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黑蝴蝶》兼谈微型小说美学精神的失却与重构
高 健
作者简介|高健，笔名高家村，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秘书长，《故事会》杂志副主编，有文学作品、评论理论入选各文学、学术报刊。著有个人文集2册。
春意阑珊，收到谢志强先生的微型小说集《黑蝴蝶》。午间小憩，随手翻阅，不觉沉醉其间。
《黑蝴蝶》文笔闲适、散淡、随意，没有刻意经营小说的故事情节，甚至也不十分着意人物的刻画，而是用一种随意、平淡甚至白描的语言叙述事件。这是我读这本以江南小城余姚的古代人物为题材的小说集的第一印象，感觉像在阅读一篇篇充满诗意的散文，或者一首首具有散文韵味的诗歌。
这样一种散淡的文本结构，打破了以往小说惯常的起承转合叙述模式，摒弃强调故事生动、人物形象的戏剧冲突式小说推进手法，诗性的叙述建构了一种古今同在的共时性美学空间，并在这样的空间意境中神交古人，走进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走进我们的心里。《黑蝴蝶》这样一种笔记体的叙述方式，似是夏夜无眠，几个人围坐一起闲谈巷陌，就在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讲述中，那个勤俭持家、胸怀宽厚的主妇王博颊正穿越历史的烟尘活生生地走来;也了解到吴越之地祭祀的灶王爷，其原型是一个喜欢“小弄弄”(赌博)的败家子……虽然隔着数千年时光，但是，那些吴越之地的生活场景、民风民俗、乡言土语、家什用具等，都经由作者的叙述立体化地呈现出来，人物也在这种颇具生活质感的场景中活了起来。虚实结合的手法，颇为符合鲁迅先生所说“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
由来历史叙述遵循“信史”还是“虚构”，一直是两向取舍，各有其说。其实这本不是问题，历史叙述中“再现什么”和“如何再现”，首先服从一定的文化语境，其次才是作者的“私人叙述”。是以既有左丘明借他人之口，称《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的“春秋笔法”为史述之范;也有王安石斥之为“断烂朝报”的不堪。之所以对同一典籍看法迥异，既不是左丘失明，也不是临川妄言，而是各人均看到问题的一面，左氏称颂的是笔法，王氏痛贬的是史述。作为改革派的王安石，看不惯的其实是作为旧体制维护者的孔夫子文笔背后的思想和立场。
《黑蝴蝶》智慧地避开了这种历史叙述的悖离，选择了“虚肉实骨”的艺术手法，即其人其事是其骨，遵循史实;充斥在其人其事中间的生活细节、心理活动是其肉，杂以虚构。这于历史叙述固然是一种较为聪明的取舍，但实操起来并不好把握。史载人物和文学形象，遵循的是全然不同的运行逻辑，史家要求的是拂去历史的烟尘，返本还原;小说家追求的是再造鲜活的文学形象，独具特色。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其历史叙述的要点不在于是否真实，而在于叙述的主旨，以及在这一主旨辉映之下的人物形象。一如谢志强先生所言，他写故乡古人的初心，其实是想通过古人观照现在，把古人纳入到当下的现实社会，来影响现实。这应该是作者写作本书的初心之所在。
史家著史一般遵循“常事不书”的原则，但《黑蝴蝶》所选之史事，大多为入不了正史的“常事”，作者以披沙沥金的匠心，力求在细沙般琐碎的历史尘埃里，找寻出人情人性人生的诗意辉光，映照当下。当然，除了颇为精当的历史取舍，《黑蝴蝶》的可贵还在于令人回味无穷的诗性叙述。
《祖父的脊背》简约的题目蕴含着令人想象的寓意。叶祖山在庭院里弯腰赏花，却忽然被一个径直闯进的男子在背上拍了三下。叶祖山的儿子叶国禧正欲拦下离开的男子斥问，其父却令放行，并颇有意味地说：“人与人之间，要有座桥，供人过。他拍我的背，就是过桥。”不料，傍晚却传来男子身亡的消息。原来，叶家为姚城望族，男子与人打赌，谁能辱弄叶老头，可免除酒钱。男子事成之后，饮酒过度身亡。作者的用意借由主人公的对话说出，人生的无常中蕴藏着因果，善恶福祸，皆来自自身的修为。简单的叙事，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命题。像这篇《祖父的脊背》一样，《黑蝴蝶》里还有诸如《花在人在》《一夜之劫》《三人行》等富于哲理思辨的作品。
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的阳明故里人，谢志强善于通过文学感性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和生活的哲学理性思考。他在本书后记《我为何要写故乡古人》一文中更是表明：“作家应当以文学的方式维护起码的常识底线，像麦田里的守望者。”《祖父的脊背》告诉我们，善意善行是一座桥，渡人渡己，避祸免灾。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通过文学叙述以达于教化，古已有之，先秦《庄子》以教化为目的的寓言十之八九，国外伏尔泰、萨特更是通过小说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以小说的形式来为世人建构最基本的世界观。有学者把以小说作为表达哲学观念的感性形式称为“思之诗”，《黑蝴蝶》中包括以上所举篇什，均可作如是观。
历史叙述，既要遵循史实，又要遵从内心，于叙述者来说其实很费周折。在文史一体的古代，即便如《春秋》者，其实亦根据作者的价值取向做了极大的“自由发挥”。但好者好极，恶者恶极。及至目下，文学家笔下的历史叙述仍在“信史”还是“虚构”之间徘徊，首鼠两端，或者机械地呈现史实，或者恣意地架空虚构。以文学的笔法写历史，或以历史的思维写小说，均不得法。以至著名作家朱苏进不无偏激地认为，凡是历史学家叫好的作品，几乎没有一部是好作品!
