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之所以有着超常非凡的眼界、胆略、智慧和胸襟，其中一个基础性的重要原因在于他的国学基础扎实，传统文化素养极高。特别是古典诗词，毛泽东尤为偏爱。早年担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回忆，毛泽东曾经说过：“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正因为个人的欣赏阅读偏好，毛泽东曾圈阅批注了450余位古代诗(词)人的诗词曲赋1700余首，还默诵手书了许多首古典诗词。
可以说，毛泽东对古典诗词的研究、熟悉和运用的程度，几乎无人可及，尤其是一些经典名句早已是熟记于心。一方面，在他本人的诗词作品中，曾化用、巧用了大量的诗词典籍。另一方面，在他的文章、报告、谈话以及书信中，毛泽东为说明观点、阐释事理、印证结论、表达情感，原文引用古诗词常常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可谓妙不可言，恰到好处。
借古诗词来褒扬先进与正确、贬斥落后与错误是毛泽东表达思想观点的一个重要方式。195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庐山居所同王任重、刘建勋、梅白三人谈话时说，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七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毛泽东的这番话，无疑表明了他倡导我们党的各级干部都要心系百姓、清廉从政的鲜明导向。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整风学习会议。毛泽东于5月19日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报告过程中，毛泽东以明初文学家解缙的一副对联，对那些华而不实、不学无术之人作了形象而又深刻地批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对联的引用，极大地增强了批评的感染性和有效性，效果比一般泛泛的批评和说教无疑要好得多。毛泽东借古喻今、贬恶扬善，不仅善于引用古典诗词中的名句，对于其它文化典籍中的名句他也经常旁征博引。在为纪念张思德而作的《为人民服务》中，他引用了汉代文学家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并以此褒扬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死，死的比泰山还重”的人生价值。
作为一国元首和领袖，毛泽东在对外交往和重要外事活动中亦常常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以诗会友，借诗传情，不失时机地向世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是毛泽东外事活动中的一大特色。1954年10月2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结束在北京的活动行程即将离京到外地访问，临行前他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临别时，尼赫鲁说：“法国有这样一句话：离别的痛苦好像是使人死去一次一样。”充满激情且饱读诗书的毛泽东回答道：“大约两千年以前中国的一个伟大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随后他又接着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毛泽东贴切而又诗意的回答，令尼赫鲁顿生敬意。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首次访华。在欢迎宴会的致辞中，田中用日语“迷惑”一词来表述侵华罪行。而“迷惑”的中文含义只是轻描淡写的“添了麻烦”。针对日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的这一表述，我方对此进行了严正交涉。毛泽东在9月27日会见田中角荣时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因为在中国，只有像出现不留意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表示道歉时才用这个词。”为此，毛泽东特意把《楚辞集注》赠送给田中。《楚辞·九辩》有“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这是“迷惑”一词的源头。毛泽东此举一方面凸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另一方面意在促使日方深刻认识并反省侵略行径。之后日方接受了中方意见，在双方发表的正式文件中改成：“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毛泽东以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特殊效果，绵里藏针地把一场充满斗争性的大国外交化解的风轻云淡。
不仅是和平年代的对外交往，其实在未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也一样以古典诗词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1939年12月20日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这两句诗的本意是说小鸟鸣叫是为了求得知音。毛泽东在文中引用此诗的意思是说明世界上任何国家受压迫、被奴役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应当求助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和援助。
