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紧腊月”。腊八一过，转眼就到小年了。听着大街小巷的炮声，看着追逐嬉闹的孩童，不由想起童年的往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除了逢节过年，很少能吃到白面，让馋嘴的孩子们扳指头掐算的日子有“五月五”、“七月十二”、“八月十五”等传统节日，因为只有在这些节日才能吃到满院喷香的鸡蛋面片子。偶尔在天阴下雨不能下地干活的日子也能吃个“肉氽汤泡馍”，就是取一块腌制已久的猪肉，将肉切成豌豆大的颗粒置于锅内炒熟，然后倒一锅水，加上自家园子里的新鲜葱花、香菜，再放入调料，用勺子混锅一搅，香气四溢，气味腾空而起，洒满整个院落，飘向隔家邻居。每人盛上半碗，碎入白饼，那个香确实是沁人心脾、无法形容的，回想起来，让人垂涎欲滴。当然最为喜庆的还是“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穿新衣、戴新帽、吃白面、品肉菜。那时节人们都生活困难，小年不过，不杀猪。因为养的猪太小，杀早了，不到过年就吃完了。只有小年到除夕的这几天，人们都忙着磨面、下粉、杀猪、赶集、办年货，准备过年。这几天，可把孩子们忙坏了。磨面要帮忙，下粉要参与，家里杀猪，既要收拾猪毛、整理猪鬃、还要抢猪尿泡。猪毛、猪鬃收拾好拿到街上卖了用钱买炮，猪尿泡将尿液倒了插半截竹竿边吹边揉，吹大了装满气用麻绳扎紧当球踢。最头疼的是大人们把肉煮熟了切成片和上粉条另加一碗血馍馍给邻居家端。等给附近邻居家把肉端完，才能在厨房里正正规规享受猪肉的美味，尽管杀猪天煮的肉全是最为肥实的猪脖子。就连为宰一头猪从早上忙到傍晚的叔叔哥哥们，也只能是津津有味的品着白花花的肥肉片，最多也就在肉里和一些自己下的粉条，外加一碗新鲜的血馍馍、一碗包包菜、一碗洋芋片。如果有超出这四碗的，就已经是要被庄里人传颂一年的好人家了。
好不容易等到腊月二十八、九的蒸年馍。虽衣着单薄，但知道要蒸年馍，便早早起来和妹妹、侄儿抬上水桶冒着严寒，去两公里外的沟里抬泉水。水已盛了满满一缸，大家便在大门口一边踢沙包、打又，一边等着头笼馍。只要听到馍已出笼，大家一窝蜂涌向厨房门口，尽管拿到的只是黑面馍，也叫试碱馍。但大伙还是不管碱大碱小，便狼吞虎咽起来。孩子们吃饱了，一笼馍也所剩无几，大人们根据第一笼的情况加碱、减碱。后面的白面馍出笼，自然是灰碱合适，但只能给每人一个，其余的留着正月里招待客人。
到了除夕，所有人都忙得不亦乐乎。早早起来，孩子们找这寻那，大献殷勤;大人们人人动手，各显其能，想方设法扎、糊各式各样的灯笼;女人们也是打浆糊、熏剪花，更是包饺子、煮排骨，操办年三十的晚宴。传说：“宁穷一年不穷一天，年三十一定要吃饱，并且要吃好，就连圈里的牲畜在年三十这天也要吃个肚儿圆。”可是天还未黑，孩子们顾不上等了一年的排骨和那香喷喷的猪肉馅饺子，就掌上新糊的灯笼在各家转悠起来，转着转着惯例性来到了威望高的老太爷家。老太爷神气的坐在上房炕上一边给大伙手里塞猪排，一边点评着谁的灯笼扎的讲究，谁的灯笼糊的好，谁的灯笼花(划)漂亮，并指导孩子们如何耍。每当此时，就连厨房洗锅的女人也耐不住眼馋，跑出来给偏爱的孩子帮忙点蜡。一时间，院子里熙熙攘攘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就这样，从除夕晚上开始，一直到正月初七，娃娃秧歌便东家串西家耍个不停，更有那每天晚上在秧歌快要结束时每人有份的那碗鸡蛋面片子，香的让人难以忘怀......
正月初七的娃娃秧歌刚结束，正月初九的大社火便正式拉开序幕。社火是一项蕴含着丰富的古代礼仪、风俗、地方信仰和民间艺术的活动，从正月初九开始一直耍到正月十七。只要耍起，不管天寒地冻还是风雪交加，中途不得停歇。直到正月十七社火统一卸甲，这年才算过完。社火耍完了，农人们自然而然的就陆陆续续进入田间地头开起了新一年农业生产的新征程。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彻底的改善，让我感慨万分，真正感受到乡村振兴的硕果，我记忆中过年的情景已随着浓郁的泥土气息离开地球穿越太空永驻不知名的星球，儿女们把这些往事已定性为悠久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