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里回来，陈智一头倒在了床上，一天不吃不喝。县招办的老同学告诉他：沒过!又沒过，这是第三回了!大队、公社看他表现好，书教得好，三次推荐他上工农兵大学，但到了县里，始终过不了那道关：政审!
第二天上课时，细心的学生发现，陈老师似乎老了，仅仅一天，白发出来了。他是这所村办小学最帅且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高高的个子，皮肤白净，浓眉大眼，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付黑色宽边眼镜。说话不紧不慢，讲课尾尾动听，待学生温暖如春。学生都知道老师的心思：一心想上大学，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总被涮下来?
下放快十年了，全公社三十多位知青，走得只剩他一人了。送走知青点最后一位插友，回到空荡寂寞的知青屋，心里哀叹：也许，今生将终老乡野了!他的心寒到了冰点。
他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从小就知道，他家的成份有问题，他最怕填表。每每接到那片薄薄的表，如同接到一座大山，立马心跳加速，双手发凉。他总要把表放进口袋躲到无人处，仿佛犯了法怕人发见。表上成份栏：工商业兼地主;父亲栏：国民党军官，49年逃台;社会关系栏中，没有一个党员，连“群众”都没有，全是地富反右。表，全黑了
他是遗腹子，从未谋面的父亲，一直在遙远的地方像座无形的山，压得他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小学时，因成绩优异被选为跳级生，但很快被人告发：跳级，不能只看成绩，不看成份。一位根红苗正者替代了他。那天，他躲在角落，偷偷地哭了。让他感到人世间还有“公平”的，是68年下放。他认为，无论“红”与“黑”，都要下!可下了才知道，他所在的生产队，是全公社最偏最贫的。公平，只虚幻了一个上午。
77年高考消息传来的当天晚上，他独自喝下了半斤烧酒，这是他与杯中物首次的兴奋交流。他醉了，睡了二天二夜。考场就在母校，教室就是读高三时的那间，监考老师就是当年的课任老师。陈智倍感温馨。每场结束，老师都投来赞许的目光。他明白，成绩够了。重返久别十年的母校，他感慨万千，怀着满满的期待，他在校园留涟忘返。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名中学老师，他与学校天然亲和。
初选名单下来，他的成绩高居榜首。消息传到公社，引起极大的震荡，学生们都为他高兴。高兴，也仅二十来天，招办的老同学告诉他：政审，仍然没有放过他。那晚，他又喝了半斤，这次，睡了三天三夜。几个月后的78年高考，他没有上场。恰恰是78年开始，政审松绑了。他终生不能原谅那次的绝望。
78年底，全县知青一锅端到了城里，他进了一家集体小店，专营颇有出土文物风范的泥缸泥灶，与四个年过六十的合作化老人，整日守着那间幽暗的三尺柜台。后来，他参加了电大的首次招考，成绩全市第一。
一个月后，主管部门商业局，把他借调到当时颜值不低的政工科，他与政审、填表打起了交道。系统内进人、入团入党参军提干，都要政审填表。可他在半年后，谢绝了领导的美意重返小店。尽管此时，他在政审中的角色已经转变，政审也主要看本人的表现，祖上的黑档在多数情况下，巳不再是挡路虎了，但此时的他，巳患上政审恐惧症了。
十多年后，儿子高考成绩够上名牌大学了，他高兴得又喝下半斤。可儿子要他帮助填表时，他一反常态躲开了。儿子不解，母亲告诉儿子：政审填表，那是父亲心头的伤，永远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