无疑，文学作品的历史叙述需要想象的才华和虚构的激情。史料所能提供的，只是骨架和脉络。要想让这些史料重新鲜活起来，以丰满生动的文学形象辉映当下，更多的还是需要作家根据事件逻辑和人物境遇，进行合理的想象和推理。这就是说，让历史的归历史，文学的归文学。基于这样的认识，当谢志强怀着炽热的乡土情结和文人情怀，以一种赤子深情和哲人深邃的目光丈量这一方热土时，作家的神思便开始穿透更为深远的时空，关注、神游积淀于这一片土地上的历史文明。在《黑蝴蝶》中，有大量篇什对姚城所在的吴越文化和历史文明的深情演绎和深度发掘。相信像《主妇王博颊》《约定的高度》《汤圆之夜》里所发生的故事，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也会有不同的版本，它们或交织于乡土的故宅古居中，或投影在河流的清清涟漪中。但经过作者的妙笔演绎，这些鲜活的文学形象，便具有了姚城特色，成为姚城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史实叙述自《春秋》开端，以“微言大义”“尽而不汙”为圭臬;笔记小说于魏晋肇始，以志人志怪为特色。传统的要义在于，它属于过去却不断地作用于现在。既要以史述的“微言大义”“发挥垂训的作用”，又能以小说的生动形象“取悦读者”，《黑蝴蝶》的可取之处在于，以现代思维观照历史，同时让历史照进现实。它以诗性的美学精神融历史叙述、小说叙述于一体，形成笔记体微型小说“新叙述”。其特点大致似可概括为：摒弃了古典小说的故事型和章回体的传统架构，汲取了类似散文与诗歌的文体美学，以散淡的语言、松散的结构、绵长的意蕴、诗化的意境，走出了微型小说的经典形态，形成了微型小说的新的叙述模式，构成了微型小说文体新的审美特征，颇有“跨文体写作”的意味。汪曾祺先生的个别篇什如《护秋》《薛大娘》《辜家豆腐店的女儿》等曾有此风韵，《黑蝴蝶》则对此做了进一步的生发和张扬。
亚里士多德曾有一段关于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之分野的著名论断，即史家“叙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谓“可能发生的事”，是“指某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以此观之，《史记》中除“表”“书”之外，其余如本纪、世家、列传，从文体上来说，也应该属于历史小说的范畴。在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学语境中走来，作为同样是历史叙述的《黑蝴蝶》，既然作者标明为微型小说，其用意自然还是志人，而不志于述史，更多的还是在史实的框架下，以一个一个以人为起点的小场景，来完成作者对历史过往的复原与再现，并通过这些复原与再现抒发作者的胸臆。作者在叙述中，自觉地遵循小说本位，以对历史独到的把握和发现，以小说自有的逻辑自洽性完成作者特有的诗性叙述。作者的笔墨，没有了传统小说汪洋恣肆的笔墨，而似“丛残小语”般的闲适，即便如《邵基之难》《复仇》等可以写得壮怀激烈的桥段，作者也是以波澜不惊的笔触，云淡风轻，娓娓道来。但是，轻松的文字后面，却是作者静水流深的用意。作者有意识地以小说为体，以史料为用，以对历史人物的独到发现来有为于现实，从而创造了既在过往的时空里独立自足又烛照当下的人物形象，给人以警示、借鉴、启迪和感化。这些人物形象虽然面目不是十分清晰，但是却有着美术家笔下风俗速记般鲜明的脸谱形象，他，她，他们，经由作者的笔触，像翩跹在时光隧道的黑色蝴蝶，正穿越历史的烟尘来到当下，飞舞在作者诗性的文字中，也飞舞在读者的想象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