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廷杰(公元1785——1856)字子俊、涵三(函三)，号莲生(连生)，贵州都匀人。据《都匀县志稿》载：陶廷杰的祖先曾从江西浔阳迁徙四川，族人陶以成在明朝末年由蜀辗转都匀落户。府学生员睿为其后嗣。睿的儿子名虞典，虞典的儿子名尚仁。尚仁膝下生养六子，长子廷颺，为嘉庆辛酉(公元1801年)进士，曾任山西灵石县、繁歭县知县(官正七品)，灵石解除水患、民众立碑感铭的“陶公堰”，便是其任上组织修建;二子廷亮，道光己酉公元1849)拔贡副榜，后任贵州毕节、安平两县教谕(官正八品，类似现在的县教育局长);三子廷弼，早卒;四子廷杰(亦称五子，此按丁忧奏折采信);五子廷皋，嘉庆戊辰(公元1808年)圣上恩典授予举人称谓，后中进士，授庶吉士入翰林院散馆，后任广西桂平县知县;六子廷襄，道光乙酉(公元1825年)经地方推荐为国子监(全国最高学府)生员，后任贵州湄潭县教谕。廷杰之父乃“天性纯孝，醇厚端重”一介书生，家境不裕却在乡梓享有拾金不昧美誉，历来崇学尚德笃志践行，注重家教家风，培育家国情怀，故身后受皇上诰赠“资政大夫”，敕正二品名位。其五子在科举场上均有建树，堪称满门风华，这不仅在都匀绝无仅有，在黔亦属罕见，足见家规庭训雨泽芳润，勤良礼信，诲导有方。
陶廷杰自幼聪慧，受家风濡染，父兄熏陶，束发受书，习知忠义。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其参加乡试中举，后蒙省提督学政(即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顾皋着意栽培，次年赴京会试以二甲第25名及第进士(明清时期，把考中进士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称为一甲。从第四名开始至100名左右，称为二甲。余者统称为三甲，约200人左右)，其后改翰林院(相当于现在国立大学、干部学院)庶吉士，入庶常馆深造，三年经甄别考试成绩优秀，留馆担任编修(官正七品，相当于现在中央秘书处正处级秘书)，主要负责国史、实录、会要的编纂记述。清廷史料汗牛充栋，这使他有时间和条件得以广阅博览，其除重温“四书”、“五经”、“汉书”、“史记”等典籍外，还泛阅了不少文集、古诗、奏议，并不忘游龙走蛇，习练书法，陶冶心性，藉以开拓眼界，充盈腹笥，涵养政德，加固国学根基与淬砺人格气质。当时科举隆盛，“朝为农舍郎，暮登天子堂”，已成坊间美谈。不经科举，士无进身之阶。遂使晚清生员无不寒窗苦读，企望金榜题名。京城顺天府乡试素为皇上倚重，号称“天下乡试第一”，主考官多经皇上钦点，须尚书(正一品)级别官员方可出任。而陶廷杰却于嘉庆二十三、二十四年(公元1818年、1819年)，先后两次荣任顺天府乡试考官，足见其才具学识已为清廷看重。
(二)
陶廷杰身躯伟岸，面相谦和，为人鲠直，温良忠厚。明清废御史台设都察院，改由都御史、副都御史、监察御史负责弹劾与建言。监察御史乃都察院直接行使监察权的骨干专职官吏，具体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职员既受都察院的管辖，又可以不受都察院的统制而独立行事，有事可单独进奏天子。廷杰曾在朝直抒己见：“治国事当如治家”。圣上闻言不由赞叹：“朕治国如尔等治家，但局面大小不同也!”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经皇上钦点，廷杰得以从编修擢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正五品，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成员)。当时监察御史分道履职，内外官吏均受其监察，权限甚广，颇为百官忌惮。尽管位尊职显，举足轻重，但廷杰却能洁身自爱，矩步方行，从不仗持权柄，渎职肥私。是年七月，他返乡探亲，得知湖南、广东流窜之匪“或以言诱，或以药迷”，“勾串本处地棍拐人妇女，陆续送交窝户，积至数十，即潜发往湖广等处贩卖。”因其“刀械齐备，百十为群”，“人众势凶”，驻军都不敢招惹，“地方官亦畏难苟安”，虽口喊查禁，虚张声势，暗中却助纣为虐，从中渔利。以致黔地贩卖人口成风，窝户猖獗，“都匀县属则有羊安狗场之官老二等，逞凶结党，坐地分赃”。乡村人户谈拐恐惧，提匪色变，“受害无穷”。廷杰为此特“恭摺奏闻”，“请旨饬缉”。皇上阅折，随即朱批，严敕贵州巡抚嵩孚迅疾查办，务见成效，“如再因循不办，民受其苦，经朕访闻或被人纠参，则惟汝是问”。嵩孚见上动了真格，未敢怠慢，文武协力，府衙联动，依循廷杰举报线索，顺藤摸瓜，缉凶擒恶，将为首的流匪污吏很快捉拿归案，其后胥吏震慑，拐卖收敛，方使民宁户安。(参阅《宣宗实录》卷38，页39)
