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爷是一个改革开放后富起来，但思想保守落后的农民形象。他姓郝名幸福，听着名字都让人羡慕。他识文断字，能说会道，在地方上可算作知书达礼的明白人。不管哪家有什么红白喜事，他都诚心诚意帮忙，因此在亲邻中威望很高，村领导甚至于也高看他三分。更引以为傲的是一双儿女大学毕业在社会上皆有作为，且很孝敬。现在总觉得这一生活得值有成就感。另外他住有新盖楼房且依山傍水，环境秀丽，正适合养生。他有这样丰裕的生活条件，理应享受天伦之乐而颐养天年。然他越老越不淡定，以为眼前的富足还不能让他安定快乐，竟突发奇想为死后在阴间的生活而脑洞大开。
他为摆脱死后到阴间诸多困惑，常常在想像中也应高于别人地位之上。他碍于儿女都是有头有脸且处一定社会层次人物，恐归阴后，儿女们不会为他做法事超度他。他干脆想在自己活着好腿好脚时亲自把自己的后事先行安排，以解后顾之忧，也免得别人非议自己儿女不履行法事而背“不孝”之名。他决意已定，居然找道士按给亡人做斋程序给自己做了三天“破狱斋”。自认为人活不易，死而遭难，能亲眼见道士姜先生请大神摆平阴间魔鬼、小人、车匪、路霸，到了那里就直接享受像人间的一切。这样活着与死去同样精神娱悦，生活快乐，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视死如归”呀!
而那些三亲六眷，七大姑八大姨等亲朋只是按农村老规矩“倒下一座山，十里不冒烟”，不仅免费“吃斋饭”，而且自家亡故祖先还能无尝地得到一笔“收入”，何乐而不为呀!“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众客亲对福爷阿谀奉承，使其迷失自我，飘飘欲仙。
姜先生还蛊惑福爷为“做生斋”形象代言人，让他成为封建礼教卫道士。做生斋后福爷心满意足的表现让人捧腹：异常兴奋，以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常倒背双手，迈着八字步，看见谁都笑咪咪，那模样像巨人行走于小人国。
福爷做生斋前后种种所为，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空洞的“面子”工程。一个缺乏自我识知能力的人，其自我价值永远是以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来衡量的，他无法对自己作出明确而有价值的判断。他特别注重维护自己的“面子”，这种对“面子”的重视本身带有国民性，即精神胜利法。他不从实际出发而获得自我充实，而是用别人对自己态度与否获得精神需求。由于这种落后而陈腐的虚荣心作怪，加上姜先生怂恿，“瞌睡遇到了枕头”，一唱一和，故做出了让人啼笑皆非而又不可思议的谎诞之作。
二、愚昧无知，自欺欺人。福爷由于受封建意识毒害，思想性恪扭曲，盲目维护两性观念，抑制自己的本能欲望，显得极为荒唐可笑。福爷老伴去逝后，自己也刚到花甲，身体壮硕，精神旺盛，腰包殷实，无生活负担，完全可以再续以度晚年。俗话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况且本村寡妇马翠英也是早年丧偶，比福爷小八岁。半老徐娘老来俏，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有模样，村里老男们无不对其垂涎欲滴。她对福爷真心实意地表达，应该说是一拍即合求之不得，可这等好事对福爷这个身体功能健全的男人来说，太出人所料，他觉得不道德，竟托辞以拒，说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他越压抑自己的欲望，越是增加了对别人的敏感，而这又使他更难以承认自己本能的欲望要求的合理牲，自己也不敢公开接触马翠英。他认为一个“正经”的人怎么可以跟一个“不正经”的人在一起呢?
最后看到马翠英嫁给了比自己低两辈且能力与声誉远不如自己的德贵时，他傻了，彻底失落了。当翠英喊福爷的“爷”字是那么有风情时，他的心颤抖了，马翠英的美又如放电影般一幕幕地在脑际展现：那美貌，那身材，那眉眼，仍是千娇百态，“能将铜头铁汉的男人，化作一堆泥，一滩水，一缕轻烟儿……”
福爷知道德贵与翠英婚后生活充实甜蜜，思想进步。原来给福爷打下手让人看不起的德贵居然与时俱进，在上老年大学，接受新知识，参加先进组织活动。福爷看德贵犹如凡人看圣人。原来做生斋后自显高大的他在此时又是多么矮小，又多么无知。
马翠英挖苦福爷与姜先生，“你俩好比金花配银花，西葫芦配黄瓜”。言外之意，福爷这个遗老只能与姜先生配对，与死人打交道，不配与正常人同路，庆幸自己“出口转内销”。德贵高调表现与翠英讽言讽语让自觉一向高贵的福爷无地自容。到底谁“正经”与“不正经”?福爷这时好像如梦初醒，他输了，他输了情，输了理，已输得人财两空!
三、福爷是一个人，同时又是农村中具有封建落后思想所有人。他读过书，知书达礼;乐意帮助别人，受人尊敬;对续弦有欲望，但受封建礼教束缚而错失;维护封建习俗，但离谱好笑而走极端;理解儿女所难，但不听劝诫……旧风俗文化产生的各种性格特征，在福爷精神世界里都表现出来了，因而其中也有各种人的影子。作者塑造了一个人物，同时也展示了农村部分人由于旧风俗文化生活而形成的国民性弱点。
此外，《活奠》在艺术上还有一个显著特点：看似喜剧实质是无价值的闹剧，塑造的是一个富有喜剧性的悲剧人物。福爷一生居农村，勤劳质朴，乐于帮人，儿女都有出息，本可安享晚年，可他仍不淡定，上了利欲熏心的姜先生的当，盲目配合演了一场闹剧，所产生的奇特的喜剧味，愈是可笑愈是可悲。郝幸福真是“好幸福”么，只有福爷自己知道!
《活奠》作者通过对福爷这个人物塑造，旨在说明农村的白色文化盛行以及它的虚伪性与欺骗性。它与农村的文化振兴背道而驰，在新时代文化融合的背景下，白色应赋予新的文化上、审美上的内涵，几千年来的旧文化习俗应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