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时学过《失街亭》一文。那时只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战役，诸葛亮没有听从刘备临终之前的嘱咐，重用了马谡;马谡没有听从王平的意见，登上南山据守而非占据山下的城镇，结果被魏军张郃包围山上，又断绝水源，招致失败，被诸葛亮所杀。
现在想想，刘备为何临终前放着那么多社稷大事不谈，而特意提醒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为何又没听起刘备的遗言，让马谡担任守街亭这样的重任;从马谡和诸葛亮身上，我们该吸取怎样的教训?
刘备对马谡的评价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刘备认为马谡是一个喜欢空谈的人，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这种人和赵括一样，容易坏事，就嘱托诸葛亮不可重用马谡。一个人能不能干，不仅要看他怎么说，还要看他怎做。刘备评价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是因为马谡做了一件让刘备失望的事。史书《三国志》马谡在刘备入川时，以从事的身份随刘备入川的，在前期刘备是非常信任他的，先后让他做了绵竹令、成都令，最后做到了越隽太守，此时马谡升迁的速度还是不错的。但后来再无升职记录，说明马谡在做越隽太守时出了问题。公元218年，越隽叛乱，理应是马谡这个越隽太守来搞定，但是李严的传记中甚至是马谡本人的传记中都没有提到马谡平叛的记录，反倒是李严这个临郡的太守异常活跃。李严越境平叛，说明越隽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也说明马谡在越隽太守这个位置上做得并不好，可能就是因此这一次平叛不利，让刘备看清了马谡眼高手低、没有组织能力、不能打逆风仗、不能打急促仗的弱点。
刘备在闲暇时，和马良讨论过他们兄弟彼此的优缺点，而马良肯定也会坦诚相告。刘备再综合对马谡的实践训练，不难得出马谡“言过其实”的缺点，确实，刘备在位期间，马谡最高官职是太守，而马良是侍中，“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这话看来真没错。(侍中始于秦,是丞相属官。两汉时,常侍从皇帝左右,成为皇帝的亲近之臣。此后,权力进一步扩张,几近于丞相。侍中是顾问性质官员为主，选用的范围在智谋超越、见识广博、敢言直谏、相貌英俊几个范围，作为皇帝身边的侍从官员，负责起管理皇帝智商的责任)。正因为马谡本人在军事上能夸夸其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再加上他来自荆州和诸葛亮走得很近，因此刘备才在临终之前提醒诸葛亮马谡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诸葛亮没有听从刘备的嘱托，我以为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容易获得诸葛亮的赏识。马谡其人也很健谈，也确有计谋。当初诸葛亮斩杀雍闿，并依照马谡之言赦免孟获。以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以心理战为上，以短兵相接为下的战略使南中人心归服，因诸葛亮在世之日，南方不敢再次反叛。所以诸葛亮向来对马谡深为器重，经常和马谡谈兵，有时一谈就是一天一夜。由此看来诸葛亮不听刘备的建议重用马谡，就不是没有缘由的了。
二是派系争斗。其实在很多集团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派系争斗，只是有的大有的小。在蜀汉政权中就存在四个派系：元老派、东州派、荆州派和益州派。诸葛亮和马谡一样都是荆州派，都是荆州士族，为了荆州派的壮大，诸葛亮也就重用马谡了，之后的蜀国政权都是由荆州派掌舵的。
三是因为马谡其兄马良的关系。马谡兄长马良于夷陵战死，所以刘备没有处死渎职的马谡，而以当年对待廖立的办法处理了。但是另一边对李严进行了嘉奖，连升三级让李严这个原来的太守，进入了蜀国的权力中心。也因为如此，诸葛亮担心李严会与他分权，偏偏就和马谡谈得来。马谡的哥哥马良，更是在夷陵之战战死，这对于诸葛亮而言，难免会对马谡产生照顾的念头。《三国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记载：“谡临终与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由此可见，诸葛亮和马谡交情有多深厚。尽管刘备提出多考察马谡，可马谡也是诸葛亮花费心血培养的，并且还不错。与其重新培养新人，还不如继续培养马谡，毕竟这样更省事。
四是因为人才短缺，基本上无人可用。刘备入川时，是和诸葛亮一起打压益州人才，等于放弃了一部分人才。关羽失荆州，等于又失去了一部分人才。夷陵之战，刘备折损的不仅仅是数万蜀汉兵马，又折损了马良等老一辈的大才，还损折了太多中层的青年才俊。本来蜀中就缺少人才，刘备这一挥霍，留给诸葛亮的就是一个烂摊子，致使蜀汉可用的人才大大减少。而武将中，赵云已年迈，不堪负重。考虑到魏延性格，更可能会兴师动众，随意使用武力。而马忠、王平等人能力可能会差点，不足以接此大任。而此时的马谡可谓是打瞌睡有人送枕头，有能力、又是马良之弟，无疑是相对可用之人。
通过猜测分析，诸葛亮之所以不听刘备劝告，并非有意不听或是不在乎，而是马谡已经被诸葛亮认可，通过了考验，又因蜀汉无人可用，选择的余地不多了。