同年九月，陶廷杰从《邸报》(类似“内参”)间接获悉，贵州各州县“滥买仓谷，短价勒折”，引发民怨。于是上折奏报：“……黔省连年干旱，如思南、石阡、镇远、思州、遵义等府，至为荒欠，流亡几半，其余收成不过三四分，好者亦仅五六分，地方官以贵州向无报灾成案，不敢奏。闻今岁幸，雨水调匀，可望有秋谓得稍苏积困，倘复行采买，致各州县勒派折收，是疮痍未复，重益之病也。”所奏获批，勒折受扼，乡民负担得以减轻。廷杰清誉，遍传乡梓。嗣后复对府州县粮库盘报防患事再行参奏，要求“请饬各省大员正己率属严查交代以杜亏空”。此举亦获圣上嘉许，并敕令力行。廷杰在折奏中，屡次坦陈自己是贵州人，“情弊夙知”，“既有所闻，未敢隐匿，理合恭折奏闻”，其对家乡、社稷之眷顾关爱，由此可见一斑。(见道光二年九月二十六、十一月十一日廷杰奏折)
廷杰入仕前的嘉庆年间，官场“陋规”盛行，吏治败坏，朝政龌龊不堪。道光继位后，曾勤谨自勉，力图整饬吏治。廷杰出任监察御史适逢道光初年，朝野贪赃枉法已成常规，经明察暗访他很快发现，吏治败坏的突出表现，盖因陋规流行，使官吏贪污犯罪得以合法化，其间有两种情形：一是发生在官吏内部;二是发生在赋役征收过程。这种陋规中的金钱财物交往，是大官吞噬小官赃物，交相压榨百姓血汗，在俸禄、赋役之外的贪婪追求。其中幕僚作恶尤甚。幕僚并非正式官员，系州县官府自行出聘，但官员常“倚为左右手”。清代从督抚到州县，无不礼聘幕友，协同料理政务。正所谓“无幕不成衙”。但幕中流品错杂，优劣不一，常有幕友引类呼朋，勾联串合，盘踞把持，败德逾矩。甚至与衙官、吏胥上下贯通，连成一片，挟制本官，蒙蔽上司，沆瀣一气，欺压良民。造成官府衙门、乡绅地霸官官相护，胡作非为，其中货贿公行，为害尤烈。有的送礼一次就高达白银1.7万两。中央王朝对地方的失控，幕宾的擅权常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洞悉积弊，为官清廉的陶廷杰不能不深恶痛绝，乃秉笔直书，上奏朝廷：“外省作幕，有才识平常勉强塞责，或性疏懒，办事稽廷，更有品行不端，小则私卖批语，大则受财舞弊，甚至有与本官不合，故意办错，以速本官之咨者，至督抚两司之幕友，盘据上游，往往换官不换幕，官生幕熟、百弊丛生。……请饬各督抚实力振顿，力除宿弊。”道光帝认为言之有理，乃下谕各省督抚严行查禁。(见道光二年十一月廷杰奏《请除恶幕积弊事》)
(三)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陶廷杰转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兼理刑部、太医院、总督河道。时逢直隶省(区域比现在的河北省大，包括天津，山东、河南的一部分)突罹灾患，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多艰。为安抚人心，皇上降旨：对灾区可酌情免除或缓征赋役。怎奈地方官衙利欲熏心，狗苟蝇营，不仅不奉谕传旨，反欺上瞒下，违诏私征，鱼肉百姓。廷杰获悉奸官胥吏阿意苟合，趁火打劫，乃怒不可遏，当即具折陈情举报，向朝廷揭发作伥官吏的阳奉阴违。道光闻奏大惊，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乃亲笔批折下谕：“直隶省偶然遭遇大灾，朕为此颁发敕令，该省赋税可视情免征或缓征。属僚本该在接到圣旨后，立即将礼部用黄纸誊写的诏书刻板印行，张贴晓示，让庶民皆知。但朕据御史陶廷杰禀报，某些地方官故意延搁不及时公告圣旨，任由众多吏胥罔顾法纪，怙权仗势，利用机会超额征派赋税。若所奏不假，实属胆大妄为，忤逆抗旨，必须严究查办。即令各督抚责成道府就近稽察，如有已接圣谕，未遍贴公告者，立即弹劾惩治;倘若道府包庇下属，徇私隐瞒，一并从重处罚，不得姑息养奸。”这下，地方官衙才慌了手脚，再不敢怠慢朝令，随即“张贴晓谕”，将“蠲缓钱粮”的圣旨广而告之。私征翦除，污吏震慑，直隶省域，灾民始安。廷杰仗义直言，无异救一方灾民于水火!(参阅《中华律令集成》文稿)
此外，廷杰还在稽查中发现，直隶省案发频仍，而破获者甚少，主要在于为官不仁，豢贼养奸，私吞了捕役空缺。每年财政拨付治安的饷粮本就不多，而府衙拨非所用，导致京畿捕快缺额过半，警力不足，社会乱象丛生，民众提心吊胆。据此廷杰登朝入殿，参圣谏言：“京师要地，五城御史有稽察约束之责，请饬令各城御史，督责掌管地方治安的兵马司及其分区划分的十坊，从严整顿治安队伍，挑选精干士卒，扩充各地捕快，切实担负起缉捕重任，以保社稷平安。如皇上认为臣奏可取，不妨令各御史从稽察军粮开始”。道光帝对廷杰奏请整饬五城捕务甚为嘉许，当下颁谕：“……除莠安良，缉捕尤关紧要。若如该给事中陶廷杰所言，则京师捕务形同废弛，不可不亟加整顿。”综上所述，廷杰不负己任，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道光初年，宣宗意欲吏治，其忠君悯民、不挟私念的谏言，顺势应变，恰逢其时，多为皇上采纳赏鉴(见道光三年八月廷杰《奏请严饬五城整肃捕务事》)。
