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久居繁华喧闹的都市，习惯拿普通话与人对话，但生长在农村老家那熟悉而亲切的家乡话，怎么也掩不住它悠久而厚实的韵律。
老家在人信物丰的信丰安西，它存在不同的方言，家谱有记，志书有载，这并没什么大惊小怪。公元七世纪中叶唐玄宗年代，外来武装叛乱入侵信丰，朝廷派一官员率领一支征剿军队，在安西中堡与龙州、隘高一带安营扎寨长驻，官兵就地娶妻成家，耕田种地，成为屯军。明清时期，中原先民南迁也散落安西。民国时期周边县人逃难的、躲壮丁的进入安西……历代安西人繁衍生息，东南西北混交腔的赣方言和客家方言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安西宋元以前叫安乐，明朝宣德年间改为安息。据《信丰地名志》载，安西原为安息，有一朝廷命官追寇至此，得了风寒病逝于此，其部属将其葬后，在其坟前默念“安息安息”。不数日，命官亲属梦传噩耗，查访命官辞世之地，传名安息，久而久之成为地名。20世纪“大跃进”期间，当地为官者认为“安息”这个地名死水一潭，不合“跃进”时宜，提出将“息”改成谐音“西”，因此“安西”之名沿袭至今。当然，安西的“西”，与它所处于县城东南部的地理位置“南辕北辙”，要是有人在当地突然间冲出一句“安西”的普通话音，听者还真的一时回不过神来。
不到安西，是无缘欣赏它那奇妙而独特的方言。即便是我，对它的理解也有些不尽完全，它传播在村村寨寨，飘响在田间地头，不张扬也不媚俗，宛如一种与世独立的声音，让人静心倾听得深邃和别有情调，叫人情不自禁要去寻觅和探索。譬如人们叫“休息”，安西人则叫“歇刻”;人们叫“工作”，安西人则叫“做工夫”，人们叫“天黑”，安西人则叫 “段夜”等等。听着原汁原味的家乡话，有一种在热火中淬炼后升腾起来的快感和舒畅，不能不叫人深深感受到这方土地丰饶、风调雨顺，以及这里生生不息的村民生活充满诗意与激情。它又像一张形影不离的身份证一样，时时刻刻提醒着从老家出去的人，无论漂泊到哪里，鬓毛长得再多，也不要忘记与生俱来的家乡话。
但老家的方言难以留住年轻人，他们一旦有机会出去，到乡村之外的地方去求学或参加工作以后，转眼间就会急着放下一脚泥一脚水的家乡话，试探着用混杂浓重乡音的普通话，略带怯意地与他人交谈，以示对外界的向往和对他人的敬重。唯有留在家乡的老人们依旧固守着家乡话，像是固守住着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与祖先，神圣而不可蔑视。正如村里老人常讲的一个笑话说，有个初中毕业后到广东打工的小伙子回家相亲，席间提着酒壶给准岳父添酒时，“东施效颦”一样打广东白话劝酒：“我知您酒量好的啦，喝这毛子酒是洒洒水的啦!”气得准岳父不欢而去，因为安西方言“洒洒水”是“拉拉尿”的意思。
后来，老人们把这则笑话常讲给流着鼻涕的孩子听，趁机教训孩子长大了可不能忘本，天真的孩子们如同捣蒜般地点头。可是等这些穿开裆裤的孩子开始凸起喉结冒出“青春美丽豆”时，早就把这笑话给忘了个一干二净，一旦走出家门，照样该“工作”的就“工作”，该“休息”的就“休息”。而老人们只好把这笑话接力棒一样传给下一代的孩子们。
尽管知道老家人听不惯普通话，但我每次回家，我依然会倔强地操起“国语”腔与乡里人搭话，遇见大叔大伯，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脱口说：“昨晚。”在一旁的父亲不是用杏眼瞪我，而是在一旁做手势解释说：“孩子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与不同层次的人打多了交道，不说洋气些的话别人听不懂，现在回家一时改不回来，在家多住几天，就会把话哇好了。”
不过，时过境迁人心移。我离开家乡多年，对家乡话不知不觉地平添了几许温情几多眷恋与深入骨髓的思念，对家乡话的怀旧感也与日俱增，偶尔遇到不遂心愿的事，或者太久不与家人联系时，居然萌生出一股想听家乡话的瘾头。
那年，我回老家过春节。水泥公路从村前锋利地穿过，别出心裁的楼房，湮没在茂密的树林和茫茫的果树里，这熟悉的乡村风景，变得愈来愈亲切起来。一路走来，面对乡亲热情的问候，久违的家乡话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像风吹土地般自然。我原以为，多年不说家乡话，说起来肯定生涩、拗口，但想不到会如此流畅，如顺山而下的溪水，又如随风飘舞的柳絮，自然而然地从口中飞溅而出。老人们听了没有感到意外，他们都会心地笑笑，那成竹在胸的睿智神情仿佛在说，从村子里出去的后生人都曾经埋藏过家乡话，可是等他们成家立业以后，又陆陆续续地捡回来了。
看着村里来来往往的时尚男女，身着琳琅满目的时装，流动着一样的家乡话，每一个声音都透露出乡村特有的气质和清丽，让我感受到它无处不在的东西——一种血脉相连的动听、优美、和谐。
也许，老家的家乡话只属于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乡亲，假如让我对普通话去作更深的思考，而我的思考又需要伴奏的话，那只能选择家乡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