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在使用干部时，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德才兼备。在具体运用时，却又五花八门，有的重德而轻才，说“德胜者为君子”，即如成不了事，也坏不了事；有的重才而轻德，说德是空的，才是实的，有捉老鼠的本领才叫好猫。而真正德才兼备、没有缺点的干部，又是很少的。究竟怎样才能选拔好党和人民的事业所需要的干部呢？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明了的标准：政绩突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千里马是赛出来的，高与低是比出来的。那么选拔干部看政绩，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德如何，才如何，不是靠空谈，要看其实践的结果：政绩。政绩突出，方为德才兼备；没有政绩的，叫虚有其德，就像街头卖艺人的花拳绣腿那样，尽管好看，却是无用的。
看政绩考察干部，在我们的老祖先那里是不言而喻的。据《史记》记载，：“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这就是说，原来并不出名的李广，是因为“杀首虏多”才被发现提拔起来的。后多次率兵戌边，战功累累，被封为将军。大将军卫青，七出击匈奴，斩杀首虏五万余级，被天子一封再封，位至列侯，食邑达户。骠骑将军霍去病，六出击匈奴，斩捕首虏十一万级，天子四次加封，食邑达户。这些史实证明，在汉代杀敌多少即政绩，是使用、封赏干部的重要依据。
可是，多年来这个显而易见的标准，却被弄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被复杂的人际关系和过时的传统观念所浸蚀。帮帮派派，党同伐异，暂且不说，就是一些评价干部的术语、范畴，也颇令人迷惑。例如，这个干部诚实可靠，那个干部老实本分。于是，诚实、老实就成了提拔干部的标准。哪怕他平庸以至无能，也可以官运长久，纱帽稳戴。记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一个颇有名气的农村党支部，大胆聘用了一个因经济问题被城里开除回农村的人，担任村办企业厂长，就像把天戳了一个大窟窿，引起了一场不小的争议。可是这个被聘用的干部，才华过人，而且在工作中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把一个厂治理得井井有条，效益大增，为乡村企业的繁荣立了大功。前年，有一个企业公司经理，为了作对比试验，在两个业务科任用了这样两位科长：一个诚实可靠，不苟言谈，群众公认为老好人；另一个精明灵活，善于交际，在群众中颇多微词。一年之后，第一个科室工作死气沉沉，连工资也发不出来；第二个科室却红红火火，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从党和人民的事业来看，究竟任用哪一类干部更为有益，不是显而易见的嘛！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如果任用干部时撇开“政绩突出”这个标准，那就等于给少数热衷于整人术的人开了绿灯。现实生活中不是有不少这样的情况么：一个企业家呕心沥血把企业搞上去了，自己却被某些人抓住缺点 一箭射中翻身落马，功臣成了罪人。而一旦成了罪人，功劳也就一笔勾销了。也许有一些人，并不是蓄意整人，但他们受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太深了，只许干部有“挤不完的牛奶”，做不完的贡献，却不许有一点过错，否则就把你一棍子敲掉，因为这是所谓“政治问题”。哪怕敲掉之后，工厂垮掉也无妨，因为那是“经济问题”，还美其名曰“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这种过了时的用人标准，同党的基本路线，同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气氛，是多么不协调啊！
当然，我们不能随意否定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用人标准，此一时彼一时也！但 “政绩突出”，却应是各个时期通用的用人标准，因为这四个字中凝结着“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凝结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在当前谈政绩，就应特别看重经济效益。例如衡量一个工厂厂长，就应该树立起这样一个简单而明了的标准：你是一个好厂长，因为你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他不是一个好厂长，因为他任职以来，工厂毫无起色，以至长年亏损。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更好的标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