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者好比较”一文发出后，一位叫“明一教育”的网友发来这样一条信息：我个人认为文章结尾能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更好一些，能人好比较是否应该?这样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明白人与人之间没有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所以无法比较。”我觉得能提意见本身就非常好，不管提的对错。“明一教育”的意见，让我感到自己只是提出了能人好比较的问题，并没有深入地分析这一问题，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应当说文章还不是很严谨。当然自己能提出这一问题，自认为还是有些创意的。
应当承认比较是可以的，问题是怎样比较?如果是为了学习前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激励自己的志向和意志;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纠正自己的错误等等，这样的比较是有益的。反之，如果是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歌功颂德，或者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等等，那就非但无益，而且有害。
司马迁因为主持正义，为李陵辩护而受到宫刑，投入监狱，痛苦至极。这时他就想了，是生还是死?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罢了!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的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用死追求的目的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能使身体受辱，其次是不能因自己的脸色不合礼仪而受辱，其次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语不当而受辱，其次是使肢体受扭曲(长跪、被可捆绑)而受辱，其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其次是带上木枷，遭受杖刑而受辱，其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宫刑了，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士大夫的气节，不可不劝勉鼓励啊(鼓励士大夫在犯罪以后勇于自杀，自杀就坚守了士大夫的气节)。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像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这些人的身份都到了王侯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够下决心自杀，处在污秽屈辱的地位。古今都是一样的，哪里能不受辱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形势所造成;坚强或懦弱，也是形势所决定。这是很清楚明白的事了，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一点在被法律制裁之前就自杀，因此渐渐地衰败，到了挨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伸张士大夫的名节，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大义，什么地方不可以勉励自己去死节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稍微懂得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能够下决心自杀，何况像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如果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
想到这里，司马迁终于找到了不要为所谓的名节而死的理由了，他要把父亲未完成的《史记》写完，“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又找了一大堆和他的命运差不多的人来为自己的行为做论据了，这种比较我认为是极有意义的，他继续写道：“古时候虽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多得数不清，只有那些卓异而不平常的人才在世上著称。(那就是：)西伯姬昌被拘禁而扩写《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让将来的人了解他的志向。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再让它广传于天下。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看到这里，真要为司马迁撒一腔同情之泪了。一边受着莫大的难以言表、无法辩护的痛苦，一边还要为活着、为写《史记》找理由、找可比较的例证，真是太难了，连亲戚、朋友都躲着他了。
诸葛亮也有过比较，他是为了立志，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勉励自己为社会建功立业。他比谁呢?管仲乐毅。诸葛亮自比管乐有三个原因：一是希望自己能像管仲、乐毅那样碰到燕昭、齐桓那样贤明的君主，不仅求贤若渴，而且以师礼待贤，使贤尽其才;二是管仲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乐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汉末天下大乱，非文武兼备不能平天下，诸葛亮身兼文武大才;三是管仲相齐的富国之术，重农不轻商，诸葛亮治蜀的方略与其不无关联。
