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联系整个诗，单看这一句，感悟是不会很深的；如果不联系作者的为人和他所处的历史背景，理解得也不会很深。那么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诗吧。
陈毅的这首诗叫《青松》，全诗仅四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写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不畏艰难、雄气勃发、愈挫弥坚的精神。作者写松是把它放在一个严酷的环境中，一个近乎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我们看到了雪的暴虐，感受到松的抗争。我们似乎像松一样承受压迫，又像松一样挺直起来。那冷峻峭拔的松的形象，因为充溢其中的豪气激荡其中的力量而挺直起来。在压与挺的抗争中，我们似乎同时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涤荡，因为在这种抗争中，展现了那个时代飞扬凌厉的热情，展现了作者那令人起敬的人格力量。
陈毅的这首诗我原以为是在“文革”时写的，其实不是，是写于1960年那个特殊年代。
但这首诗更像是陈毅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经受委屈时写的，面对自然灾害，党的工作失误，苏联的背信弃义，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严峻时刻，陈毅考虑的是决不能丧失民族气节，不能丧失原则和立场，向各种反华势力妥协。
考验一个人，不仅要看顺境时的表现，更要看逆境时的作为。“文革”开始后，陈毅以敢放炮抵制“极左”错误闻名全国。1967年2月，他因反对林彪江青乱党乱军，而被当做“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遭受批判。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陈毅以“右派”代表身份当选中央委员，后被以“战备疏散”名义下放到石家庄。
坚持真理、胸怀广阔、敢于直言是陈毅一贯的品质和作风。陈毅在“文革”中，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气概和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精神，不赞成文革极左的个人崇拜，坚决反对“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并大声疾呼：决不能把权交给那些野心家和阴谋家。“林彪不叛党，我不姓陈”。1966年深秋，陈毅来到西山，写下了《题西山红叶》这首光辉的诗篇并赠与叶剑英：“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表达了陈毅决心接受这场严峻考验的大无畏精神。他坚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将战胜一切。陈毅虽然因1967年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其他老同志当面怒斥了“文革”康生、江青一伙，被打成“二月逆流”的主将受到批判，却得到全党和全国有识者的钦佩。1972年元旦他处于弥留之际时，周恩来赶去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最后关怀，为“二月逆流”平反。陈毅只从口中发出断断续续的句子：“……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历史终于给了陈毅以公正的评价，林彪、“四人帮”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是非、忠奸有了公论。真是应了陈毅诗中所说的“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泼在陈毅身上的脏水洗净之后，又恢复了陈毅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位感情奔放的大诗人的本来面目。
逆境时保持本色，经受委屈，才能够增长本领，堪就大任。莫言曾说：人生在世，注定要受很多委屈，越成功的人，受的委屈也就越多。马未都对一位朋友说：你不能承受委屈呢，就不成熟，就不能成长；那个人后来对马未都说：当时他不能理解我说这话，现在20年过去了，他特别能够理解这句话，就是一个人要能承受委屈才能成长。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说:“人生要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经得起折腾,才能成就大事。”1938年，毛泽东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曾给学员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这也是他自己对待逆境和挫折的态度写照。
陈毅也是有过挫折和委屈的人，但他依然保持坦荡胸怀，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并勇于检讨自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42年3月，饶漱石接任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政委。在次年的黄花塘华中局整风会议上，饶漱石列举了陈毅“十大罪状”，说陈毅在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对抗中央，一贯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并致电毛泽东、刘少奇，要求中央派人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陈毅一贯善于作自我批评，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经过，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毛泽东很快给陈毅回电，要他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1944年3月陈毅抵达延安，积极参加整风学习。这期间，他十分想对毛泽东诉说自己受到排挤的委屈。毛泽东已经知晓事情原委，叫他一句话也不要讲，而且还让他再次向华中局作自我批评。中央同时也给华中局发电报，想对此事作了结。不想华中局回电，对陈毅还是指责批评。陈毅收到回电非常生气，写信向毛泽东诉说苦闷。毛泽东回信开导陈毅：“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陈毅听从毛泽东的劝告，抛弃个人恩怨，依然精神抖擞地投身于革命工作之中。
实践证明，错的并不是陈毅。其实，黄花塘事件并不复杂，却让陈毅受委屈多年，50年后才下定论。到了1953年底，高饶事件发生后，许多关于饶漱石的问题才水落石出。毛泽东感慨万千地对陈毅说：“你受委屈了。”
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曾说：“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不公正待遇既能让人绝望沉沦，也能砥砺人的意志、信念，激发更大的动力和智慧，为日后的崛起酝酿条件，从而把坏事变成好事。
那一段不平常的艰难经历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回顾那段逆境时，毛泽东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在1962年1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的）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研究许多新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这当然不是说毛泽东喜欢受或让别人也受不公正的待遇。他说：“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可见，毛泽东主张把受冤屈看成是一种锻炼和教育，这是从把坏事转变成好事的意义上说的，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待到雪化时”与陆游的“只有香如故”和郭沫若的“沧海横流方，显永雄本色”的品格和境界是一致的。
2022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