(四)
旧制“官”、“吏”分明。朝廷命官都经考试及第，且均有品级，乃是当然的士大夫;吏胥则由招雇而来，下则做差役，上则为书吏，平时秉承主官意旨，接办公事。陶廷杰在监察御史任上发现，书吏凭借对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的垄断与控制，乘机营私舞弊，聚敛钱财，不仅为害百姓，甚至祸殃清代政治，成为社稷的一大隐患。通过明察暗访，探明究里，其当即递呈《请辑六部稿案以杜吏弊案》，奏折称：六部代表国家综理天下庶务，礼乐刑罚，钱谷工程，“一切事件，惟例是遵”。因部司官员变动频仍，各部旧案堆积如山，新官对案例往往“茫无头绪”。而书吏“诸事经手”，对旧案例“夙夜句稽，了如指掌”。遇到事件，新官不知依照何案例定夺，只能向书吏索例参处。而相似案例往往很多，且轻重有别。遂使书吏有机可乘，往往以己获利多少来选报。“其贿赂已盈，即呈出较轻之案”，对“索诈不遂者，即呈出较重之案”。畸轻畸重，庶无定规，使司法蒙尘，难言公正。即便官员置疑，意欲查证，书吏要么借口年代久远，文案霉烂;要么搞乱文档，私藏要件，使“官不能稽”。加之编制失控，各部书吏超员严重，有的“逾额至数十人”，以致尸位素餐，人满为患;再则各衙门书吏任用到期解聘后仍盘踞京城，“或逢人撞骗，或借生事端，或密札交通，或得钱舞弊”，相互勾结，兴风作浪，危害时政。故拟理法兼治，曲突徙薪：一是对各部司“所存案件，细心检校，凡有例无明文之案，摘取简明节略，编年纪月，汇成册档，随办随增”。“各司印册，官为收掌，册外之案，概免翻阅”。官有册可查，再“不必假手于吏”，藉以封堵漏罅，革除弊端，“有裨政治”。二是对已裁减的书吏，“饬五城官严催一月内回籍，令原籍以到籍日期申报”，严禁在京滞留。此奏随即引起力挽衰政的道光帝重视，并朱批“军机大臣会同六部堂官议奏”。陶在朝虽位低言轻，却敢于虎口拔牙呈揭六部之短，妄议献策，犯颜直谏，足见不畏权贵，履职尽责，其忠肝义胆始露端倪(见道光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廷杰奏折)。
当时官场还流行前任中饱私囊，造成地方钱粮亏空，后任为得实缺，虚诺到职代赔，而到任随即变脸，来个新官不理旧账;或由受贿上司出面施压，对拒绝给前任亏空出结的新任者，强迫就范，以免“拔出萝卜带出泥”。面对官场积弊已久的怪现状，廷杰察微知著，不畏权势，仗义执言，请求圣上“严饬大吏毋勒接亏空，以重仓库”。道光帝认为所奏极是，乃通告直隶省各督抚“务当洁己奉公，力除积习，摒绝馈献，州县交代，不准彼此通融”。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他在任上稽查国库粮秣，发现近年各地修建储仓所用木板、楠竹耗量不菲，而库房质量却境况愈下。据查，修建竹木每年均由各帮粮船解交备用，且在花户(戸册上户口的旧称)上有所记载，但标价和实价出入悬殊;另不少仓房地板铺设不全，且许多本该用毛竹设置的气筒竟以廉价席卷取代，或将竹筒减半安插。原因在于修仓木板与毛竹被经纪与花户暗中勾结倒卖。另囤粮库房每年修缮支出甚巨，工程款项经吏员贪腐层层克扣，用于工程所剩无几，促使承包者草率施工，粮仓修葺质量低劣，一遇大雨，“下湿上漏”，导致储粮损失严重。廷杰当下据实向上禀报，吁请责令仓场侍郎“严饬各仓监督”，“并责成查仓，御史随时稽查，倘再有偷减板木及半插席筒诸弊，立将该仓监督严参，花户人家治罪”(见《奏请修理京师各仓廒板气筒事》)。此事迅获以俭德著称的道光帝首肯，并敕命遵行。为表嘉勉，是年六月廷杰调任吏科给事中(官正五品)，入都察院，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和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另兼任无异朝廷命脉的京城粮库富新仓的稽察。由于“给事中”这个官职多用于加官，很多朝廷大员都被皇帝授予该职以示荣耀，由此可见道光帝对其之青睐。道光五年，经圣上圈点，其又充任广东乙酉科乡试副主考官，奉公履职，事后返回原任。(参阅《户部漕运全书(见《户部则例》卷从十六《蠲恤四》)
在供奉新朝的数年间，陶廷杰事必躬亲，恪尽职守，“有见立陈，弗避权贵”。其参议谏言在朝野曾引发一定震撼，有利于促进道光帝继位初年整肃朝政。然怎奈大清陋规积习已久，国运式微，贪腐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道光迫于压力，惧首畏尾，虽勤政图治却鲜有作为，整顿吏治最后无疾而终，落得“政治堕坏，民生穷蹇”(清咸丰帝语)。陶廷杰虽无力扶大厦之将倾，但雁过留声，其注重名节，廉以勤政，一心为百姓办事，不求个人富贵的品质，仍为臣民上下推崇景慕!
