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回老家过年的同事兼作家的小周给我发来几张照片，是她坐在胡适书房椅子上的照片，并且还有一句话：“你应该到这儿来坐坐。”
我回复她：“这儿我去过不止一次了。”
她说：“那你欠了作业了。”
我知道她的意思，便说：“在那里，我不敢乱说话。”
这么说倒不是我有什么忌讳，而是我真实的认为。我没有仔细地研究过胡适，那么对褒贬两极化明显的他随意置喙，说不定会被人“喷”死。再者，上庄作为徽州文化村落和胡适故里开发、开放以来，研究的文章不知有多少，我一个匆匆过客，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又有什么独特的东西可供写的呢?
但说实话，我又有点不甘。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自然有自己的认知和理解，无关深浅，只要别影响到他人就好。
我第一次到上庄是十几年前，纯粹是一个游客，跟着人群随意浏览。能留下印象的是四周都是山的封闭的环境、胡适故居，还有一个是胡开文墨坊。这种景区，徽州很多，似乎大同小异。
但第二次来，感受则不同，因为我带着目标。修谱需要，我有一段时间阅读大量有关徽州文化的资料，甚至有些很深奥的东西，比如风水学和“卜居”、程朱理学和祠堂文化、宗族文化等，我也略有涉猎。如此一来，我觉得我再看上庄、再看胡适，就有点隐隐约约的不同。
胡适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是，学问很大、“嘴”也很大(随意)，还有那么点“外强内弱”。就比如前几天司马南反驳胡适的那句“东周以上无信史”，曾让我怀疑他的学问和造诣。但是，若沉浸到上庄，仔细看看胡适的所作所为，或许我们发现他说此话的缘由和背景。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历史，需要拉长时空，才能接近真相。有些东西，需要沉下心来，才能发现端倪。
在上庄，不知诸位留心了没有，胡适曾做过几件不起眼的事：一是父子两代鼎力支持修谱建祠;二是捐资兴建学校，甚至是亲自重金请来名师;三是给一个明末隐匿此处教书一直到死的“采薇子”立碑起墓。
我们今天都知道，上庄的胡姓叫“假胡”或“明经胡”，是唐朝昭宗的后裔，本姓李。唐昭宗本人原本没想过做皇帝，但历史却与他开了个玩笑，硬把他推到皇帝位上。他不甘被当做傀儡，他想振兴大唐，可说实话，大厦将倾，岂是他这么个势单力孤且手腕也并不突出的人所能挽回的?殊死一搏前，他暗中让自己的心腹护卫胡清带走了刚出襁褓的幼子，潜回其家乡，崇山峻岭的婺源。果然，朱温篡唐，唐昭宗及其十子全部被害，只剩下此一血脉!为了躲藏，胡清将这个襁褓中的孩子改名胡昌翼，并悉心抚养，精心教育，然后在朱温已被李存勖推翻的后唐参加科举，中了明经科的进士。被告知真相的胡昌翼报仇不得，又眼见得大王旗不断变幻的世相，彻底绝了复辟或仕宦的念头，毅然决然地走徽州人的耕读经商的道路。同时为了报答胡清的养育翼护深恩，也拒绝了胡清要他恢复本姓的要求，坚持姓胡。此后，由于此事史无记载，他的后裔在姓胡姓李争论中，甚至被称为“冒胡”。
从婺源考川到绩溪上庄，其家族的迁徙史，醉心于修谱建祠的胡铁花、胡适父子终于厘清了，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发现了谱志尤其是族谱的一些问题。他在为旺川《曹氏显承堂族谱》作序时就曾指出：“中国族谱有一大毛病，就是‘源远流长’的迷信。”由此他主张“以后各族修谱，从始迁祖数起”(胡承业《胡适外传》)，要有“实证”。胡适是西方哲学家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崇拜者，或许与此有关。那么，在甲骨文刚面世不久、中国史被认为是从“周召共和”才有“确切历史”的民国时代，他那句“东周以上无信史”就是他的认知，并且无顾忌的放出来。他可能没想到的是，他的这句那个有限时代的认知，成了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论据”。不知“嘴大”的胡适先生若能获知，该是什么感受?
我们知道，胡适是“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的弟子。“实用主义”的特点就在于把“实证主义”功利化，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崇拜“实证主义”的胡适，自然不难接受“实用主义”。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的徽州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胡适，身上也有王阳明“心学”的影子。耕种、经商是立身的需要，但读书是更好立身的途径，所以培养读书氛围当作第一要务理所当然，祠堂做学堂也并不“违和”;既然时代已走过封建时代，学的内容当然要跟上时代，是社会需要的。
所以，我在猜测胡适给那位不曾留下姓名、但对上庄的文化传承贡献甚巨的“采薇子”溯源、修墓、立碑甚至“圣化”的原因，时时提醒族人，重视“文脉”，重视知识文化的传承，才是宗族延续的根本!那么，胡适一生挣了那么多的“博士”头衔，在许多涉足不深的领域“大胆发声”，是否也在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往“圣化”的边缘靠近呢?
甚至我更大胆猜测，胡适的“外强内弱”是其有意为之。毕竟，果决干练的胡母既然能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把培养他眼光向外当作目标，那么，在给儿子选择配偶时不会“短视”;江冬秀在听闻胡适“绯闻”时，敢于以强势干预、相逼的面貌出现，她也必有“依仗”。也许在她们眼中，走出上庄、走到世界的大才子、大文人，加上飞扬的神采，有众多倾慕者，在外“彩旗飘飘”难以避免，但你不能忘了你的根在哪儿，你还有东西在我手中捏着，你得保证你在家这块“红旗不倒”!否则……
我要你知道，“走出去”是需要，“退回来”有时也是需要!
我佩服上庄胡氏祖先的独到眼光。按古人“卜居”的理论，上庄古村落是天人合一吉地。“盆地之中的盆地”的上庄，依竹根尖山、傍常溪河水而建，背靠大山，地势高爽，负阴抱阳，山环水绕，宛如太师椅状，便于“藏风聚气”。更主要的是，这种藏于“深山更深处”的环境是躲避战乱、和平宜居的自然地理生态空间，进退自如，是隐居的最佳去处。我联想到了桃花溪、常溪河交汇处北边的石家村，那里据说是“杯酒释兵权”明白人石守信的族人聚居地。
历史发展到今天，隐居已无必要，也没可能了。走出去，心中装着更大的世界，心中装着国家，这才更利于个人的发展、家族的发展。所以，胡开文走出了，他用“徽墨”在将文化传播更远;胡雪岩走出去了，他以自己的力所能及，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我觉得宣传他们，累积上庄的文化底蕴，是个很好的做法。
倒是把才女曹诚英墓当作景点，大肆宣扬，我觉得很有点“残忍”。她“走”出去了，又黯然地“退”回来了。她安葬的地方，本就是她的家族墓地，何必非要牵强附会成求而不得的“守望”;倾慕才子，这是她的自由，求而不得，不给予同情也就罢了，大可不必把她的伤痛当作后人津津乐道的谈资。我想，就是胡适，估计也不同意如此的。
我把自己的这些乱七八糟的看法发给小周，我说：“期待你这个胡适‘家乡人’的批评意见，毕竟我是个‘外人’——真正外行人——的胡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