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的年代，上学是很不正常的，总是上上停停。在日本侵占时期我只上过一天学，第一次解放，上了一冬天和一春天，国民党时期上了两年，解放后，开始整天打霸王鞭、排戏、扭秧歌，也没怎么好好学习，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到一九四九年年底，就算初小毕业了。
我们村没有高小，要上得到县城去，幸好我们的刘仕俊老师，决定要在村中办一所高小。
他原来在县城高小教书，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我们就不必到县城去念书了。
我们班一共有十四个同学，其中十个是我村的，没有一个女学生。
上了高小教学就逐渐正规起来了，县里已有了文教局。教科书也都有了。
我在当时学习可以说是名列前茅，每学期考试完了，拉榜公布成绩，第一名没让别人拿去过。
全校组织作文比赛，我得第一名，学校奖给我一枝毛笔和一个作文本。
一九五一年全县会考，六门课我得了六个一百分，县文教局奖给我一个铜墨盒，我把它视为珍宝，保存了十多年。
为了培养我的讲话能力，老校长总是让我在各种场合进行讲话。那个时候，每次开大会总要设一项自由讲话，每次都是老校长给我写好稿，让我事先背下来。在当时演讲人都不念稿，可我实在不愿意，在那么多人面前登台讲话，胆怯的很。记得第一次讲话是一次军民联欢会，虽说事先背好了稿，但还是临阵逃脱了，快要轮到自由讲话了，我以上厕所为名，跑回了家里。到时找不到我，校长非常生气，事后狠狠地批评了我，说“你真是个不出条的瓜，越让你上，你越往后缩”。
我哭了，校长的话，对我刺激很大，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校长的期望，第二次讲话是在“四营”村召开的全区教育系统代表大会上，大会要开三天，我们都是背着行李去参加。轮到我讲话了，我的心咚咚直跳，硬着头皮走上台，按着老师事先叮嘱好的训练好的办法去做，恭恭敬敬地向大家行了个礼，然后开始了我的讲话，但事先老师给准备的讲稿太长，没背下来，讲到一半以后讲不下去了，只好说“我的话完了”，就行了个礼走下了台。我最满意的一次讲话是在庆祝“六一”儿童节的大会上，这一次不只是有了经验，而且下面都是学生，我轻松多了，按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我情绪激昂，一气讲完，博得了台上台下一片鼓掌声，我骄傲的走下了讲台。我还出席过怀来县民兵、妇女、教育系统代表大会。那是我随校长和董慧智老师去参加的，会议在县大礼堂举行，会期三天。但这样的会可轮不到我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