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尺是一个古堰。
它只存在于史册之中，世界上早没有了它的踪影。
但我却一直在寻找它。我想穿过两千年的时空，一睹它的风采，一睹发生在它身边的故事。
我在颍水之滨寻觅，在蔡河之畔探访，问津于乡野，求助于公门。我曾语气肯定地告诉朋友，它就在我们这个小县的某处，在蔡河与颍河交汇的某个地方——似乎它就隐藏在枝丫杂乱的岸树之间，或湮没于畦垄纵横的田野之下——并满怀信心地与诸子把臂而行，完成一次相约已久的聚会。但数年过去了，百尺堰仍影影绰绰，海市蜃楼一般，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现实中的百尺堰山隔云遮，而史册上的百尺堰也飘忽难觅。
它最早出现于《三国志·王凌传》一段关于司马懿讨伐太尉王凌之叛的记载中。
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将尚书广东，使为书喻凌，大军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见凌，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凌至项，饮药死。
这是一段早已沉寂的故事。但回望千秋，一切又依稀如昨。
三国，那是英雄的岁月、权谋的天下。但世事轮回、人物升沉、此消彼长的历史又不是任何英雄和权谋所能决定得了的。这一点，在魏之代汉、晋之篡魏的变革中最能体现。
曹魏后期，经过几番角逐几番博弈，帝国的权柄终于落在了司马懿一家的掌握中。这引起了忠于魏室的一些大臣和将领的不满(忠臣和节士，代不乏人，没谁能说清它的是是非非)。分别发生于251年的王凌之叛、255年的毌丘俭之叛和257年的诸葛诞之叛——因起于寿春，史称淮南三叛——即是这种意识的反映。但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三人，虽丹心一片，节概千秋，结局却让人为之扼腕：或投袂致死，或抱屈黄壤。
夺位争权从来不是儿戏，司马一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司马懿在平定王凌之叛后暴毙;儿子司马师呢，在毌丘俭之叛中，突遭夜袭，一惊之下眼球崩出，于班师途中疼痛而死。但三叛的平定，成为一个标志——再没有什么强大的势力对他们篡魏构成威胁了。
我之所以如此赘语，是想说：古项，这块项羽之祖项燕的土地，这个因一条颍水流过而具有咽喉之称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而百尺堰，至少对淮南三叛来说，无疑是当年八百里马嘶旗卷、戈挥弩射的见证者。
那么，百尺堰具体在哪里呢?
我们且看郦道元《水经注》上的一段文字：
(谷水)又东经陈城南，又东流入于新沟水，又东南注于颍，谓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
这让我想起《诗经》上的一句话：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百尺堰，他就站在颍水之畔啊!
问题是，何为交口呢?换句话说，新沟水注入颍水的地方在哪儿呢?
郦道元看似清晰明了的几句话，对我们来说，却像加了密码。因为，在黄淮之间，河道之多，变迁之大，名称之繁，连高才饱学之士似乎也未能穷原竟委，厘清它们的来龙去脉。
但它们的行迹，我们仍然得从典籍里寻找。
作为工具书，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尽管也有令人质疑的地方，但绝对是现今历史地理学上最具权威的一部。
我们且随它走进历史的深处。
在距今有2500年之遥的春秋时期，今天的淮阳和沈丘分别是周王朝一个名陈一个叫项的封国。那时，接地连天的是湖泊、沼泽、池塘，两地之间无沟无洫，无河无渠。只项，东西横贯的有一条源出嵩山南麓的颍水——没人知道此前它已经流逝了多少岁月。
淮阳和沈丘之间最早的河流为鸿沟，但它并非出自造化之手。
鸿沟是由战国七雄之一魏国开凿的。第一期，从圃田泽至魏都大梁，开凿于前360年;第二期，从大梁经陈至项，开凿于前339年——是年，屈原诞生于长江之畔一个后来叫秭归的乡下。在另一片天地，亚里士多德则离开马其顿，回到自己的故乡——小城斯塔基拉，每天和他的学生在林荫下一边散步一边交流。
此时，陈国和项国早在诸侯鼓鼙裂地、烽火连天的杀伐中灭亡。
鸿沟，原本是一项为了灌溉和漕运的水利工程，却似乎是为战争而诞生的。在刘邦和项羽以此横分天下之前，为了援助魏国的争霸，越国的战船，早已风樯云桅，浮江过淮，经颍水，转鸿沟，抵达了位于黄河之畔的魏都大梁。
到了一百年后的西汉时期，汴、淮、沈之间的河流已改称了浪荡渠。浪荡二字，只听一听，那河汊纷歧、流水漫衍的景象仿佛就在我们面前。