中学读《失街亭》一文时就知道，马谡是个参谋型性人才，缺少实战经验，应该让他多参加一些战役，逐渐地增长指挥战争的才能，不宜让他一下子担任这么重要的担子。街亭之战是诸葛亮北伐的关键性战役，让马谡这样的人来指挥是不合适的。刘备生前对马谡已经做了到基层锻炼的安排，是非常有远见、非常有针对性的。“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在省城当知县是个苦差事，随便扔个转头，就能砸到一个比自己官大的，更何况当时成都就是蜀汉权力中心，这个知县更是个受气包子。这样使用马谡，正体现了刘备的良苦用心，实际上也是对马谡抱有一些期望的，只要马谡受几年磋磨，改掉夸夸其谈的毛病，脚踏实地做几年事，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王明是不是当代的马谡呢?王明的特点也是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经验。他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地运用，而是当作教条，机械地到处套用。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里，毛泽东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
1941年10月初，毛泽东和王明应邀到坐落在蓝家坪的马列主义研究院演讲。到了会场之后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话说，请王明同志先讲。王明也不客气，站起身来，瞥了毛泽东一眼，就夸夸其谈地讲起来了。他对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抗战爆发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没有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仍然坚持着自己的错误观点。
王明讲完了，毛泽东针对王明的讲话作了讲话，他不尚空谈，也没有慷慨激昂，更不是声色俱厉，而是慢慢地摆事实讲道理。他说：“党的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对苏维埃根据地和对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白区百分之百损失了，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使白区和苏区牺牲了不计其数的好同志，把一块艰苦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央苏区也丢掉了，这是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大罪。”
“‘左’倾机会主义者比猪还蠢。一头蠢猪总想用嘴拱破菜园的篱笆，拱进菜园去偷吃菜，但是它被菜园的主人用棍棒打出来后，它第二次就不会再从原地拱进菜园去偷菜吃了，它会换一个地方再拱进菜园去偷菜吃。可是我们的‘左’倾盲动主义者，今天喊要打长沙，明天喊要打南昌，还高喊要攻打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已被打得头破血流，牺牲很大，还是硬要去攻打城市，不知道转个弯。你们看，‘左’倾盲动机会主义路线者，是不是比猪还要蠢?”
革命毕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需要对瞬息万变复杂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及时把握;需要善于驾驭国际国内全局的非凡能力和高超艺术;需要非常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实践经验，而这一切，王明等显然极其缺乏，他们只会纸上谈兵，只会夸夸其谈。1938年8月初，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表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终于抛弃了王明。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引用过这样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对联的作者是明初才子解缙。此幅贬义对联，形容傲娇自满的人，不扎实做事，偏好虚名浮事;嘴上浮夸刻薄，而肚子里没有学问和真功夫。用来讽人论事，希望人能够踏实做人做事。
无论古今，不论干事业还是交朋友，都不能言过其实。言过其实，让马谡失了街亭，丧了性命;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让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代价。王文在《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左”》一文中写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造成了国民经济巨大损失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困难，国民收入损失率1200亿元。(《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5期)
“人有多大但，地有多大产”就是一个主观主义口号，我们不能说和做那些经过实在努力仍然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假话、空话、大话，那是要误国误民误己的。
2021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