馆、烟馆。又利用这个特殊场所结识头面人物及袍哥人物和掌握“四义公”的袍哥舵把子,再网罗地痞流氓、收编土匪、买枪买弹成立武装队伍,形成西来一霸。

      民国时期袍哥组织能解决的问题政府解决不了,袍哥势力渗透进政府的每一个组织和细胞,地方政府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就是袍哥的决策。袍哥老大俨然就是地方政府的太上皇。

      4,攻县城

      土匪、袍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既然有独立性,那就表现在一个方面上,认己不认人,利则用之,害则抗之。

      在国共两党斗争的后期,蒋介石为了把四川建成“戡乱救国”稳固的后方基地。调亲蒋的王陵基替换邓锡侯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当了省主席自然就要清理门户,四川县以上的官员都将被调换。为此,就派李四荣携秘书李福涵二人到蒲江,换调原县长杨肇坚职务。

      二李到蒲江后,首先就是抓武装力量。这就和手里握有县警察中队的张俊文发生了矛盾。因警察中队的枪支大多是张俊文借给县政府的,警察中队长戴明渲又是张的心腹,二李虽有权,但实力早已被袍哥架空了。这个时候县参议长罗泽洲给二李献策:这种盘根错节的袍哥关系动不了,不如另起炉灶,成立第二警察中队,以此抗衡遏制张俊文。

      张俊文知道后密谋策划,在成立县警二中队长人选时,他与二李锋芒对峙,要他袍哥组织中的心腹、西南镇长汤仕栋担任,如果不同意,就把二李轰出蒲江。但二李也毫不示弱,向张俊文当庭问罪,说:“你在蒲江横行霸道、一手遮天,逼死政府官员税捐处长傅发章,毒打副处长李天治,捣毁税捐处,我奉四川省政府命令逮捕你…”

      政治在无能为力时往往都会用妥协的方式解决。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省府最后还是为了稳定将李四荣调离,秘书李福涵代行县长。李福涵为了遏制张俊文势力,以“戡乱救国”为名,紧急向全县人民派三万银元,购买枪弹,成立“县自卫团”,同时,为防张俊文武装叛乱,又电呈眉山专署派保安中队进驻蒲江县城。

      张的秘探无处不在,得知后,也急了。他认为保安团来了必然会解除他们的武装甚至逮捕他。于是袍哥组织也紧锣密鼓的商量起对策。全县各袍哥及土匪队伍荷枪实弹积集于县城周围,做好了武装夺权的准备。李张二人公开撕破了脸,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1949年9月4日,张俊文得知眉山专署保安队抵达张庙子,翻过良峰顶就快入蒲江城了。惊怒中命戴明渲所领的警察二中队全部武装人员撤离蒲江城十多里之外的全花坪,并由张统一指挥,纠集全县各公口人员,准备与县长李福涵决一雌雄,武装夺取县政府。

      6日,李福涵亲率保安队到高桥把张俊文的家给抄了。张俊文得知后更是恼羞成怒,此时除了率手下弟兄们决一死战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于是就趁保安团被李带走,城内空虚之时,率袍哥武装一千多人围攻县城,这一仗,戴明渲的警察二中队两百多人攻入了县城。这就是民国蒲江史上的“九.六事件”。

      当时成都的《新新新闻》这样报载:“蒲江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俊文、警察中队长戴明渲于六日下午叛变,率众二百余人进攻县政府……张戴联络邻县哥老、土劣xx,以求声息相通…待机蠢动,阴谋颠覆政府…六日下午一时围攻县城。一时枪声大作,尤以南街至政府一带,战况最烈,步机枪交响,直至午夜,全城已被叛匪占据…”

      这个县长李福涵在高桥抄了张俊文的家,在返回蒲江的路上得知县城被戴明渲占领,到了五显坡时又遇到袍哥武装的阻击,但保安团力量小打不过匪众,李福涵就紧急电告眉山专署,眉山专署就电令邛崃保安三团急赴蒲江平叛。

      7日的《新新新闻》载:翌日,保安三团吴团长由邛率队驰县进剿,匪乃仓惶向西南逃逸…午后五时,全城光复。匪经我追剿部队痛击后,极度恐慌,遂利用哥佬关系,向邛属夹关方面逃窜,并有不明番号之团伙约数百人为其掩护,与剿匪部队发生激战。”

      “九.六事件”后,李福涵为彻底清除张俊文的袍哥势力,发布告通令取缔“仁辅公”、“仁义善社”等有关张俊文的组织网。同时雷历风行逮捕张俊文、戴明渲在各乡镇的党羽。先后逮捕了上百人,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包括当时乡长郭光州等七人,绑赴城东外郊枪决。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家王朝兵败如山倒,李福涵为了清除县内黑恶势力忙活了半天,但不知道是在为谁打扫屋子。成都和平解放势在必行,蒲江能不和平解放吗!见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李福涵和保安团主动联系了共军,蒲江最后还是和平解放了。解放军180师539团政委韩启明是蒲江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5,与新政权的较量

      蒲江解放了,全国也随之解放了,但是旧社会残留的大量土匪、特务、袍哥帮会组织怎么办?他们是没有能力跟着老蒋跑到台湾去的。留下来的办法要么就投降要么同新政权拼个鱼死网破。土匪不投降还有一个难言之隐,过去这些人都是恶贯满盈命案累累的,再加上国民党政工人员的鼓动和造谣挑拨,他们更坚定了对抗的决心,因为他们坚信投降后人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当时败退台湾的老蒋是不甘心失败的,就是大陆还有一个人一只手枪,他都会希望这个人发挥他所有的作用,为他流尽最后一滴血。何况还有几百万土匪!

