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军帽，是我们青涩年少时小伙伴们梦寐以求的奢侈品。
班上有几位县人武部的干部子弟，其父辈的官位不算大，估计也就是营连级参谋干事，最大的一位是副部长，副团级，但在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穷小子眼里，那都是妥妥的高干子弟，他们骨子眼里有一种天然的高人一等的元素，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贵族的标配”——一身军绿。
那个年代是“票证”年代，无票不供，无证免购，物资极度的贫乏。一人一年多少布票我己记不清了，印象中只有等到年关将至，母亲才会拿着一家人积攒一年的布票，到位于人民路上的县百货公司排队扯上一些布料，请个裁缝到家里，给一家老小每人量身定做一套新衣服过年。花色谈不上，品种也不多，基本上就是非黑即白，非灰即蓝，就算是运气好碰到了黄色，与“高干子弟”身上的军绿还是有着质的差异。
那时候部队穿的是65式军服，“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挂两边”，这是我军使用时间最长、穿着人数最多的军服，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我们眼中，这套军服虽然简单朴素，但是最帅最美的。
我和一位林姓同学走的比较近，玩的比较好，他父亲是县人武部的参谋，我的一身土布蓝褂黑裤长期衬托着他一身军绿，反差异常明显，着实令我感到尴尬与嫉妒。想办法搞一套军绿不敢奢求，搞一顶军帽装饰一下门面应该问题不大。他从我企盼的眼神中领悟到我的小心思。
一天，在放学的路上，他从黄挎包里拿出来一顶黄军帽递给我：“送给你，不过是顶旧的”。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惊喜来的太突然了，我连声道谢，欣喜若狂。
回到家中我仔细端详欣赏，军帽正前面还有五角星的挂痕，里衬上长方形的红色印章十二分的显眼，姓名、代号、血型、号码等等字样清晰可见。嗯，这是一顶正宗的军帽，虽然不是新的，虽然大了不止一号。
自此，我天天戴着它四处显摆，到处炫耀，快活砸蛋。头儿小，帽儿大，戴着有点摇晃，像个拨浪鼓，无所谓，小意思，哥戴的不是一顶旧军帽，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是一丝美好的虚荣。
一天晚上，县政府门前的露天广场上放映电影《南征北战》，我戴着军帽，挤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忽然我的军帽被人乘乱抢走了，天黑人又多，眼巴巴的看着心爱的宝贝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我欲哭无泪，百般无奈，内疚许久。
那一年，我跨进了解放军这所大学校，成了队伍上的人，终于穿上了向往多年的属于自己的非常合身的绿军装，戴上了崭新的军帽。
大约一两年我们就会领到一顶新军帽。部队被服发放是有规定的，一般来说是以旧换新，但大家都舍不得上交旧帽子，司务长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大家继续戴旧帽子，把新帽子存下来作为贵重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那些年我们部队常去西昌打靶，好多战士用旧军帽跟彝族老乡换虫草和天麻。
65式军帽戴法也是有点小诀窍的，部队《内务条令》有要求，首先要端正，不可“歪戴帽子斜穿衣”，那是地痞流氓的缩影。其次是微调，帽子戴上头，双手挟着帽沿，微微下弯，向下一拉，再向上一推，视觉效果真的不一样。
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我穿过65式、87式、97式军服，戴过黄布帽、大檐帽、迷彩作训帽、贝雷帽，但始终对65式黄布帽情有独钟，它是年代记忆的亮点，是珍藏心底的情愫，永远是那么亲切，历久弥新，亘古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