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在《冬歌文苑》发表文章了，作为文苑的“老铁粉”，自感内疚。写点什么呢?我思维的引挚在不停地“百度”着。忽然，16年前的一幅画面，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呈现。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日，儿子放暑假在家，我工作一个上午，下班后急忙赶回家，为的是帮爱人做顿午饭。那时她在租住的一楼开个小超市，就是个小小食杂店。午餐前后是顾客最多的时候，为了多卖点货，赚点小钱补贴家用，尽管单位中午有餐食，但我很少在食堂吃，想着让上初中正在长身体的儿子吃点热乎饭，基本上工作日每天十一点四十赶到家，做个煎蛋，炖个豆角，炒个干豆腐，熬个蛋花汤，就非常不错了。
饭菜都做好了，去院子里叫正在玩耍儿子回家吃饭，抬头往北面马路一望，看见一个流浪汉，头发蓬松，面色古铜，一只脚踏着垃圾箱，右手在垃圾箱里捞起面条，将可能已经馊了的面条一点一点放进口中。姿势优美而潇洒，那时如果有智能手机，一定拍下来给雕塑家提供个史上第一的造型，说不定要在雕塑展中获奖!
这时，儿子问我：爸爸你看啥呢?我忙说：你过来看，这个就是不好好学习的结果，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好好学习，你的前途就同那位一样一样的。儿子很听话，以优异成绩考上市里四大重点高中之一，几年后又考入重点军校。
说起流浪汉，前面的是不扰民、不惹祸的好的典型。记得我小时候，生产队里有个邬姓鳏夫，他是又一种类型的流浪汉。他在生产队里重活轻活一点不干，今天到你家蹭点饭，明天到他家蹭点菜，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可能他小时候得过什么病，不超三分钟，就拔拉一下脑袋，小朋友们管他叫拨浪鼓，尽管这么叫他，他却不生气，总是笑着管这个叫儿子，那个叫闺女，与鲁迅笔下阿Q无二样。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周边屯子里只要鸡鸭鹅丢了，首先想到就是他干的，年前粘豆包在院处冻着少了也说是他干的，不知道是不是冤枉了他，1978年我离开家去省城求学，再也没见过他，据说他没活到50岁。拨浪鼓的行为虽然谈不上恶，但在那粮食都吃不饱的日子里，一年中不舍得杀只鸡吃的农民，丢只鸡谁能不心疼呢?好吃懒做谁不恨呢?
又有很多时侯，在街头看见耍猴的，舞枪弄棒的，表演武功的，我都会丢到盒里一点钱，因为他们付出了辛苦。
记得有一篇文章《乞》中写道“这世界上本没有乞丐，只有在那些居高临下的施舍者眼中，向人伸手者才成了乞丐。在给予者眼中，那些等待协助的人和我们一样高贵。”大一点以后，或上学，或岀差，看到地下通道里许多弹着吉他的音乐者，总会想起记忆中的在垃圾箱抓起面条的流浪汉和偷鸡摸狗的拨浪鼓，驻足多看上几眼，力所能及给予帮助。
16岁之前，见到许许多多的乞丐，那时候，都是一个老大娘领着一个小男孩或小女孩，拿着一个大碗，讨点饭吃。母亲看到她(他)们，回到外屋，如果有玉米碴子就给她(他)们盛上一碗，如果有生玉米面，也给盛上一碗，要饭的母亲就让孩子给我母亲磕头，没经过这场面的我在一旁偷偷地笑。
1978年秋天的时候，我从家乡考入水电学校，在省城又多次看到许许多多的乞丐，每次看见他们，我总会丢给他们或五分或二分或一分硬币，因为我想起母亲给他们粮食的时候，一直以来从未让他们失望过。
1981年8月参加工作回到家乡工作，又时不时看到在马路边上的乞丐，拿着多年前一样一样的大碗，我就往碗里丢五角二角一角纸巾，他双手合十，说谢谢了!
又过去了许多年，大约1995年左右，我的工作从县城调入省城，经常去早市买菜，看见乞丐用录音机放着音乐在地上爬乞讨，我又拿岀五元二元一元投到他的搪瓷盆里，他们向我点点头，表示谢意。
许多年后，当在马路上遇到红灯时，看到用毛巾包着头的女人，用毛巾或刷子在你车前抹一下，回头站在驾驶室要钱，我也一分钱不给她，是因为她妨碍了交通。近些年在省城、旅游城、京城却很少看到这类人了，说明社会在进步，生活在变好，保障系统在完善，不免为我们的党和政府爱民亲民政策叫好!今年六月一天，连襟直肠做手术，我从地下通道口看见有人在乞讨，我却一分钱没扔，因为我们国家脱贫攻坚战已经结束了，所有人过上了小康生活，社会事业社会福利非常好，如果还有乞丐，就是想借着人们同情发大财的人，我肯定一分钱也不给他呀!
最近去了省内农村多少次，看到了村子里没有了草房、危房，就连家族智商有问题的小叔也住上政府盖的宽敞明亮的保障房，昔日里泥泞的土路变成砼路，石头砌的院墙变成既通风又透光的铁栏杆，成群的牛羊在草地吃着草，绝不可能有乞丐啊!
这个时候，我会畅想2025年以至到了2035年，我的国家，我的家乡一定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