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营要训练三个月，但我训了两个月，便和另外两个新兵就被选调到团部电影组去学放电影了。
放电影，这可是美差啊，我很高兴，新兵连的老乡很是羡慕。儿时在老家想看场电影可不容易呀，每每获悉邻村晚上放电影，邀几个伴走上三里五里路去看，那是常事。学放电影，我很用心，操作机器比较简单，很快就会了。难的是扩大器维修和幻灯宣传，后者尤其难，既要会写点东西，要练毛笔字写幻灯片，还要学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要学的东西很多，任务很重，但天天有电影看，也值了。军区电影站一次配发两部影片，我们从福州到来舟，鹰潭到厦门两条铁路线上守护隧道、桥梁的连队都得跑，一放就是十多场。放电影让我跑过很多地方，除了连队、还有工厂、学校、山乡、渔村、海盗……年轻时我的记性很好，纪录片里那些解说词，多放几遍我大多都能背出来，这也助益了我的文学爱好。
我的组长，叫陆松祥，少尉军官，是安徽阜阳籍一九五九年入伍的老兵。他文化程度不高，但点子不少，很实干，关心人。对他，有两件事我记忆犹新。一是，我偷学骑自行车被他好一顿骂。军区电影发行站每月给我们团配发3-4次电影片，我们得骑自行车去取片。三个新兵只我一个不会骑自行车，自然我很着急。在院子里他们手把手教我骑过几次车，我自认为会了，一天晚饭后，自己一个人就大着胆子把车偷偷骑出去了，从团部水头村骑到屏山军人澡堂去转一圈。没想到组长找我有事，到处找不到人，一问门岗，说我骑车出去了。这可急坏了组长，他怕我出事，早就警告过我，不得单独骑车出门。他立即派出两个老兵骑车出门找我，他们出门不远，就碰见我骑车回来了，也松了一口气。三个人一起回到团部，我被陆组长好一顿臭骂，说我：“无组织、无纪律”“吊儿郎当”“自由散漫”，非要处理我不可。我知道自己错了，组长说什么，我都低眉顺眼，乖乖听着。
第二件事是，我年轻时太会睡觉了，天上打雷都惊醒不了我。电影组住在礼堂楼上的耳房，我们几个新兵每星期轮流值班放广播。早上放起床号，我头天晚上都要定好闹钟，提前起床准备。可是有几次闹钟响过，组长见我没有一点起床的动静，知道我没醒过来，便用他那浓重的安徽阜阳普通话对我大喊道：“陈耀光，耀光,你睡死了呀，还不爬起来放起床号。”他很少一遍就能把我喊醒，有时候两遍三遍我还不醒，他便走过来在我屁股上猛击一掌，说：“我看你是死的还是活的!”说完他赶紧帮我放起床号去了。组长话虽说得难听，却并不怪罪我这个瞌睡虫，对我的贪睡，他给予了理解和宽容，只是叮嘱我以后要把闹钟放得离自己更近一些，再不醒，就放在枕头旁边。
与留在机关放广播比，我当然更喜欢下连队去放电影。一是可以到各地跑跑，新鲜好玩，二是放完电影后还有夜宵吃。一晚上放两部影片，一般都要放到十点钟甚至更晚，连队通常都有夜宵招待。可惜的是，我在一团只呆了两年，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就调到省公安总队电影队来了，与我同时调来的还有二团的黄文祥，他是一九六五年的江苏兵，比我晚一年参军，年龄也小了我一岁。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公安部队番号，从七月一日起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省公安总队被整编为福建省军区独立第二师，我原先所在的一团改为四团，文祥所在的二团就成为五团了。
在独立二师政治部电影队，我们同桌吃饭、同住一室，白天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里学习开会、倒电影胶片或写幻灯片，晚上我们两个又一同坐着一辆解放战争中，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来的“美式中吉普”车去连队或总队医院(习惯上叫法)放电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七年，我们两个人还常常一起在广播车上，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九六七年除夕前的那个晚上，革命造反派说我们部队是支持保皇派的，把我们的宣传车团团围住在省公安厅门口，有人爬上车顶要砸掉我们车上的大喇叭，那阵势真有点吓人，我和小黄互相鼓励，一直坚持到除夕那天的下午五点多，造反派撤离，我们才返回总队机关。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彼此了解，工作相互支持，建立起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兄弟般的战友情谊。他知道我家有困难，就把自己结余下来的战士津贴，用不署名的方式悄悄地寄给我家里。他“学雷锋、做好事”还不留名，令我和我的父母家人都很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