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今，人们交往总是离不开“信”这种方式，只不过样式不断演化。历史上，信由刀刻而笔写，古人把出使之人称作“信”;因彼此通信需要交人递送，后来就以“作书”为“信”，即书信。进入电子时代，凭借电子键盘、电子笔甚至手划或语言转换皆可写书信。
作家当然要通过作品向世人叙事抒情，但仍少不了以“书信”方式，古有《报任安书》《与元九书》，现代有鲁迅《两地书》《傅雷家书》、林觉民《与妻书》，不一而足。
令人欣喜的是癸卯年金秋，黄山书社首版了《张恨水书信》(以下简称《书信》)。吾捧读切切，爱不释手，张氏是现代著名皖籍作家，且是我等潜山人的前辈大家。一封封熟悉的笔风尺牍，瞬间便感觉到研究张恨水又有了新维度新视角。
笔者最早追随原潜山政协主席徐继达先生发起张恨水研究会活动，并浸润其间而不辍，至今已春秋三十八载，从迄今十多届研讨会成果看，人们聚焦的是“两恨水”，即“报人张恨水”与“文学张恨水”，前者是后者登堂入室的门径，后者才是功成著果;前有1993年由山西北岳出版社出版的《张恨水全集》，展示了“小说张恨水”的基本面貌;继之有1995年由徐永龄等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恨水散文》，更有2015年时代文艺社出版的《张恨水散文全集》，从而完整地呈现“散文张恨水”;而今又有谢家顺领衔辑注，张伍、张明明参与的《书信》出版，使研究者得以进一步认知“书信张恨水”。
展帙阅来，辑注者颇具匠心。
首先，从写信的时间与对象上做了科学的梳理与编排，条理性、逻辑性一目了然，开篇即为张氏最早的1922年书信，而末篇则是1965年张氏生命最后阶段的封笔信，共收书信314件，辑注编排以时间为“经”，又以读信对象为“纬”，进行经纬交织式的编排，全书分四大部分，开篇第一辑即收入张氏作为编辑与读者之间的通信241通，其篇幅占全书的一半有余，体现了“读者第一”的现代理念。
其次，辑注者从公开与私密的性质上进行归类排序，对作者以编辑身份致信读者，或以作品作者的身份致信读者的这一类属于公开信的269通，全部编入第一辑与第二辑，这类书信此前虽见之于公开出版的《最后关头》《上下古今谈》《明珠》等散文集中，但也有不少是首次辑注的，尽管已属公开见诸报刊了，但那些叠床架屋的旧报刊说其尘封也罢，休眠也罢，没有辑注者勾沉剔抉，何来今日一书在手而尽览之便呀!
另一类当为私秘性的通信，已被辑入第三辑与第四辑。就原作者而言，当无意于公开发表，而对今人而言，委是探寻张恨水内心世界的金钥匙。在散文体裁中，日记与私下写给朋友与亲属的书信，是最能表现作者真性情的东西，应说句句皆为真话，虽然真话并不等于真理，但是绝非虚假的大话、套话，从中可以感知张恨水敦厚平和、谦恭向善的人格魅力。
《书信》第三辑收有张恨水连续写给华林的三封信。华林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总务部副主任兼文艺奖助金管委会(简称“文奖会”)委员，张恨水在1941年8月7日写给他的信主要反映两件事，其一事关申领平价米;另一事关赈济作家白薇。关于前者，张自称“已在《新民报》领得平价米”，虽然老家老母也需要米价贷，但决定不向文协申报，足见张恨水的无私自律;关于后者，表达的是对湖南籍作家白薇治病纾困的关心，白薇原名黄彰，从北平辗转来渝，“现于南温泉重病，热达40度，有时昏迷”，“独身老处女”，作为邻居的张恨水就此写信恳请文协与文奖会“以资救济”;同年8月19日，张氏二次写信给华林，重申“白薇系猩红热，医药需钱极多”，向文协方面申请贷款。
其实，自从1939年初日机轰炸重庆市区起，张恨水一家便疏散到南温泉桃子沟，先租一平房住，与老舍为邻，后住进文协的三间茅草房，因难避风雨，故戏称为“待漏斋”。这一时期生活，张氏在随笔《东行小简》与《山城回忆录》中都有非常生动的记述：“每天奔走于山城海棠溪与南温泉之间”，“提囊负米”，“或奔避空袭”，“或烈日如炉中艰难步行”，“日夕焦虑米价”，平价米中砂子稗子多，他就“架镜于鼻，且食且剔”，如此艰难困苦中张氏还是自我自律，决不因私利向社会伸手，倒是热心关心文化同人，其厚道品格毕现。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书信》出版的意义，其最大价值便是为今人打开了走近“文学张恨水”的另一扇窗，从而多维度体察其风貌与灵魂。
79年前纪念张恨水创作三十周年时，重庆《新华日报》潘梓年便有“三坚主之说”，肯定张恨水“坚主抗战、坚主团结、坚主民主”;而著名作家老舍则有“三最”之说，赞扬张恨水是“最重气节、最富有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人”。如今检视《书信》，这些评价果然不虚。