(五)
沿袭儒家传统的孝悌理念，清代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倘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担任何职，都需从知丧之日起，辞官返回故里，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是谓丁忧。道光七年(1827年)陶廷杰因母不幸辞世，乃回乡守制报恩。次年，应聘赴贵阳贵山书院担任主讲，“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躬耕桃李，施教传道。其历视教育为强国富民之本，曾作《贵山书院勉学十首并序》，与诸生“共励精醇之志”。在长达二年的传道授业解惑中，其敬奉践行“明德至善，格物致知”的从教理念，即以儒家的三纲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入世之法，倡导教书育人并重，开启民智，厚德载物。自信师尊道严，“驽马十舍，旬亦至之”。其曾在《刺松歌》一诗中状物言志：“愿得门墙众桃李，与松同抱后凋心。”由是，乃授业于轨，礼贤下士，对洒脱豪放、无拘无束的学生，尤为奖掖喜爱，不惜呕心沥血，诱导栽培;对一般学子，亦待之以诚，呵护备至，诫其“毋始勤而终怠”;即便招致怨恨毁谤，得罪学监教谕，也全然不顾。“以是士愈知所奋勉，人亦知士之可贵。盖即提倡风教，振起人文之用心也。”为此，其殷殷寄语后昆：“彼佳弟子，有似阶前玉树，临风竞秀，今日一经亲授，莫辜负了父兄师友”!(见《春日勉学励诸子侄》)经其呕心沥血，谆言诲导，果如斯愿，很快为乡土培养出一批品学兼优的学子，以致黔省学风之盛，冠绝一时。道光8年，贵州乡试中该书院竟有一半学子考中举人。
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廷杰奉诏回京。7月补授刑科给事中，负责处理刑事案件。8月转刑科掌印给事中。“历年奉旨查俸米甲米，抽查漕粮及仓库事务”。12月俸满，擢升江苏苏松粮储道道员(官正四品，相当于现在的正厅、司级干部)。该粮道最初管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府及太仓州的粮务，后江苏全省粮务也由其负。江南乃鱼米之乡，征粮主要运京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配，故称漕粮。漕粮是当时国家财政中第二大收入来源，也是最主要的实物税。因事关京师官兵俸饷，历来备受关注，被称为“天庚之正供”。归属苏松粮道及浙江省的额漕(即水运的部分粮食)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漕务也成为当地官员最重要的官务。围绕漕粮的征收和运输，数百年间已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俗称“漕规”。“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纂改，“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之巨资”，吏奸民怨，造成法无定规的混乱局面。两江总督陶澍欲以“海运”替代“漕运”，筚路蓝缕，也因潜规作祟，曾屡受挫。至道光年间，积弊愈演愈烈，导致漕运时常阻滞，成为朝廷一大隐忧。临危受命，廷杰离京前特地谒见皇上。朝觐时，道光帝当面重托：“朕知尔能胜大事，必不负朕委任也”。
(六)
漕粮解京事关大局的稳定。廷杰特荷皇上知遇，天恩高厚，感铭图报，到任后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经世致用，在职内首革漕规，建章立制，疏浚阻滞，是谓“减浮费以恤丁，禁多索以恤民”，虽治标不治本，却也惠而不费，使得积怨得以缓解，利益暂趋平衡，各府粮务征收得以保证。也就是在此期间，陶耳闻不少有关两任漕运总督穆彰阿拉帮结伙、中饱私囊的殠事。
在明清总督中，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是最重要的两个职位。两江(包括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及上海)地区是国家的财赋重镇，地位举足轻重。该总督由曾亲聆恩师纪晓岚私下总结传授和珅“为官五字诀”且经其力荐业已名重天下的陶澍担任。陶澍是晚清经世致用的代表人物，廉洁勤政，重贤任能，曾大力整顿漕务，深知积弊沉疴，对粮储道道员陶廷杰的经世才学十分赏识。粮储道本无督运之责，因其建言，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4月陶廷杰代理常州、镇江二府漕米政务，连续三年“二进粮帮”督船押运，“抵通全完并押回空归”，施效彰显。其间因震泽一县官员渎职，办漕延误，以致数十粮船行道阻塞，事态严重。经陶廷杰会同该管道府迅疾揭发禀报，因事关重大，局面紧迫，两江督抚随即联名参奏，后奉旨将该县知县张亨衢革职挐问，“查抄审办在案”，得以解开症结。因廷杰办事干练而有绩效，遂使陶澍对其愈发另眼相看，极力向道光帝折呈“保举”，誉其“居心平正，质实安详，足资表率”(见《陶云汀先生奏疏》)。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8月，经圣谕吏部带领引见，廷杰得以拜谒皇上且回禀关问，事后奉旨归返上海原任。
