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路庄，只要有酒席大家就会尊我上座，然后是几个子侄辈的作陪，偶尔也有孙辈的同席。现在是孙辈的天下了，他们年富力强，豪情万丈，嗓门如同大炮，喝酒就像喝水。他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比赛的项目也五花八门，比力气、比耐力、比喝酒、比饭量。大多会当场决出胜负，间或有势均力敌的局面。他们内心未见得有多尊重我，但表面功夫还是做得很足，每每在僵持不下的时候，都会邀请我来裁决。而我总会作昏聩状，笑而不语。但有很多事情，是那些年轻人所不知道的。
我年轻的时候，能够在喝完三斤烧酒后，抱着古井旁的石轱辘，一口气走到云山的最高峰白鹤岭。石轱辘还在，几十年的风化腐蚀让它像竹笋一样，斑驳了一层又一层。就像一个曾经的胖子，成功减肥后已经脱胎换骨。即便如此，路庄的后辈汉子中，也鲜少有人能把它挪动分毫。
我还跑得快，并且气脉悠长。那时大桥镇的首富是张大户，他家里养了一只东洋犬，立起来有一人高。那可不是一般的狗，远近的土狗们看见它就打哆嗦，张大户说它能咬死山里的豹子。只因它在芳芳的小腿肚子上留下两道牙印，我愣是撵过了张大户的六十亩地，狠狠给了这只恶犬一竹棍。
日本鬼子打进古城的时候，国民政府的市长和县长们吓得抱头鼠串，别看他们平时口口声声说守土有责、舍身报国，结果投起降来一个比一个快。只有王二瘸子不买日本人的账，带着一帮兄弟上了云山，发誓要和鬼子血战到底。虽然他带着兄弟们杀鬼子的故事口口相传，但事实上他们没能杀掉几个鬼子，但到底也算是一条好汉了。云山北面有一段陡坡，几乎没有人爬上去过。前几年我还见省里攀岩队的小伙们在那里挑战，我看见他们花里胡哨的一堆装备就想发笑。我在王二瘸子手底下的时候，那个北坡不晓得上下多少个来回，我可是什么家伙都没带。
对了，我就是在云山长大的。而现在繁盛的路庄，那时候还只是一片荒芜。
二
在我三十岁那年，我抛弃了师父给我留下的巨大工具箱，抛下了里面五花八门的锯、刨、凿等工具，只留下了一把斧头。
我的斧头已臻化境，我随随便便砍出几段木头，就被世人疯狂膜拜，他们用上了一个木工界至高无上的词汇：鬼斧神工。简称：神工。
不管后来我取得多大的荣誉，但我耿耿于怀的仍然只有那一次挫败。那是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比我小两岁的路今白来到师父家里，他用笨拙的手法就击败了得到师父真传的我。那时候，我各种工具的操作都学到了师父真本领，某些方面甚至青出于蓝。没有人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付出了多少心血。但师父却说：你就算把各种技能练到极致，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工匠，而今白不同，他的创作有灵魂，你缺少的就是这个灵魂。
我来自云山镇，从古至今那里就是如假包换的穷乡僻壤，我从小力大无穷，被乡亲们视为异类，也被寄托无尽的期望。十八岁那年，他们把我送到古城最有名的木工师傅那里，就是希望我学成归来光耀门楣。我确实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我用双手稳稳当当地托起师父沉重的桦木桌凳，在师父的惊叹中成为他的徒弟。我先是给师父干了一年粗活，扫地、担水，拉锯，磨刨。我打小在山里劳动，体力上毫无问题，难熬的是时间。对年轻人来说，一年真是太漫长了，但这是木工们世代相传的规矩。支撑着我坚持下来的是芳芳的一颦一笑，以及她盛饭时偷偷塞在我碗底的腊肉。
芳芳是师父的女儿，也是他唯一的亲人，比我小两岁。
一年后，师父开始教我本领，从推刨，凿眼，到抡斧，打线，开料，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仿佛我天生就该干这事。
在后来的两年里，我通过夜以继日的刻苦练习，把各种工具都练到炉火纯青，精通所有家具的制作。按道理说，学徒三年可以出师，以师父的声名和我们的手艺，我完全可以像有些师兄一样自立门户，并远近闻名。但我的野心不仅于此，我想把师父的所有本领都学透，所以我选择了继续留下来。云山镇的乡亲们认为，只要我学好了手艺，就必定能得到师父的肯定，新一代“神工”必定属于我，而我也将为云山镇扬名的时候，我最小的师弟路今白出现了。
和我学艺之前没离开过云山镇不同，路今白的足迹遍布天下，甚至去过法兰西和东洋。师父就是欣赏他这一点，说他有想法，胸中有沟壑，不像我们这些土包子，只知道埋头苦干。那时候师父带着我们给大户人家或者达官贵人打家具，只要师父或我出马，没有不让人满意的。但是路今白不同，本来在技艺上无可挑剔的作品，但他总能改进一二，他改动的地方令师父叹为观止，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路今白解释道：这个没法解释，这就叫审美和情怀。要获得审美和情怀，不但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