——坚主抗战又有新印证
见载于1938年3月21日《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有“关于诗”一信，张恨水声言“对于旧体诗有三种不愿发表：(一)颓废的没有抗战意味的，(二)自我宣传的，(三)不很成熟的”，并特地提到并肯定“新的不能再新的朋友毛泽东”“他也是常常大作其七律”。
见载于1939年1月19日《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关头语录”，张恨水锋芒直指侵略者，“法西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拉人加入反共公约，结果只拉上了一位马牛其风的小匈牙利，世界上似乎也有些公理存在”。
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毫不含糊，十分明确地印证了张氏的抗战立场与其抗战文学的创作相印证。
——重气节、守正义有了新材料
收入第三辑《复左笑鸿信》中有曰：“十五日，弟一度欲飞汉转赴前线”，为朋友“阻止”。此信后辑注者特附左笑鸿1938年6月28日在香港《立报》副刊发表的相应文章。原来抗战爆发后，本在南京办报的张恨水被迫撤回安庆老家，自己病体尚未痊愈，好友左笑鸿见到他“脸上因为风霜而且病未全好，又瘦又黑”。而张氏把家眷送到潜山后，不仅支持自己的三弟、四弟扛起了枪杆抗日，连自己“还打算上前线呢”，左氏不能不佩服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与正义感，称赞其“为国为乡，一门忠勇”，然而毕竟“以一双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怎能上前线呢，左氏当即劝阻，张氏也自觉“可笑可怜”，于是便毅然转“用笔锋抗战”。
——同情弱小、反抗强暴有了新注脚
为什么张恨水在众多的小说中都掺入了武侠的内容，《书信》第二辑《致〈新华日报〉编者》信揭开了这个谜：
“武侠小说曾教读者反抗暴力，反抗贪污，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牺牲小我”;
“人民的不平之气，究竟是可以喊出来的”;
“他们无冤可伸，无愤可平，就托诸这幻想的武侠人物，来解除脑中的苦闷”;
“他们崇拜英雄的意识，是十分模糊的”。
可见张氏对底层人民是极富理解与同情心，同时他也看到这中间的消极影响，从而自觉地在武侠小说创作中注入时代精神，让人们获得更全面的人生启迪，无怪乎他的“啼笑因缘”结尾处出现了关氏父女加入抗日义勇军的壮举，刷新了侠义英雄的人生亮色。
——谦躬仁孝、秉持冲淡有了新体现
《书信》第一辑中的第十通信“告读者”，系作者在病榻上的随笔感想。“一病五日”思念的是：“岁月干戈里，家山涕泪中”，一种赋于诗性的感言充溢着满腔的家国情怀，“天下正多事”，“以养母育弟，予固跪誓于先君弥留之际”，张氏信言如此，践言不二。同辑还有《答玉琅小朋友》信，面对的是一个自称“十四岁的小朋友”，其来信指出《春明外史》第二辑第八回人物动作描写“网球拍”细节有误，张氏便以《果然是我错了》作答，而且以“你的大朋友恨水拜手”落款。
关于作品的风格，张恨水在小说方面是善用白描手法的高手。1926年5月，李牧人来函称“你那种白描的笔墨，使我十分的敬服，尤其是对现社会种种恶劣现状，能露骨的表现出来，我读了比吃冰激凌还痛快”;1927年1月31日张氏在《世界日报》发表《答知一君问》，因知一君有来函，反映朋友对《春明外史》的议论，“张恨水作《春明外史》描写得并不过火，不像李涵秋似的，至于社会小说的刻薄，那是免不了的事，因为社会本来是这样”。
1949年初，张氏在《新民报》连续发表《写作生涯回忆》谈到了自己的散文集《山窗小品》的风格，“我走的是冲淡的路径”。《书信》收入的来信反应读者是认可这种风格的。1926年7月22日，张氏有《答不愠斋主》信一通，不愠斋主原有《我理想中的恨水》，认为张氏“秉性极厚道，而谦恭多情”。张氏复函肯定其所猜，在《复慧几先生》信中，自述“生平作文，不喜晦涩，雕琢”;在《复新雨君函》中，声言《明珠》《夜光》极不愿“如走方郎中带喇叭，自吹自卖”;在《答知一君》中坦言“平生老实天知道”，“稗官好处在传神”。
“书信张恨水”，就这般一步步地向读者走来，其文貌、文品、文心也一重重向人们揭开。王安石有“户外惊尘尺书至，眼中飞浪白帆收”之喜，苏东坡有“红笺短写、锦句断肠”之诗，笔者亦因《张恨水书信》而感吟云：
通才巨匠成于渐，
气节如虹百忍家。
书信行间张大义，
至今烛照耀中华。
【注解：百忍，张恨水祖堂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