在任漕运道员的数年间，统辖苏皖赣三省，先任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后任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相当于现在政治局委员兼三省省委书记及两江大军区司令)的陶澍，其清正廉洁、励精图治、不主故常，躬事亲民形象对廷杰影响至深。被道光帝誉为“干国良臣”的陶澍“用人能尽其长”，其推荐的官员后来都成为节鉞有名的肱股之臣，廷杰亦然。当时因太湖水流不畅，多次引发水患。其下游常熟、昭文二县境内的白茆河，与吴淞、黄埔、浏河三江互为表里，承纳七县之水，以达上海，为苏、常两郡泄洪要道，因“淤塞多年，几成平陆”，助长太湖堵滞，“急须挑浚”。经陶澍再三奏请，议由官民捐资兴办，以工代赈。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三月陶澍、林则徐亲自勘察筹措，合力悉加疏浚，并带头各捐银一千两，陶廷杰闻讯亦义捐三千两，促使该河系防治水利工程于四月顺利完工，“……闸坝并设，蓄泄咸宜，淤塞无虞，旱涝有备”。至此，白茆河变成清水长河，商旅济运，“沾溉万顷”，大涝之年苏淞仍获丰收，受到皇上嘉奖。此事拟可折射廷杰对陶澍、则徐经世政务之心仪支持，其在罹亡之年犹感怀陶澍知遇之恩：“天语褒嘉尚在耳，贤者能在谁颉颃”，“先生去世十七载，知己之感何日忘”，足见师生之交情挚意厚。
(七)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正月，曾在东省与镇海前帮争斗滋事已由山东抚臣奏办的两帮水手，因兑运常熟、昭文二县漕粮，拟集结一处停泊，恐其另滋事端，苏州府察据常、昭二县，认定两帮同泊一处，实难防范安全。经委派陶廷杰勘查，兑运昭文漕粮之镇海前帮，与镇洋各次之镇海后帮，船数相当，运力对等。为免再起衅端，陶建议将两帮互调，即庐州二帮不与镇海前帮同次，以免肇事祸运。时任两江代理总督林则徐对建言当即采信，并先斩后奏，圆满解决了这一棘手难题。至此，廷杰与在鸦片战争中声名显赫后被史学界称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政治家林则徐多有交集，且马首是瞻，相逢恨晚。同年4月，廷杰因操劳致疾，被免职休养。同年10月病痊归部，奉旨：“著照例坐补原缺”。恢复苏松粮储道道员职务后，其愈发不辱使命，理法兼治，义利双行，夙兴夜寐，勤政不怠。
清代的总督(官从一品)与巡抚(官正二品)同为封疆大吏，即令供职一地，且级别悬殊，亦无隶属关系。日常囿于权柄，大多琴瑟失和。但陶澍和林则徐文韜武略，高山流水，知音互赏，在经世致用上更是独辟蹊径，鼎故革新，相得益彰。正因此，林得以和小其27岁的陶澍的亲家、晚清名将左宗棠成为忘年交。这让重情好义的陶廷杰耳闻目染，至为参悟感佩。林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子俊，二人常互访促膝，谈诗论文，展玩字画，题赠唱和。陶廷杰视徐为悌友，推崇备至，并兴叹：“一代论才谁与匹，几回赠句总由衷”。1842年林因鸦片战争中主战，与主张议和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及直隶总督琦善政见相左，遭陷革职流放新疆伊犁，适值廷杰在陕西巡抚任上，二人仍鸿雁传书，关问不断。廷杰归里11年、林辞世6年后，陶还在梦中与林欢见，醒后复怅然喟叹：“少穆制府抱忠尽，忧民忧国心惶惶。莅粤慑夷控番舶，镇滇贼乱平保昌。伟哉才大心复细，细则如发大如江。数万甲兵贮胸次，长城可靠坚且刚。”对则徐平生功绩赞佩不已。迄今廷杰留下来的两件传世墨宝，一为行书折扇面，另为行书横幅。扇面行书落款留墨钤印，题有“少穆制府大人诲正”，而“少穆”就是林则徐。而林在卒前头年(公元1849年)卸任云贵总督，由滇返闵途中亦念及廷杰，并留下《和陶莲生廷杰赠行原韵》32行诗作一首，内有“闵海黔山遥问讯，纵非联襟也情亲”等语，那时廷杰已告老还乡四年，足见二人龙章凤函，冰心玉壶，意笃情深，直堪莫逆。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廷杰晋升甘肃按察使(官正三品，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主要负责巡察各道，考核吏治，主管全省范围的刑法之事。其体察民情，因事作则，充类至尽，“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平反地方冤狱数十起，遂使积案一清。以致“其部民属吏谈者，无不感服”。廷杰曾在《狱赠群僚》一诗中聊表心迹：
折狱惟良语最醇，可知罪当在情真。
偶存成见明皆昧，再有私心屈怎伸?
抽茧剥蕉能入细，发奸摘伏定为神。
尤须一片精诚念，息息相关只为民。
言为心声，末了一句，早已成其仕途的座右铭。
(八)
就在出任按察使期间，陶廷杰忽接家书，得知都匀城内巍屹的五层木塔——文笔塔——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侵蚀业已坍塌损毁。其深谙该塔背景：十六世纪的一百年间，先后有两个重要的读书人谪迁都匀，即时称“柳州八贤”的张翀和东林党领袖邹元标。他们东山结庐，考究群籍，聚徒讲学，传播阳明理念，奠定了都匀的文教基础。为纪念先哲，同时表达地方民众“传承文化”的祈愿，文笔塔始于万历年间得以兴建。落成后的文笔塔镇卫南天，直指文曲星座，寓意着日后文星下界，人文呈祥。说来也怪，自石塔面世，宛若凤凰来仪，都匀进科中举的人士日益增多，包括廷杰本人亦蒙幸在列。饮水思源，陶不由感慨万千。自觉有责为保护家乡文物聊尽绵薄。于是致函家乡官绅民众，倡议重建文笔塔，并率先捐银千两聊表赞助。他的言行当下引发连锁反应，都匀知府、知县等随后召集城乡士绅共议互商，又募银两千两，遂使一座高近33米的密檐式石塔在剑江河畔原有塔基上拔地而起。据《都匀县志》记载：“落成之日，远者近者，老者少者，奔走聚观者，莫不加手于额曰：‘百年来废坠之工，谋之而未举，举之而不终，不图今日成功如此其速也。’至是人人目中之塔，适如人人意中之塔矣。”塔东面石碑刻有陶廷杰手书《重修文峰塔记》。嗣后其又赋《都匀文峰塔七律》一首：
水抱全城万象涵，到头关键岂空淡。
千夫建石方圆合，七级凌霄日月参。
故址立成新雁塔，中峰长镇老龙潭。
一枝健笔钟灵秀，振起人文冠斗南。
该塔后被誉为“贵州第一塔”，是贵州唯一载入《中国古塔》图册的文物。因其东临剑江龙潭(旧称“雁塔函潭”，为都匀八景之一)，现已与所在公园成为都匀名闻遐迩的文化遗产与城市地标。