      1950年2月,潜伏的国民党中央军校“游干班”副主任、“川康挺进军”副司令王旭夫与“川康挺进军”警卫总队长周临溪,在邛崃召开邛、新、蒲三县武装叛乱动员大会上,成立了“川康挺进军”第三路军,蒲江为第二纵队,杨万和为纵队长,卢联三任副纵队长。

      卢联三又在蒲江成佳乡两合水,联络蒲、丹、名三县土匪头子和本乡乡保人员会议,号召即刻暴动,纠集成都战役中的残兵败将,并协迫群众参加。卢联三是蒲江成佳乡人,早年为土匪,后被李家钰招安,先后任过李部的特务连长,少校副官,副团长等职。以后一直在国民政府的职场上混。

      当时的匪患有多猖獗,单举几日的情况便知峥嵘。

      1950年2月10日,邛崃匪首乔子均、蒲江匪首戴明渲,纠集邛蒲两县号称有5万余人的土匪围攻邛崃。当时解放军急调眉山18军54师4个营的兵力疾驰邛崃,粉碎了土匪攻占邛崃的企图。乔子均带队退走迎祥寺。在迎祥寺召开邛崃十六乡镇头面人物会议,周临溪、王旭夫等人任命乔为“川康挺进军第三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当日,乔子均指挥土匪从松华、高和、青龙三路进攻蒲江寿安。

      2月12日,杨万和调集西来、复兴、高桥、松华匪众袭击西来场,围攻征粮工作队乡公所。4名战士牺牲,杨万和又将西来乡公所粮食评议员贺春花当众残忍地点天灯杀害。又以通共侦探之名抓捕了刘安炳、刘鹏程、陈国安、肖金成、肖永东、杨国兴、杨盛全等全部活埋。不久,土匪李子庚、王国宾的队伍将大塘甘溪、复兴乡征粮工作队30余人包围在大塘。工作队也扣押了来谈判的王国宾和伪乡长宋明轩作人质。沿公路转移到邛崃县城,后经539团一个连护送经西来乡回到蒲江城里。

      2月15日,许锐、郑向武、王志诚带一个连的兵作保镖在寿安征粮时,遭到乔子均、周临溪带领的乔坎、松华、寿安等地土匪的袭击。王志诚和一个战士为掩护同志撤退牺牲。匪特还将其开膛破肚,挖心掏肝。土匪将寿安两仓粮食十万余斤抢光并洗劫镇上居民。

      2月16日,王鸿业和李庆霖带领的征粮工宣队15人在霖雨场二郎庙遭刘渐庵的土匪队伍袭击。

      2月17日,蒲江县委把起义的原国民政府自卫团改编后的警卫营两个连急调寿安剿匪,在中兴白马堰、金斗堰、青龙乡先觉坝等地与土匪激战。

      2月26日,蒲江西南镇官帽山匪首王瀛珊、丹棱土匪头子李文豹等在蒲丹交界的长秋山伏击从眉山专署开会回县的县长王敏等人。当时王敏身边有兵34人29支枪,激战中死了3个兵,3匹马,200斤盐,100万人民币及部分被盖落入匪手,但王敏和大队伍安全逃脱。

      王瀛珊还打到了蒲江城外,用掷弹筒向城内发射燃烧弹。有的土匪还化妆平民混进城打抢制造恐慌。当时大兴的廖重民、大塘的李子庚、王国宾等土匪头子也叫嚣要纠集一千多人攻打县城。西来的匪首戴明渲也不甘落后,率匪众经高桥、五显坡在县中学的北门坡山上架机枪向城北门一带扫射。

      面对严峻局势,为清除匪患,解放军第60军180师539团从丹陵移师蒲江与县警卫营一起清剿土匪。中兴乡的土匪头子李双俊、韩玉泉、徐亚夫等,在乔子均指挥下聚集匪众于仙佛寺、净音寺酝酿下一场行动。警卫营和539团兵分两路,一路从五面山,一路由长秋山夹击包围中兴场土匪。经过激战,打死打伤土匪数人,活捉土匪黎凤生等200余人。匪首李双俊、韩玉泉等兵败逃走,乔子均则率残匪逃遁于茫茫大五面山中。

      539团在蒲江县各地进行艰苦和彻底的剿匪斗争,数次战斗,成绩斐然。3月9日,在金花坪、老鹰岩击毙匪首王瀛珊及毙死伤匪徒多人,活捉匪管事张树云等20余人,夺回被匪抢劫许多财物,还有40多头耕牛。

      3月15日,五面山上击毙戴明渲等惯匪124人,俘133人,解放军牺牲15人。

      3月下旬至4月底,在总岗山将军庙、五面山等地大小百余次战斗,将县内大股土匪歼灭,捕获匪首周临溪、卢联三、任子良及国民党新编第二师师长田志诚、国民党特务钱英等人,共计击毙匪首20余名、匪徒200余名,俘匪3000余名。剿匪作战中,解放军战士牺牲20余人,群众牺牲170余人。

      4月17日,在蒲江公园坝召开万人大会,将杀害游击队指导员董华轩的中兴匪首黎凤生及大兴匪首廖重民和参加叛乱的国民党蒲江县东北镇长李学楷当众审判,执行枪决。

      蒲江解放后有九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匪特头子及下场,分别是:

      王旭夫,四川梁平人,1951年关押期间身亡;周临溪,蒲江松华人,1951年2月被枪决;乔子均,邛崃观音乡人,1950年受伤后自杀;卢联三,蒲江成佳人,曾被李家钰招安,1951年1月19日被枪决;杨万和,蒲江西来人,1951年1月13日,被枪决;戴明渲,蒲江西来人,1950年3月15日战斗中被击毙;王瀛珊……

    【审核人:雨祺】

        标题:李志:读《天华黎韵》谈民国蒲江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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