刘邦也曾比较过，但那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为了更好地治理天下。《资治通鉴》刘邦问大臣何以得天下。高帝说道：“各位列侯、各位将军，不要对朕隐瞒，都来说说这个道理：我之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是什么?项羽之所以失掉天下的原因又是什么呀?”高起、王陵回答说：“陛下派人攻城掠地，攻取了城邑、土地就分封给他，与大家同享利益;项羽却不是这样，他对有功的人嫉恨，对贤能的人猜疑，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高帝说：“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谈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保持运粮道路畅通无阻，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英杰，而我能够任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能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虽然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使用他，这便是项羽所以被我捕捉打败的原因了。”群臣都心悦诚服。
有些能人的比较就不是这样而是为了突出自己，显示自己高人一等，让人来恭维自己。刘备投靠曹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实力。但在煮酒论英雄中，曹操想让刘备说自己是英雄，但刘备就是不说。只好自己说出来了，“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虽然他也佩服刘备，但觉得和自己相比还是差得太远，曹操知道刘备并不是什么英雄，刘备也知道自己不算英雄，所以曹操的这番话纯属把刘备当作衬托自己的一个角色。刘备的脑袋转得快，一听这话，假装吓得连手上的汤勺都掉到了地上，恰好这时打了一声雷，刘备就立马以这个雷声为借口说自己被雷吓到了，这样一来既打消了曹操的猜疑，又显示出自己不是什么英雄。自己既然不是英雄了，那天下不就只有曹操是英雄了?所以曹操就很开心，说“大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言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看得出来，曹操是真的很开心，很满意，因为他之前说天下只有他和刘备才是英雄，但现在刘备连雷声都怕，那天下不就只有自己是英雄了?可见，“煮酒论英雄”是一出精彩的智慧的较量，曹操表现得很强势，优越感很强，而刘备则以柔克刚，始终顺着曹操的思路走，这才赢得了曹操的信任。但是也借助这件事让刘备看到了曹操的野心，最后又脱离了曹操。
这里刘备做得就比较好，说话很谨慎，分寸拿捏得很到位。韩信就不行了，自觉不自觉地突出、显示自己，贬低刘邦和别人，效果就未必好。一次喝酒刘邦曾经问韩信：曹参能带多少兵?韩信：他是个参谋，1.5万;樊哙呢?他不懂战略，至多2万;周勃呢?也是2万;刘邦问，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大王你最多能带10万兵，不少了。那你能带多少兵?韩信说：我带兵多多益善。当时刘邦大怒。韩信赶紧说，您带的是将，多多益善。我看刘邦的眼神不对，也许这就埋下了祸根。不知道这句话和刘邦最后灭掉韩信有没有关系?但我觉得韩信还是不应该这样说，更不应该这样比，让刘邦对你产生了怀疑。
孔子曾批评过他的学生子贡：你的德行就那么比人好，才能比别人强吗?孔子的言外之意，子贡不该和别人比较。子贡的错误在于把原本人人都能达到的道德标准超拔到了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这样使很多人对道德望而却步。把道德的标准无限拔高，或者把个人的私德当作公德，两种做法只会得到一个结果，这就是让道德尴尬，让普通民众闻道德而色变进而远道德而去。孔子怎么做的呢?我就没有闲时间去和别人比较。践行君子之道的人，应该把时间用在提高自己上，而不是人为地拔高道德标准。但是有点能力的人总喜欢和别人比较，我比谁强多少，这是有能力的人的通病。
毛泽东也曾比较过，在他的诗词《沁园春·雪》中挥笔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毛泽东眼中，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虽然都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和有重大影响的君主，但他们没有留下系统的著作，没有起到导师的作用，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中都缺少“立言”之“不朽”。毛泽东欣赏和追求的是“君师合一”的人物，即既是领袖又是导师那样的人物。
汪建新在“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一文这样评论：就个体而言，毛泽东对他们褒奖有加。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而在审视整个中国历史时，毛泽东认为他们虽有武功，但文治明显存在欠缺。毛泽东的“批判”，既洋溢诗情，也充满理性。这是对封建统治者代表人物的评判，不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盘否定。而批判也只是着重一个侧面，况且“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和“只识弯弓射大雕”处在不同阶段，分寸掌握也有所区别，并未一概否定其历史作用。这些功业显赫的封建帝王尚且如此，其他人物也就更不足挂齿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末三句恰如泉流归海，意味无穷，启人深思，催人奋进。
毛泽东也有过“我不如”的说法。他说：“搞经济工作，我不如他(毛泽民);论冲锋陷阵----(我不如)三弟润菊(毛泽覃)”。还说，在外交谈判方面，我不如周恩来。“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又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些说法都体现了领袖对他人优点和长处的尊重，显得非常诚恳，非常谦虚，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
2021年9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