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职是馆阁职事的简称。北宋前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合称“三馆秘阁”，总名“崇文院”。“馆职”有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殿大学士(以上为宰相所带职名)、集贤院学士、直学士、史馆修撰、集贤殿修理、判馆、判阁、直馆、直阁、集贤校理、秘阁校理、史馆编修、史馆监检讨、崇文院检讨、秘阁校勘等。馆职职事需要召试而后任命，国家的文学高选。元丰五年改制，罢“三馆秘阁”归秘书省，仍视为“馆阁馆”。
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苏轼与邓温伯共同召试学士院，举行馆职考试。邓温伯撰写了两道策题，苏轼撰写了一道策题，经过高太皇太后审议后，苏轼所撰的“策题”被御点位考试题。苏轼所撰写的《试馆职策问》是《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问。《传》曰：“秦失之强，周失之弱。”昔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至其后世也，有浸微之忧。太公治齐，举贤而上功，而其末流，亦有争夺之祸。夫亲亲而尊尊，举贤而上功，三代之所共也。而齐鲁行之，皆不免于衰乱。其故何哉?国家承平百年，六圣相授，为治不同，同归于仁。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职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偷，励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至于文学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何修何营可以及此?愿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条具所当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备采择。
苏轼的“策题”引史贴切，结合现实。要求考生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齐鲁三代皆行周公治鲁、太公治齐之策，“皆不免于衰乱，其故何哉”?二是如何才能做到效法仁宗皇帝的忠厚，使百官有司不至于苟且，效法神宗皇帝之励精，而是各级地方官员不犯苟刻的错误?并要求在试卷上列举该办的政事。
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的馆职考试有九人参加，与苏轼有多年交往的毕仲游拔为第一，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亦录取，并擢馆职。“苏门四学士”中除秦观外，皆入馆职。赵挺之为集贤校理，梅灏为秘阁校理，张舜民、李昭玘亦入馆职。
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苏轼再次主持馆职考试，他的策题为《两汉之政治》：问。古之君子，见礼而知俗，闻乐而知政，于以论兴亡之先后。考古以证今，盖学士大夫之职，而人主与群臣之所欲闻也。请借汉而论之。西汉十二世，而有道之君六，虽成、哀失德，祸不及民，宜其立国之势，强固不拔。而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谈笑而取之。东汉自安、顺以降，日趋于衰乱，而桓、灵之虐，甚于三季。其势宜易动，而董、吕、二袁，皆以绝人之姿，欲取而不敢。曹操功盖天下，其才百倍王莽，尽其智力，终身莫能得。夫治乱相绝，而安危之效，相反如此。愿考其政，察其俗，悉陈其所以然者。
苏轼的治国理念一是执政者必须以民为本;二是为政者必须强化社会道德风俗。苏轼当然想考生们以史为鉴，回答如何考察两汉政治与风俗，吸取教训，强化社会道德风俗，使国家长治久安。
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的馆职考试有十二人参加，廖正一为第一，为翰林学士，秘书省正字。其余馆职人员无法考证。
这两次馆职考试的策题，均遭到苏轼反对者的朔党、洛党、新党残余和朝中忌恨苏轼的官员的曲解，并弹劾苏轼。其中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的馆职考试题《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中被“偷”和“刻”被“洛党”的羽翼朱光庭(与苏轼同榜进士)曲解其意，说苏轼拿宋仁宗和宋神宗来议论，是为不敬，并说苏轼贬低二帝不足以效法，是为臣之不忠，要求高太皇太后“正考试官之罪”。朱光庭弹劾当日，御史中丞傅尧俞和“朔党”羽翼侍御史王岩叟相继上书，同样弹劾苏轼不应当拿祖宗来议论。谏官吕陶当然看不下去，他对高太皇太后说：凡弹劾都应实事求是，出于公心，如果假借权利以报私怨，或别有用心，势必导致纲纪败坏，邪正不分，给朝廷带来严重的损失。自己虽然和苏轼是老乡，不是为了一个苏轼，而是要认识到朋党的危害性。高太皇太后很清醒，她深知朱光庭等三人攻击苏轼的用心，明确回答“详览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有讥讽祖宗”。遂把朱光庭贬谪出朝廷。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苏轼主持的馆职“策题”《两汉之政治》依然成为政敌攻击的对象。监察御史杨康国、赵挺之又偷梁换柱曲解题义，上书弹劾苏轼所撰策题。他们说苏轼的“策题”借举例忠臣烈士不耻的狠毒残暴奸臣王莽、董卓、袁绍、袁术、曹操等篡汉之徒的事例，要求考生回答他们篡国的行径，目的不纯。亦说苏轼毫不畏惮地欺骗蒙蔽高太皇太后和宋哲宗皇帝，用心险恶，有负圣恩。如此不忠，罪不可赦。还说苏轼把轻薄、虚诞如同是市井小人的人招纳至门下，如王巩、黄庭坚。王巩是苏轼的至交，师生情谊深厚，求学于苏轼，工于诗，绘画也好，文章亦受苏轼推崇。苏轼谪居黄州时，与他有书信十五封，告诫其“不以流贼为戚戚”，等待命运的转机。1085年，司马光向高太皇太后举荐王巩为宗正寺丞。1086年苏轼举荐王巩参加“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的制科考试，受到台谏官攻击，说王巩奸邪，又离间宗室，谄媚苏轼。如今又拿王巩说事，苏轼当然进行了强有力辩解，1088年十一月十五日，向朝廷上《辩举王巩札子》说明了三件事：王巩是司马光选择的最优两人之一，王巩非离间之人和王巩是我的学生，也是司马光称赞的忠义之士。黄庭坚是西园雅集中顶级文艺青年之一，“苏门四学士”之首。苏轼没有举荐黄庭坚的权利，却被人构陷，全为欲加之词，事实上全都没有。
苏轼主持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和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的两次馆职考试以及元祐三年(1088年)正月哲宗朝的首次科举考试，为朝廷选拔了许多有用之士。摒弃前嫌，馆职学士院录用自己意见相左的赵挺之。科举考试录用章援、章持、舒恒，章援和章持是章惇(刚贬出朝廷)的儿子、舒恒是舒亶的儿子，舒亶是“乌台诗案”曾想置苏轼于死地的人。苏轼不计前嫌均录用而且还是重用，可谓高风亮节。但在北宋党派纷争的政治的漩涡中，苏轼满腔热血，终是难以实现自己以民为本和强化社会道德风俗的思想，所以强烈要求离开朝廷。
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十六日，朝廷命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四月二十一日离京。杭州是苏轼实现伟大抱负的地方，杭州西湖彻彻底底记住了苏轼。
2024年3月7日夜于成都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