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八月，苏轼在扬州接到诏书：回朝出任兵部尚书。这时的苏轼，在扬州主政才仅仅半年，还没有和这里的好友、自己的学生扬州通判晁补之在这里充分实现自己的治理策略，就被朝廷召回。苏轼明白，朝廷内党争一直存在，元佑党人不复当年风光，处于式微之态，熙丰旧臣已蠢蠢欲动。高太后百病缠身，哲宗亲政初见端倪。苏轼当然看清这一切，他一旦回朝，必遭攻击。所以接到诏书，他就百般推辞。
就在进京路上，他接连上书辞免，请求“除臣一方”，任职地方官。朝廷当然不允许，高太皇太后更是不高兴，又诏命兼任南郊卤簿使。苏轼在不敢怠慢，加快进京速度。经过南京，苏轼又上书南郊祭祀之后，再出任地方官。
九月，苏辙奉命在都门迎接苏轼。苏轼没有和苏辙回东府住，而是住在兴国寺浴室东堂，主要是担心政敌们的围攻。苏轼还是到兵部上任，出任兵部尚书，又诏“兼侍读，蒙恩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并鱼袋、镀金银鞍辔马一匹”。苏轼在《谢除兵部尚书赐对衣金带马状二首》说：岂意暮年，屡膺此宠。在《谢兼侍读表二首》中，苏轼更加感激涕零地说：伏念臣以草木之微，当天地之泽，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虽当世之豪杰，犹未易居。可见这一阶段苏轼如日中天，风生水起。
在汴京，苏轼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尽职尽责尽力办好南郊大礼。苏轼是这次活动的总指挥，又任兵部尚书。这当然是高太皇太后和宋哲宗的信任。南郊大礼就是祭天礼仪，宋代每三年举办一次。“卤簿使”就是临时负责安防、护卫、仪仗诸事事项的官员。祭祀礼仪从十一月十二日开始到十四日结束，苏轼这个总指挥当然组织安排的非常到位，保证活动的圆满完成，得到高太皇太后和宋哲宗的嘉许。苏轼作诗《进郊祀庆成诗表》赞：富国由崇俭，祈年在好生。无心斯恪物，克己自消兵。我认为这是苏轼对南郊之礼的赞扬，也是对学生宋哲宗皇帝的规劝。
南郊祭祀过后十天，苏轼上书请求任越州太守，高太皇太后和宋哲宗当然不会同意，尤其高太皇太后她太欣赏苏轼的才华了，这位文坛领袖诗名副其实的全才型人物。十一月二十六日，命苏轼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礼部尚书为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在宋代为从二品。端明殿学士，无具体职掌，只是一种表明身份的荣誉职衔，其中殿学士资望最高，只有宰相、执政官一级离任外调才能享有。可见高太皇太后和宋哲宗对苏轼的恩宠，这也是苏轼仕宦生涯获得最高级别的荣誉。而且“名冠两职之重”(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确实少见。这时范镇的侄子与侄孙，和苏轼、苏辙兄弟成为同僚，苏轼分别赠予他们端砚等物。其弟苏辙在1091年就被任命为宰执(副宰相)。为了弟弟的职业生涯也为了避免党争，苏轼执意要辞两职。苏轼在《辞两职并乞郡札子》中说：“臣乞越州(绍兴)，伏蒙圣恩，降诏不允。……亦恐朝廷无以待有劳之士，岂徒内愧，必致人言。”可见苏轼想尽快离开朝廷的心情是非常急迫的。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人生最后一次在汴京过年，也是人生中最后一个祥和喜乐、温馨安逸的新年。这一年的上元节，五十八岁的苏轼以近臣身份陪侍皇上在宣德楼上观灯，并作《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曰：“澹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薄雪初消野未耕，卖薪买酒看升平。吾君勤俭倡优拙，自是丰年有笑声。老病行穿万马群，九衢人散月纷纷。归来一盏残灯在，犹有传柑遗细君。”
果然，不但苏轼很快遭到奸人攻击，而且也祸及苏辙。三月监察御史黄庆基、董敦逸重拾元丰党人沈括、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之、朱光庭、贾易等讪谤之说，苏轼辩解，还是得到高太皇太后的支持。六月八日，苏轼再次上书请求任越州知州。高太皇太后常病不能临朝，他预感到宋哲宗要亲政。他深知哲宗非善类，有不慈、不俭、不勤、不慎、不诚、不明的毛病，他一旦亲政，定会近小人远君子。宋哲宗一直不喜欢苏轼这位老师。高太皇太后深知苏轼乞外的用心，也知道哲宗皇帝的禀性，她苦心经营的元祐之政将改弦更张，皇帝不会用元祐旧臣，于是六月二十六日，诏命苏轼出知定州。苏轼本意出任越州知州，于是七月二十四向高太皇太后上《乞越州札子》，他希望朝廷改任越州。但高太皇太后认为定州是边防重镇，只能由有才能的苏轼能担任此职，没有同意苏轼的请求。