历史总是在治乱兴亡中曲折地前进着。而河渠就是社会的影子，清波浊浪最能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治世，且通且畅;乱世，则壅则塞。到东汉末年，浪荡渠就像一个被社会遗忘的老人，蹒蹒跚跚地追随着它的帝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代汉而立的是魏。而魏，终其一朝都面对着两个强大的敌人吴和蜀。豫东南——多半在豫州刺史的辖区——正是魏吴两国鼓角争鸣、干戈相向的前线。
我们且看贾逵和邓艾在这儿的治水。
贾逵出生于今天的临汾，在史乘上有才兼文武、精达事机的高誉。作为一方统帅，贾逵于豫州刺史任上，在内治民事、外修军旅的同时，断山蓄水，开渠凿河，既便利了农业灌溉，又支援了军事征伐。其中，贾侯渠最为著名。
贾侯渠西起郾城，东至淮阳，上接沙水，下通百尺，一渠连贯了汝水和颍水两条大河。
百尺渠是否为贾逵所开，因史料阙如，不得而知。但拓广掘深它的则是邓艾。《晋书·食货志》上记载：
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江淮。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亩。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至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邓艾是新野人，虽生于白屋，却志在青云，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正始(公元240—249年)初，魏国准备在东南一带进行屯田，就派邓艾前往视察。邓艾从陈县、项县一直巡视到寿春。经过考察，邓艾提出了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发展军屯的建议。其中，百尺渠就是这时拓宽的。
那么，沙水、谷水、沟水、新沟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还从《水经注》看：
沙水又东而屈，经陈城东，谓之百尺沟，又东南分为二水，新沟水出焉，沟水东南流，谷水注之。
沙水即浪荡渠;谷水则是另外一条河，源头在陈城西北的一个湖;沟水、新沟水指的都是百尺沟，只是上下段而已;百尺沟的一个分支，东入今郸城境内，《水经注》标为明水，即今洺河。明水向东，注入今天郸城县宁平镇之南一个叫阳都陂的大泽中。大泽亦有水南下，复注入颍水。
这段表述有些复杂，概括成一句话即是：陈城以北的浪荡渠改称了沙水，以南的则改称了百尺沟。
交口就是百尺沟注入颍水的地方，即原浪荡渠注入颍水的地方。百尺堰就在交口之次。
至此，我似乎拨开了漫眼的迷雾，看到了百尺堰真切的身影。
但疑问仍在。
按1985年版《沈丘县志》记载，百尺堰的位置当在今天的东蔡河之上、新安集向北十里之处。
当年修志的诸公多已谢世，但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妄下雌黄。
今天的东蔡河与西蔡河同出一源。一千八百年前的百尺渠，很有可能像今天的蔡河，也一分为二，一条在项城(今槐店)入颍，一条在丘头(今新安集附近)入颍。问题是，自魏晋以后，淮阳至沈丘之间的河渠，或淤塞或改道，今天的蔡河与昔日的鸿沟，与当时的浪荡渠，有多少变迁，有多少延续，皆无从考证。
更主要的，自淮南三叛之后，历史上再也没有了关于百尺堰的记载。
我们不知道它有着怎样的外观与结构，不知道是砖砌还是石筑，但能想象，它在一个流泄百里、名曰百尺的河渠上，调节着万顷之田的灌溉，莫说在那个年代，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一个宏伟的建筑。
再者，它不同于帝王的宫殿、缙绅的楼阁——那是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往往最先成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地方;它也不同于寒士的茅屋、隐者的竹篱——一场飘风骤雨便支离破碎了去。
百尺堰，这样一个与人无争、与世无害、与民有益的构造，一个禁得风雨、耐得寒暑的物体，若非人为破坏，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呢?若是人为破坏，那么破坏它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百尺堰就像划过天空的流星一样，无人知道它的去处。
2022年1月30日(辛丑年腊月二十八)
写于颍水之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