陶延杰素喜翰墨，多作律诗，内容大多是对现实生活的思索以及对后辈的勉励劝谕。其诗作浅显、明白、流畅，具有深刻的哲理，如《题贵山书院勉学十首》等，其中便有“修文要识先修行，有德方能必有言。理足精粗胥见道，功深左右必逢源”，“人非有品不能贤，砥砺廉隅志要坚”一类箴言。而书法风格则吸收糅合了东晋王羲之和元朝赵孟俯二人的特点，具有端丽的结构形式，用“俊秀潇洒，飘逸流畅”来形容，最是贴切不过。都匀胜景东山奎星阁楼旁有其楷书阴刻“文行忠信”四字，字大盈尺，雄浑严谨。另有据其手迹模刻的《文》、《行》、《忠》、《信》诗篇;高贞观内还列有其“文峰塔诗”等手书石刻。(二处石刻不幸毁于“文革”)。此外，在西安碑林，这个被誉为“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中，廷杰的书法石刻也占有一席之地。据《中国碑文化》载：在西安碑林收藏的清代碑刻中，较著名的有“由陶廷杰行书的《格言》碑，刻于咸丰元年(1851年)”(碑编序38号)，其文为：
人之论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
人之侮我也，与其能防，不如能化;
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
教人之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
因该文富含人生哲理，后被当代多家佛教书刊收录。能在国宝林立的“书法艺术宝库”立足，其人文功底，由此可见一斑。《贵州文化六百年》载：“及至清代中晚期，贵州与外省交融更加紧密，外省人士也多有流寓贵州，人文积淀因此日益深厚。其中多有以书或画擅名者，如清中期的王道行、徐如澍、花杰、陶廷杰”，其翰墨造诣已为文史学界推崇公认。
(九)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五月，陶廷杰因公正廉明，卓有绩效，升任陕西布政使(尊称方伯，官从二品。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负责掌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廷杰始终将严父庭训奉为圭臬：“立人之道，品为上，才次之……”，早在丁忧任教期间，其曾状物咏志写有《刺松歌》一首，内有“问松何以以刺名，松云刺恶非刺人。君子立身贵远恶，不教恶近始诚身”等句，足见莲出污泥，心性高洁。任期更是不忘前朝“俭能养德,廉能生威;贪能丧德,墨必败官”箴言，以此常修为政之德，洁己爱民，躬身垂范。每遇节寿日，则闭门独坐，对酒宴馈赠一概敬谢不敏。善于揣摩上意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特别喜欢网罗年轻有为的下级官员，因曾屡任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正、副考官，其门生遍及朝野，号称“穆党”，朝野多有訾议，为廷杰所不屑。穆多次试图拉拢他，特地写信向其朝贺生日，其置之不理。后廷杰代理巡抚，穆又委婉示意向他贷银五千两，身边的人深怕他得罪权臣于己不利，劝他虚与委蛇，曲意逢迎，万勿感情用事，陶愈发不齿，不仅坚拒，还依旧揭露穆擅自挪用巨额公款的丑行。穆是内阁主官，阶为正一品，是道光皇帝最信任的首辅大臣(位同宰相)，史称其“终道光朝，恩眷不衰”。曾国藩当年就因对其阿谀奉承由七品官得以平步青云(鸦片战争后穆曾对外主持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遂使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炙手可热的穆彰阿而今受此冷遇，焉能咽下这口恶气?!但廷杰生性倔强，不媚权贵，拒与奸佞同流合污。随时更以书院题诗“守身粹比无暇玉，浴德清如不染莲”自勉，光明磊落，行止无悔。然虑所不及，无形中已与穆结下宿怨，其后陶遭降职乃至自辞请退、林则徐被革职远戍，其来有自，无不与二人砥志励节得罪首辅大臣有关。
清代正式确立巡抚为一省最高长官(官正二品)，总揽一省行政、军政、财政等要务，和总督一样有权直接向圣上汇报。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三月，廷杰奉旨代任陕西巡抚。其间诚如斯言：“尤须一片精诚念，息息相关只为民”，赍志扫除沉疴，刷新吏治，真可谓殚精竭虑，矻矻终日，“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如深入调查，为遭受雹灾的八州县奏请缓征十年间的积欠银粮，并随时借给钱银籽实助民耕种济荒，使其“今冬明春足资餬口，民力不致拮据”;支持通衢县城临潼官民捐资修葺倾圮城墙，夯实一方保障，并于完竣后折奏提请“酌加奬叙”等。恰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遂使域内政纪法规严明，社会风清气正，无论朝野市井，没人敢公开做违反礼仪制度之事。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穆彰阿上下其手，伺机报复。五月，事有不逮，上以其在甘肃主管刑事期间，“未能详察”，将初定该当充军的人犯，误作绞刑犯监押候审为由，将其从重惩处，连降三级(从正二品降到正四品)留任。事后，其除反躬自问，尽心知性、防微杜渐外，仍精勤于业，黾勉从事，并不因仕途受挫而投鼠忌器，畏葸不言。例如，为已被解除职务的文库生员马恒谦陈情，因其主动捐纳海疆经费五千两银，帮助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祈将功补过，奏请免除其处分，恢复原职;另奏陕西驿书汤之相胆大妄为，仿制封章，夹入报匣，后经排查比对字迹，人证具获，请予解部审办。同时表示，鉴于自己对属下失察，理当担责，亦请交部察议。对此，朝廷回复可将所奏之人之事定案拟罪，作出判决，无须解部，另因案犯系自行查出，不再追究僚属刑事责任。次年(公元1843年)，圣上念及陶廷杰忠心耿耿，不计前嫌，尽职履责，遂不以一眚掩大德，恩敕官复原职，继续掌管一省军事、民务、吏治、刑狱等，其“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直至任期届满。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元月，陶廷杰奉诏进京述职觐见道光皇帝。是年其已届六旬，因奸臣当道，“穆党”专权，宦海生厌，末了遂以衰老不堪重任为由自请去职，“乞归故里”。由于穆彰阿早将其视为异己，屡在圣上耳旁吹风，进谗害贤。而“老成持重，讳言变革”的道光帝已慵于朝政，在位后十年基本安于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对刚正不阿、历陈乱象、恭求吏治的廉臣多啧有烦言，是年三月，恩准其享四品官待遇退休。为此陶廷杰不免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洒脱，曾感怀四首，表示“是非自有千秋谕，干济从今一笔勾”，并对穆等奸妄不屑一啐：“道之行废皆由命，臧氏空为鬼蜮谋”。这是他真情实感的抒发，也是其性情人格的写照。