苏轼此刻遣散自己的侍妾、书童等门人。此时不得不提及一个人—高俅，他是苏轼的书童，也是那个靠宋徽宗的个人喜爱当上太尉的那个人。苏轼应该是看重高俅的高情商，看重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苏轼为了给高俅安排一个好的出路，他把高俅介绍给自己的朋友曾布，可能由于政见不同，曾布没有留下高俅，于是苏轼才又把高俅引荐给另一个朋友驸马王诜。宋哲宗元符末年，王诜任枢密都承旨，徽宗赵佶那时还是端王，与王诜是文字之交。王诜把高俅介绍给端王，后来的宋徽宗。如若不是因为高俅“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导致禁军“纪律废弛”、“军政不修”，以至于金兵来袭之时，禁军一哄而散而变为“奸人”，否则苏轼当引以为自豪，高俅也会成为年轻人励志的榜样。
这期间，苏轼由于夫人王闰之病重，暂时没去定州赴任。八月初一，苏东坡之妻王闰之去世，享年四十六岁。王闰之是苏东坡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她为苏轼生子苏迨和苏过，并抚养王弗的儿子苏迈长大，视为己出。“三子如一，爱出于天”。苏轼回想起这个与自己相伴了二十五年的女人，他凄然命笔，在祭文中说：“……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苏轼在祭文中高度赞扬王闰之天性温柔、宽厚、仁爱、慈祥，有伟大母爱，称颂她行为处事所表现出的高尚人品美德，影响两郡之民。王闰之的遗体暂厝于开封城西的惠济院。
九月三日，主持“元祐更化”长达九年之久的高太后病逝。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苏轼兄弟二人后半生变得非常坎坷。宋哲宗亲政，尽逐元祐旧党，遣散“后党”核心成员，摒弃高太皇太后的政纲。尽管苏轼、范祖禹等面谏哲宗，劝阻他用章惇和吕惠卿，但无济于事。对于章惇此人，虽与苏轼为“千年科举第一榜”的同科进士，章惇和苏轼是好友。宋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为商州县令，相距不远。两人在永兴军主持考试时相识，都是同榜进士，同样的沦落复读，同样豁达。后来章惇投靠了王安石的新党，苏轼成为司马光一派的旧党。政见虽异，友情还在，章惇曾在乌台诗案中营救过苏轼。苏轼和苏辙兄弟在元祐年间得势时，弹劾章惇，并超出底线地在车盖亭文字案中迫害蔡确、章惇等新党，旧党将新党领袖蔡确等人流放到瘴毒之地。不久蔡确病死于岭南元祐年间幸存下来的章惇，也跟苏轼兄弟撕破了面皮。等章惇得势时，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苏轼和苏辙兄弟流放到岭南的瘴毒之地。苏轼被流放到惠州与儋州，苏辙贬谪到雷州，就是拜章惇所赐。这就是残酷的政治，在实现自己的政治主见时，总牺牲了友情。
宋哲宗一亲政，他把自己被高太皇太后压制作为傀儡的不满完全转嫁到她倚重的大臣，苏轼首当其冲。他诏令苏轼出知“重难边郡”定州，即刻离京赴任。苏轼不得已于九月二十六离开京师。宋哲宗回绝了苏轼的辞行，可见他多么不待见自己的这位老师。苏轼诗极其郁闷的，他为了大宋的基业，为了感谢高太皇太后的信任，为天下苍生计，仍怀着一腔赤诚之心，向哲宗皇帝上《朝辞赴定州论事状》。苏轼可谓苦口婆心，以自然界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喻国家治理之道，以“小人害政”的历史教训劝诫。这样的金玉良言打动不了宋哲宗的心，感化不了自己的学生。这是苏轼最为失败的地方，三次作为哲宗的老师，却终不被皇帝学生认可。
苏轼心情沉重地离开京师，奔赴定州任上。在苏辙的东府，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苏轼潸然泪下，写下《东府雨中别子由》：“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重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
真的“白首无归期”，这一次是苏轼最后在北宋朝堂任职，也是第八次来到又离开国家最高权利中心。从此苏轼的命运一泻千里，一贬再贬。因为宋哲宗和陆续重返朝廷的新党重要人物开始对“元祐党人”大开杀戒，定州任职半年苏轼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好朋友章惇不能容忍自己的政治对手，岭南成为苏轼后来八年的谪居地，惠州、儋州成了他的“功业”!
武斌2024年2月13日夜于成都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