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初中是从1957年到1960年,在颍上县一中度过的。
中学时代给每一个亲历者都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我的中学时代与我儿孙们的中学时代截然不同。
他们的经历，有重点学校、一般学校;学校里有普通班、重点班、尖子班、火箭班之分;为了分数可以割裂童真与人性的时代。学生和家长的心灵却有着相同的压力与磨难。
我的三年初中虽然没有课本学习上的压力，但是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最为折腾的三年。
1957年9月我考进颍上县第一中学读书。刚踏入中学，新学校、新老师、新同学、新环境、新公式、新定理等等，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学习生活紧张而忙碌。
这期间，忙碌的不是上课学习和中考，而是宣传贯彻落实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三年中亲见了反右、大跃进;亲身经历了大炼钢铁、勤工俭学(土法造纸、造粉笔;捞沼气、养猪、种菜……)、除四害、通宵扫盲等一系列的运动。现在回想，那些应接不暇、疲于应对，竭尽全力干过的事情，成效微乎其微，几乎全是“无用功”。
大炼钢铁一阵狂风过后，紧接着是要求种小麦卫星田。在学校的会议室里，召开由每个班的团支书、班长、劳动委员等参加的动员会。由县委宣传部长郑维经兼任的中学校长，首先宣读了《人民日报》关于放卫星的社论。其次读了有关勤工俭学和要敢想敢干的文件。最后，他提出全校每班都种一块“亩产3万斤”的小麦卫星田。
教生物课的陶老师是农学院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讲亩产3万斤，麦粒要堆寸把厚才行。立即被当会批判、辩论、拔白旗。
大家都立即表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教生物课的中年李老师，他是哑巴吃元宵，心中有数。但是双唇紧闭，不吐露半个不字。与会者无人再多言。
要求每个班都要种两平方米的小麦卫星田。李老师被郑校长指定负责带领各班同学耕种卫星田。
李老师具体指导，让各班严格按照“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方针操作。
师生们对校领导的决定唯命是从;对“超英赶美”劲头十足。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会后每个班的团支部书记、班长、劳动委员，就跟着李老师去生物教研室，领取了学校事先准备好的铁锹、团筐、扁担、水桶、粪桶、粪瓢等工具。
在学校院子的东北角的一块空地开辟了卫星田。每个班分给2平方米。用石灰划定，写上各班级名称。
各班都把分到的地块，按照规定，先开挖一人多深，然后铺一层半尺厚的土，就要铺一层粪肥，一层一层铺填与地面一平后，再铺上厚厚一层麦种，麦种上面铺盖一层碎土。
在整理卫星田时，一时间，男女厕所的粪池里被刮得光光的。有的班级劳动委员也不上课了，守在厕所的厕池边等粪便。班班起早摸黑地抢粪。有个班的班长，干脆把粪桶放在寝室里接大小便，各班纷纷效仿。那时男生、女生都是一个班一个大寝室。
学校东南西北四角的男女厕所里竟然没有一丁点粪便了。有个班的劳动委员还把厕所洗一洗，把洗厕所的水当肥料。同学们开玩笑“厕所也卫了生”。
小麦种子铺了厚厚一层。小麦出芽时，由于土太肥、种太密，地温超高，禾苗密度太大，通风透气条件差，李老师叫各班日夜不停地浇水给禾苗降温。“田土发高烧，浇水也徒劳。”
我们班的班长韩玉先、劳动委员方振华同学，负责派各组同学，夜继日、日继夜地轮流值班，不停给麦芽浇水降温。那像头发丝一样细而白的麦苗挤挤巴巴根本站不住。结果可想而知，数十斤种子，最终连一把草也未长出，更未长出一粒麦籽。
这次如火如荼、日夜奋战耕种“卫星田”的实践，与先前的勤工俭学：土法造纸、土法造粉笔、捞沼气、养猪等结局一样，最终都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也让我们内心深深懂得了必须敬重自然科学。更要敬畏大自然;必须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改造大自然、利用大自然;才可为人类造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