中国历史上的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旧知识分子均有着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毛泽东与爱国民主人士交往过程中，常常是以诗为媒，充分体现了文人交往的儒雅风范。1945年，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期间，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张澜于9月2日上午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欢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同志。席间，张澜举杯向毛泽东敬酒时说：“会须一饮三百杯!”(唐·李白《将进酒》)。学识渊博的毛泽东随即引用陶渊明《饮酒》中的诗句举杯回应道：“且共欢此饮。”一次，史学家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作客，期间，两人纵论古今，相谈甚欢，兴之所至，周随口背诵了李商隐的《马嵬二首(其二)》，但最后两句想不起来了。正在周思考之际，熟悉并手书过李商隐这首诗的毛泽东非常自然地接着吟诵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足见毛泽东对古诗词是多么的熟悉和了解。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世钊，信的开头写道：“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毛泽东早年离家投身革命，期间，父母相继离世。直到建国后的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韶山。在旧居里，他久久地凝望着父母亲的照片。次日清晨，毛泽东独自一人踏着露水登山来到父母亲坟前，献上一束苍翠的松枝，恭敬地鞠躬，并静默良久，以寄托哀思。他对随后赶来的人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紧接着还引用了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同身受的经历，致使毛泽东在给周士钊的信中，有了“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的感慨。
毛泽东对古诗词的引用，不仅仅在一些重要和正规的场合，在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交往中，他也经常以古诗词来活跃气氛，增添文化的情趣。1950年的一天，曾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和毛泽东一起用餐，餐桌上摆放着火锅和一盘洁白的菊花瓣，祖籍北方的王大夫暗自纳闷：“菊花瓣怎么能吃呢?”毛泽东看出了王鹤滨的疑虑，说道：“你知道屈原吧，他就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先秦·屈原《离骚》)那时吃菊花大概算是清贫之举了，咱们也来个清贫之举吧!”说完，毛泽东夹起一箸菊花伸向火锅……。一次普通的用餐，毛泽东以他渊博的古诗词储备谈起了2000多年前的屈原，并以诗意的解读增添了用餐的欢乐情趣。
1956年，乘专列去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偶然间得知女服务员姚淑贤因随行而无法与男友约会一事，便着急地说：“哎呀，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当天晚上，毛泽东对姚淑贤说：“我给你写个东西，拿回去交给你男朋友，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毛泽东一边写，一边自得其乐地吟诵道：“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此诗出自《诗经》中的《邺风·静女》。这是一首描写恋人幽会的诗，这四句是写美丽的姑娘与小伙相约城角见面，小伙准时赴约，而姑娘却顽皮地隐而不见，急得小伙“搔首踟蹰”，诗句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情人见面心切的生动形象。而毛泽东以写古诗词的方式去帮助工作人员化解恋人之间的误会，堪称一绝。
利用古典诗词名句来巧妙阐释交往对象名字的含义，是毛泽东文学口才的又一特征。延安时期，毛泽东问第一次为他治病的医生唐由之叫什么名字，唐回答：“我叫唐由之。”毛泽东望着他，边反复念着他的名字：“由之，由之”，边问道：“你的名字是出自《论语》中‘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吧?”唐随即作了肯定的回答。“这说明你父亲读过很多书嘛!”接着毛泽东幽默地说：“你可不要按孔夫子的‘由之’去作，而要按鲁迅的‘由之’去作啊。”随即毛泽东抑扬顿挫地吟诵起鲁迅《悼杨铨》这首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唐由之医生初次见到毛泽东而产生的紧张和拘谨，随着毛泽东风趣的谈吐而很快消失了。
1975年初夏的一天，北大中文系女讲师芦荻因工作之需第一次来到毛泽东的居所，问过姓名后，毛泽东微笑着说：“你大概喜欢秋天吧?”芦荻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见她愕然，接着又笑着问道：“会背刘禹锡的《西寒山怀古》这首诗吗?”随即，已是80多岁高龄的毛泽东一句一字地吟诵了起来。这时，芦荻才明白毛泽东是在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来幽默而又巧妙地说明自己的名字，一位普通教师在领袖面前的紧张激动的心情马上平静下来，领袖与群众间的距离瞬间被近了。
作为一国之领袖，毛泽东日理万机。作为一名父亲，他又同样具备一名长辈的温情与慈爱，在与家人的书信往来中他常常借用古诗词来传递亲情，表达对晚辈的关爱和抚慰之意。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毛泽东强忍内心巨大悲痛，多方关怀儿媳刘松林。1959年8月6日，毛泽东给患病的刘松林写了一封信，信中鼓励他说：“你身体是不是好了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1958年，毛泽东给病中的女儿李讷写信，鼓励她：“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信中还说：“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略)，这里有意志，知道吗?”信中的“诗一首”，指的是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其四》：“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些无一不表明，身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有着炽热宏大的天下情怀，同样也具有普通人所拥有的长者风范和儿女情长。
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长期研读和运用，表明了一代伟人崇高的民族精神和强烈的文化自信。在“国学热”日益升温的当下，我们应当从毛泽东的诗意人生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和精神养分，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