大伙儿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很快他们的态度就由疑惑变成了笃信。有人说：“开始我也看不出今白的改动好在哪里?但看得多了，就能看出他改动的妙处，仿佛只要经过他的手里，原本一件死物瞬间就鲜活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本事，这才是木工界的天才!”这句话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那一段时间，我经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对比着自己苦心孤诣打造出来的成品，和路今白作出的修改，努力寻找二者的不同，以及我存在的不足。但我真的看不出来路今白的好在哪里?我的差在哪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慢慢感觉到大家看我的眼神变了，那种崇拜、热爱、欣赏慢慢地消失了，然后又转移到路今白身上。以前我工作时，身边总围绕着一堆人，他们兴高采烈、摇头晃脑地称赞我劈木头的过程可以和“庖丁解牛”相提并论。但现在没人看我工作了，大家都在看书，因为师父经常表扬路今白的设计有灵魂，而路今白又告诉大家这种灵魂来源于游历和阅读。而相比于游历，阅读是更容易实现的。
最让我难受的是，芳芳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我的碗底再也不会出现腊肉，我经常捕捉到路今白扒拉饭碗时和她心有灵犀的一笑，这场景让我心碎。
在一个月光皎洁，蛙鸣起伏的夜晚，我带着师父授予我的工具箱不辞而别。我走在蜿蜒的小路上，心中并没有丝毫的怨怼和不甘，有的只是失落和无奈。我对不起云山的乡亲们，我没有载誉归来，其实错不在我，在于我遇到了一个天才的对手。
三
我回到了云山。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悉心耕耘。我没有以木工的身份出去工作，很多时候，我忘了自己曾经那么热爱这份职业。
1938年11月11日，日寇占领古城。以古城为中心，他们的据点向四周繁盛村镇辐射，所到之处人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王二瘸子带领着他手下那一群好汉，以云山为基地，与鬼子周旋了七年。七年来，他的部下牺牲、失踪、投敌，投敌后又反正，然后牺牲或者失踪的，累计达到936人，这些名字都是古城地方志有据可查的。
但他们杀掉的鬼子屈指可数，严格来说只有三个。
在1943年的夏天，一队鬼子兵上了云山。他们的队伍看起来很庞大，实际上人数不多。只有三个戴钢盔的日本鬼子，五六个穿黄布军装的伪军，他们骑着三辆三轮摩托，把云山的盘山路搅得尘土飞扬。后来，他们在云山最高峰的老君庙坪前停下，其中一个矮壮的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在那里照了一张相。在那一瞬间，附近几里地的云山汉子们都低下了头。
这些人下山后，王二瘸子集合我们所有队员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开始行动，就算弟兄们全部拼光了，也不要让这几个王八蛋活着回到城里。”
1943年的云山游击队是其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有将近三百人枪。王二瘸子凭此得到了“古城抗日救国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的委任状，这一委任为他在解放战争中当了古城县县长奠定了基础。
我们兵分六路，杀气腾腾地扑向古城的沙河平原。那时候的沙河大桥远没有现在壮观，只是简简单单铺了几块石板，以便鬼子的摩托车通行。我们这一队人赶到沙河大桥时，发现两个鬼子兵和四个伪军正指挥着几十个人搭桥。毁桥的人可能就在这些人里面，他们做得很好。
我们粗略估算了一下，这座桥没有两天功夫是搭不起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和方法来收拾鬼子们。我想起师父就住在附近，尽管当年我是不辞而别，但他只对外人讲我是正常出师，并且时常宣扬我是他的得意弟子。这份恩情我铭记在心。
我把斧头别在腰后，轻车熟路地沿着沙河步行了大约三公里，又穿过几座小山，山脚下一排砖瓦房子映入眼帘。我走进师父家的大院，这大院曾经是大桥镇乃至整个沙河平原最气派的大院。
在师父家的正屋里，我首先看到的就是师父的黑白照片和灵位。天井下的那张檀木方桌上，坐着一个矮壮的男人，他身旁放着一顶钢盔，一把步枪。这个人尽管个子不高，但他坐在那里，就像一头蓄势待发的豹子。