(十)
廷杰离乡在外做官31年(包括回乡守孝二年)，成为明清以来都匀出仕最高的官员。而今由秦地“阅尽繁华返里门”，见物怀旧，反哺跪乳，促其更热衷地方公益，尤以奖掖后学为担当。早在陕西任职期间，听说老家已将“匀阳书院”更名“南皋书院”，廷杰就曾捐银二千两为校购置田产以租助教，冀重振儒家学风。咸丰元年(1851年)为便民出行，他出资在城北修建了永济桥，遂使“永庆大川成恒道，何劳小艇拨轻挠”(见陶诗《永济桥》);出资对府城毁损墙垣予以修补(见乾隆《志》);再次为“南皋书院”“广置图籍贮院中以供研读”;添置地产，用部分田租接济贫困族人生活;并准备加大投入兴建学府、提高教员薪资和添置历代科举试卷鉴用。其曾在《增置课田碑记》中谈到：“我承蒙圣上恩泽，得以充任要职，在任陕西布政使期间，勤政图治之心十分迫切。几乎天天都在考虑如何办好庶民教育，如何帮助贫困百姓，使其衣食无忧。何况现在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我能对民生不如既往那样尊崇关切，甚至能对家乡父老庶无亲密亲近之感吗?为偿夙愿，我特地拿出积蓄的俸银千两，在近郊购得良田若干亩，寄望用其收益资补每月办学开销，资助贫困生员日常学习费用，使其没有纷扰凝聚精神专心致志，并从中领悟忧道义而不慮贫困之理，更加深研学问，在开科取士中不断崭露头角，从而使地方名人、文士辈出，且绵延不断，一脉相承。惟愿课田捐租之举，能助家乡兴贤育才大业一臂之力。”其实，该情愫早在捐资重建文笔塔时已露端倪：“一枝健笔钟灵秀，振起人文冠斗南。”可见他对家乡教育发展期望之高，意愿之切。其政治上绝迹仕途，并不等于社会上摒绝世事，摆脱官场纠牵，能更潜心致志从事己所欲为的事业。晚年更是矢志兴学，不忘初心，“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白首穷经，志向弥坚。因合撰48卷《遵义府志》而获“西南巨儒”美誉的莫友芝、郑珍，及何亮清等地方俊彦常近悦远来，造访聆教，“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雅人深致，吟诗对弈，曲觞投壶，形神相悦。
陶寓冠名“澹园”，“布置疏落，其中有池，亭馆尤胜”。其坐落都匀东山脚下“后街”，坐东朝西，入处竪有很高的“照壁”，每逢旭日东升，阳光照壁回光反射，使西向的正厅明亮一片。“照壁”前砌有半月形的“泮池”。池中“白莲最盛，为一郡所无。”正房周围设粮仓，老都匀人惯称其舍为“上仓陶家”。咸丰年义军困城之时，陶廷杰即开此“上仓”之粮，煮粥施赈。其间嘉庆进士、江都知县周际华曾应邀澹园赏花，有感咏叹：“我种莲花君种菊，莲花菊花都不俗”。廷杰亦不乏“开轩闲话沧桑事，月采穿棂酒满樽”;“回头笑对同遊侣，身在云台绿树中”之逸兴(见陶诗《夏日登高贞观》)，拟可管窥其归园田居后，赏心乐事、孤云独闲之深致淡泊心境。
(十一)
陶廷杰重情好义，惜才若渴。接人待物，礼义忠信，孝悌廉耻。而与后昆何亮清的交谊尤值一书。何是贵阳人，小廷杰43岁。何的父亲何正机是陶服丧期间在贵山书院时的教员，而正机的父亲又是陶任职苏松粮储道的前任何学林(道光八年卒于代理浙江布政使任上)，其为官正直清廉，素享口碑。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何正机以科举人选出任广东合浦知县，后因自报库银短缺二百两被“革职查抄，发往伊利军台效力”。是年何亮清10岁，执意陪父戍边。隔年，擢升甘肃按察使的陶廷杰到任数月，忽从过境犯官名单中发现何正机名字，不由震惊。当何路经时便前往驿站看探。见其身边幼子聪颖识礼，顿生怜惜，便主动征求何意，获允后将其作贤侄收留，“饮食教诲”，备加关爱。陶代理陕西巡抚时，小亮清已在身边“滞迹六载”，长成弱冠少年。一日陶无意从《邸报》获知，何正机已蒙圣恩官复原职，全家喜之不尽。亮清吵着要出门远迎，廷杰考虑其年幼道险，未允。孰料乐极生悲，十日后，却惊悉正机归途染疾在兰州猝亡。事后，陶曾为未能让父子相见一面疚责不已。故当亮清提出要前往兰州扶父灵柩回乡时，便未再行阻拦，乃泣赠银锭百两作别。同年陶“致仕归里”未及一月，便匆匆赶往省城看望亮清，督学励志，叙旧奠亡。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亮清不负厚望，以省乡试第一中举。此后伯侄书信往还，拳拳之心，至诚可感。义军起事，都匀被困，亮清获悉寝食不安，屡函恭请恩伯携家避难：“筑城巡抚驻地，且城固墙坚，谅无虞。小侄陋宅，当奉世伯为用”，“世伯屈驾侄宅，小侄也可近求教侮，福莫大焉”。然陶仅抄录旧作《都匀文峰塔七律》一首代复。该诗首句为“水抱全城万象涵，到头关键岂空淡”，隐示留城守土、致命遂志之心。知其义薄云天，殉意已决，亮清寝食难安，后闻恶耗，不啻五雷轰顶，当即晕厥。嗣泣诗挽：“授命自成千古事，感恩犹忆十年时”，“良臣虽死作忠臣，洵是千秋不朽身”。颇值一提的是，贵阳何氏家族原籍江南凤阳府(今安徽凤阳县)，明初随军入黔后，到清代发展成为贵阳旺族，曾因“一榜三进士，五代七翰林”被誉为“科举世家”而名噪贵州。“一榜三进士”即何亮清、何鼎、何庆恩同中咸庚申榜(1860年)进士，“五代七翰林”即何氏从第十二代何锦起，至十六代何亮清一连五代都有子嗣登进士榜并入翰林院为官。何清亮后任四川保宁知府，官至成锦道。陶慧眼识珠，眷顾名门之后，与亮清生死骨肉之交，实勘为人师表!
