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人上了年纪，都有点念旧。在搬家的时候，父亲特意将那台在家里搁置了三十多年的台式收音机悄悄地带到了新居，摆放在床头上。没事的时候，他用手摩挲着，仿佛又回到了那逝去了的、难忘的时光里。
忽然有一天，父亲突发奇想，抱着哑了好多年，放不出声来的收音机，跑了大半个城市，在一个小巷子里的家电维修铺修好了这个宝贝疙瘩。回来后，他顾不得疲累，沏了一壶绿茶，一手抱着收音机，一手端着茶壶，坐在阳台上的藤椅里，津津有味地听着秦腔戏。
一会儿子从外面回来，嚷嚷着嫌吵，父亲就站起来，拿着收音机到房间里去，关上门独自收听。
这台略显笨重的台式收音机，是八十年代包产到户后，父亲在责任田里种苹果卖了钱，一高兴跑到县城买回来的。自从它买回来后，父亲就成了村里众所瞩目、呼风唤雨的人物。
那时，农村地处偏僻，消息闭塞，文化生活相对比较贫乏。大伙下地回来，便围着父亲，打开收音机听新闻与报纸摘要，或听上一段过瘾的秦腔折子戏。父亲为此很是得意了一阵子，并且出了不少的风头。这么说吧，有时村长在喇叭里通知开会，喊半天都没人去。父亲要往门口的皂角树下一站，喊上一嗓子：“听戏喽——”便呼啦啦围过来一群人。这个说要听《柜中缘》，那个说听过了，要听《穆桂英征西》，父亲抱着收音机哭笑不得：“这听啥戏哪是咱能做得了主的，只能台里放啥就听啥了!”
后来有了电视机，收音机就很少用了，父亲只是偶尔想起来，才打开了听上一段新闻或钟爱的秦腔戏。
妻子是个喜欢干净的人，甚至有点洁癖，见不得那些零零碎碎的杂物。有一次父亲下楼去散步，她便挽起袖子打扫屋子。看到床头柜上破旧的、落满灰尘的台式收音机，她站在那端详了片刻，心想留着用处不大，摆在那也碍眼，就自作主张，抱下楼去丢进了垃圾桶。
父亲散步回来，见床头柜上的收音机不翼而飞，就大声喊叫起来：“收音机，我的收音机呢?”妻子怯懦道：“我看没用，就，就扔了。” “什么，扔了?你，你……”父亲气得嘴唇哆嗦着，半晌说不出话来。
愣了片刻，父亲转身跑下楼去找。他翻遍了小区里的垃圾桶也没找到收音机，便垂头丧气地回来，坐在椅子上扭过脸去喘着粗气。妻子绞着手指：“我又不是故意的，就是看它放在那落了一层灰，也碍眼，就……”
父亲气得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这个家连个收音机都容不下，怎么就碍眼了?你要嫌碍眼我也走，现在就走!”我忙拽住父亲，示意妻子赶快认错。
没了收音机，父亲一个下午都闷闷不乐，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也不说话。大概吃晚饭的时候，楼道里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忙过去开了门。是门房的耿大爷，他怀里抱着收音机：“是不是你家的收音机?运垃圾的人发现捡了出来，放在我那里，我试着开了一下，还能放出声来。”
父亲接过收音机，一迭声地道着谢，进屋去这儿摸摸，那儿瞅瞅，又打开了凑在耳边听着，如获至宝。
这台老式收音机失而复得，父亲不仅视为珍宝，谁也不让碰，生怕一不小心给弄坏了，而且格外小心，从床头柜上挪进了柜子里，听的时候才取出来，听完了还要用手帕擦拭半天，才小心翼翼地放回去。
如今，这台收音机已成了我们家唯一的老物件，也成了父亲留给我们的一个念想。它见证了我们家两代人的酸甜苦辣，生活变迁。
自从父亲走后，它就一直摆放在我们家的床头柜上，上边停留着一层温润的、岁月的痕迹。没事的时候，我就过去摸摸它。摸着摸着，仿佛又看到父亲坐在阳台上的藤椅里，一手抱着收音机，一手端着茶壶，津津有味地听着秦腔戏。眼睛也便湿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