倚门靠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他向院子一侧指了指，示意我过去蹲下。我看到那里已经有了一大片人，分别是路今白，芳芳，三个师兄弟，以及五个小孩。
我缓步向他们走去，门口的军人看到我腰后的斧头，声音有些惊慌。
“你个王八蛋是不是游击队?”
我摇了摇头，说我只是一个木工，来和师兄弟们一起做活的。伪军的声音很严厉：“妈拉个巴子的，你不是游击队带着一把斧头做什么?你们都说是木工，但我看你们他娘的像土匪。哪有木工只用一把斧头的?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人给我打一把凳子出来，谁打不出来就弄死谁!”
我终于又看到芳芳了，七年不见，她看起来像老了二十岁。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然而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师兄弟摆开工具，就在鬼子和伪军面前开始了工作。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没有看芳芳，但我知道她在看我，因为我不时感到脸上一阵炽热，那正是她关切的凝望。
斧头在我手里流畅地运转着，从木板上分出木条，然后削窄，凿孔。我几乎是瞬间就做出了一把凳子，三个师兄弟也陆陆续续做出了凳子，但他们的成品实在不敢恭维。尽管他们额外使用了尺子，锯子，凿子，钉子等工具。
鬼子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了一句听不懂的话。
路今白的额头上冒出密密麻麻的汗珠，他面对着木板和斧头，简直是无动于衷，不知所措。我们这才发现其实他对木工技艺一窍不通。鬼子提着枪向他走近，他突然哆嗦着向我一指。
“他是游击队!”
我看到芳芳的眼神在一瞬间变得黯淡无光，那是人在临死前才会出现的情景。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在那一刻，芳芳的心已经死掉了。
他尖锐的叫声在鬼子的刺刀下突然夏然而止。
我挥舞着斧头向鬼子扑去。与此同时，我身边另外一个人也向鬼子扑去，是芳芳，拿着一把凿子。我们战斗在了一起，我终于和芳芳，我最深爱的人，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一件事，就是鬼子为什么一直不开枪?难道他真的对我们不屑一顾，不想浪费子弹?
我用了一辈子斧头，但我感觉只有那一次用得最正确。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事后也完全回忆不出相关细节，只知道最终结果是我气喘吁吁地坐在门槛上，鬼子倒在血泊中，芳芳躺在鬼子和路今白之间，伪军双手举枪跪在地上，师兄弟们激愤的声音有些遥远……
四
我一下子成了名人。我那些星散的师兄弟们源源不断地赶到云山，汇聚到我部下。他们不断向我请教如何把木工手艺转变为杀敌的技艺。
师兄弟们称赞我的斧头出神入化，已经尽得师父之妙，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路今白沿袭师父的“神工”称号后，在木工界并无建树，加上其人已死，理应把这一称号转让他人。结果大伙儿毫无争议地选我当了新一代“神工”，他们利用一个月的闲暇时光，用上好的云山楠木为我打造出一块匾额，请王二瘸子部下的师爷“赛伯温”书写“神工”二字，这两个字写得热情奔放，气象万千。
从此以后，我只要动用斧头，无论是砍出什么东西，都会受到世人的追捧。有时候他们捧得很过分，连我扔掉的废料都能被他们说出无数个优点。我开始很尴尬，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了，甚至一度觉得自己真有鬼斧神工之能。
云山的乡亲们终于以我为荣。
王二瘸子有意让我当他的副官，我婉言谢绝了。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带着路今白和芳芳的五个孩子，以及几个兄弟们的遗孤，沿着沙河上游继续行走。我们走过很多残破的村子，走过无数荒郊野地。终于，我们找到了一处依山徬水、地势平坦的丰饶之地。我给此地取名为路庄，带着孩子们开始了缓慢的建设之旅。
在解放战争后期，王二瘸子的部队驻守古城，他的人数比抗日战争中多了二十倍，装备更是脱胎换骨。然而在解放军的攻击下，他们只坚持了三十分钟，他们成批地投降，被俘，但是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王二瘸子带着亲信逃到了云山。他说：“八年抗战我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过去的?”