(十二)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越年二月独山州官借口筹饷勒逼苛敛，“贪横罔利”，引发民愤，布依族青年杨元保聚众造反，揭开了咸同贯州人起义的序幕。其后以“苗、教为两大宗”、“苗、教、仲、回分合聚散”，形成50多支起义队伍，对清王朝在贵州的封建营垒进行狂飙似的扫荡，致使黔地“全省几无完土”，“无一县瓦全”。都匀是民间秘密教门——斋教——盛行的地区，咸丰六年(公元1855年)六月，斋教首领罗光明与教徒里应外合相继攻占黔东南主要厅城，部属苗民柳天成率义军南袭将都匀围困。之前贵州御史萧时馥曾奏请朝廷命廷杰会同地方官，办理团练，以御暴乱，即获批准。陶奉旨协助都匀知府鹿丕宗募兵防剿，不由慨叹：“养痈贻患谁之咎，滋蔓难图我亦怜”(见陶诗《感乱题都匀县署》)，忧国忧民之心凄愴痛切。是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家国情怀，终难割舍。其临危受命，奉旨躬行，结草衔环，历练忠诚，不仅向参与守城的官兵提供军饷粮草，还打开仓门，“日数十石”，分米煮粥救济远近逃避战乱的流民，帮助当局共度时艰。柳天成率一干人马围困逾年，数次攻城未果，遂在剑江上游污染水源，造成城厢役情初起，食品短缺，物价飞涨，兵仍祸接，然则民心却十分安定，这完全得益于廷杰鼎力救助。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古州、黄平先后失守。鹿丕宗“飞章告急，且求发兵速援，而省垣漠然也”。是年八月，知府鹿丕宗被上罢免，新知府石均带临时招募的数百丁勇接任，其孤傲自持，擅改谋略，重新布防，“遂减守城兵及灯火”，导致养奸遗患。加之天荒暑热，水毒疫生，市井凄惶，府城无援，兵民困顿，危如累卵。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早在地方苗民啸聚造反之初，亲朋好友均纷纷上门劝说廷杰携家外出避难。而早已抱定“感君恩重报君命，泰山一掷轻鸿毛”的廷杰，充耳不闻，慨然回应：“我在家乡虽小有声誉却愧对先祖名门。昔日蒙承朝廷厚待，官至二品，现虽年逾古稀，未敢忘报皇恩。大敌当前，我怎能弃父老乡亲而不顾，苟且偷生?我如果携家临阵脱逃，军心必乱，谁还会坚定留守，御敌卫城!?你们无须再行规劝，老朽心意已决，哪也不去!今生城在我在，城亡我亡!”此后，不惜倾囊倒箧，罄其所有，施粥馈餉，抚兵安民，支助城防。清同治贡生金泽行曾在《纪乱竹枝词》中吟颂此事：“贼困孤城冬复春，绝粮乏餉苦官绅。劳军幸有陶巡抚，一再开仓救难民。”逾年，陶已资罄体羸。见其心力交瘁，殚尽绵薄，知者无不为之惜叹!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9月初，因勇头叛逆，城门失守(见清《邃怀堂全集》哀忠续集三编)。陶廷杰至死不降，仍指挥临时招募的民团士卒巷战血拼。后见大势已去，不由仰天长叹：“天可怜见，微臣已竭尽心力矣!殊不知造化弄人，国危城破，可奈其何!”随后“骂贼不屈”，悲愤抱憾饮恨而亡(一曰投池而殁，或悬桂自缢)，其眷属亦遭满门抄斩，老少数十口几无生获。当时街头巷尾尸横遍地，认识他的人无不围尸泣悼。所幸“次子栋升逾垣”死里逃生，辗转至省传递恶讯。十二月，接贵州提督、巡抚禀报后，皇上降旨责其从优给予褒赠抚恤。并由朝廷褒奖其气节操守赏赐“文节”谥称，加赠内阁学士，并因其“率团练御贼”敕封骑都尉世职。后同治皇帝《御赐祭文》，建陶公祠祀奉。由于陶廷杰返乡后“平日急人之急，赒戚族，赈贫乏，大率类此”，无论城乡，有口皆碑。仰其名节，义军破城找不到陶廷杰尸骸，还特地给其修建“衣冠冢”;有的苗民义军，竟私下给陶廷杰立下神位祭拜。因记述出至苦觅其踪的义侄何清亮之祭文，义军“葬公衣冠，且为位，私祭之”的情节理应真实可信。
(十三)
贵州咸同大起义是反封建、反压迫的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不遑多让，很难说代表进步和健康力量，因太平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对敌对阶级斩尽杀绝，将城乡变成一片焦土。对此，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中曾大加痛斥：“他们(太平天国)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太平军就是中国人幻想中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亦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指出：“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对帝国尾大不掉的沉船又怎奈浆楫力挽。但愚忠与惊恐，却使廷杰不惜以身家性命与义军殊死一搏，甘愿成为封建王朝的殉道者，不仅结局可悲，而且发人深省。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不会因后人的喜恶而改变。陶廷杰离乡做官近三十年，在无任何权势背景依托下，仅凭自身努力，从一个普通读书人家，由会考高分最后跻身抚台高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可谓仕途修远，政绩斐然。儒家德行历倡“仁义礼智信”，这贯穿于中华伦理发展的“五常”，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陶廷杰屡为庶民社稷安危陈情请命，是为仁;其为家乡兴教济民课田捐俸忧国报命，是为义;其尊崇先哲儒教及陶澍、林则徐等经世廉臣，是为礼;其对各种潜规积弊奏揭整饬，是为智;其对君朋之托竭尽心力，是为信。加上其感恩恪职，孝慈悌友，守廉拒腐，鞠躬尽瘁，实无愧“三纲五常”，“八德”祖训。天地常运而人道不息。从谥号与同治皇帝赐御祭碑文上，也足见其勤政懿德已获朝野认可，实乃江山社稷倚重的一介良臣。人生各有际遇，命运自有其运行轨迹，“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习近平语)以此观照陶廷杰仕途浮沉，对前贤似不应求全责备。别开历史局限姑妄不论，其做士为臣，砥名励节，实乃瑕不掩瑜。有鉴于此，陶平生养德律己，“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慎独慎微，求志达道，拟可盖棺论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