三个月后，他在云山镇公审大会上被镇压。
孩子们越来越大，他们在劳动中给我的帮助也越来越大。我们分到了路庄的大片田地，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们一个个成家立业，村子渐渐热闹起来。
1958年的时候，路庄已经初具规模。那时候，大桥公社关了许多右派，但关押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这些人很自由。有个古城文工团下来的右派，每天早晨会到路庄的后山上唱歌，她叫柳莫如。
我逐渐被她的歌声吸引，我觉得她的歌声里有人的一生。我常常热泪盈眶，有时候会找一段木头，兴之所至地随意挥砍。这时候我觉得路今白的话很有道理，木头真的是有灵魂的。我觉得我越来越了解她，甚至已经爱上了她。
我在朝霞满天的时候，循声冲到山顶，我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女性，她有着柔和的面貌，和无比深情的目光。我送给她砍出来的木头，语无伦次地向她表白。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我说，我原以为这辈子只会爱芳芳一个人，但现在听了你的歌声，才知道什么是爱。真正的爱是心心相印，和年龄无关。
柳莫如慈爱地看着我。她说，傻后生，你只是太孤独了，其实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是孤独的，你要学会与孤独共存。至于你砍的这段木头，我完全看不懂它的含义。看这形状，你原本可以用它来做椅子腿的，但是现在只能烧柴了。
我顿时羞愧难当。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物品的灵魂，建立在它的使用价值上。比如一把椅子，它的灵魂就在于舒适，牢固，而不是其它杂七杂八的各种感觉。
那一天，我突然很想砸烂那块匾。
师兄弟们给我的“神工”匾额一直悬挂在堂屋正中，它躲过了“破四旧”，躲过了文化大革命，也躲过了红卫兵。它经受住了岁月的洗礼，一直完好地保存到现在。不出意外的话，在我死后，它会出现在我的棺材中。
五
我已经很老了。
路庄现在非常繁荣，近些年出了几位名人，他们要么有权，要么有钱，把路庄建设得焕然一新。村道由最初的泥泞小道变成沙石路，又变成水泥路，现在则是柏油路，来往的汽车毫无颠簸之感。
我喝了一点酒，微醺着走在阳光明媚的村道上，生机盎然的田野在两侧切换着各种颜色，光怪陆离。遇到的所有人都微笑着向我打招呼，他们的脸变化莫测地时而模糊，时而清晰，时而熟悉，时而陌生。
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可能曾经无比繁荣。上下五千年里的无数伟人们，或者在这里战斗，或者在这里疾呼，或者在这里步入辉煌，或者在这里走到生命的终点。所有的繁荣都是暂时的，在岁月的长河中，再伟大的个人也会凐灭无踪。
人老了容易失去目标，好像存在的意义就是等死。许多比我年轻得多的老人，经常靠在墙角晒太阳，用黯淡的眼神来摄取这个尘世留下的最后回忆。我从来不屑与他们为伍，我宁愿孤独着。
我突然有了想做的事情，并且是非常紧迫、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赶紧回家，取出伴随了我大半个人生的斧头，敲碎那写着“神工”二字的匾额，决不让它们进入我的坟墓。决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