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穿越世纪时空，把所有记忆忘掉，惟留下中垌印记在脑海中。
中垌圩的由来及其发展
化州有1700年的悠久历史，据历史记载，中垌最远起源于先秦时期，秦朝平定南越之后，至公元1400年，即600年前的明朝，各行各业繁华昌盛，地处广东广西交界处、化县中部古代丝绸之路的钟董村，有了得天独厚发展条件和机遇。当时只有钟董两姓合营一间杂货店在南来北往大路旁的小村落，挑夫历尽艰辛，翻山越岭把广西陆川等地的货物，经过钟董村后，装载上钟董村旁鸭蔗河的船只，与石西江会流后，经化州直下湛江，运到世界各地。络绎不绝的生意，常年火火红红。渐渐，繁华的钟董村，发展成为钟董圩，因叫起来钟董圩的声音不够响亮，也不顺耳，有识之士就用“钟董圩”的谐音改叫中垌圩，一直沿用至今。为方便集市交易，不知从何时起，中垌圩的圩期，定为每月逢一，四，七。圩日赶集，肩挑的，手提的，背篓的，牵着的，赶着的，先后上市交易。睇相命，算命的，占卦问卜的，玩杂耍魔术的，夭五杂六，人来人往，万人空港;叫卖声，讨价声，吆喝声，牲畜吼叫声，声声刺耳，处处都是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场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读县五小时，中垌圩的常住人口仅100多人，出入都路过，时间长了，圩上的大部分人都认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中垌先后搞了几个开发区，西南接壤分别鸭塘村委和塘村村委，东北接壤白鸠地村委，方圆两公里多，常住人口，至少两万多。为方便群众办事，中垌首脑机关一一镇政府，2006年从原来的鸡子社乔迁到圩中心的繁荣地段。昔日车水马龙，门庭若市的旧政府所在地只剩几家住户，千年历史洗礼的参天古榕，也耐不住寂寞，受不了孤独的煎熬，近年凋谢枯萎了。志愿者在原地新种了几棵小榕树，现已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久享盛名的经正中学
经正中学，是知名教育家刘付邦先生亲手创办。刘付邦，中垌白鸠地山仔村人，生于清朝光绪丁亥，即1887年，逝于1984年，享年97岁。先生于民国初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与几位乡绅磋商，决定将原来的文光书院创办成经正小学，由刘付邦任校长，后又将经正小学改办经正中学，他任校长。初办时，每年初中3个班，高小2个班，1942年，增设高中3个班，初中6个班，成为一间完全中学。刘付邦校长殚精竭虑于学校，制订严格管理措施，精心治校，形成了教师严教，学生勤学的良好风尚，所以，经正中学当时得以学术科俱优而闻名全县，它又是全县兴起排球最早的一所学校，排球则是传统的优秀项目，一直保持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1937年，学生代表队前往高州，参加第七战区学生智科比赛，荣获初中组论文第一第二名，演讲比赛第一名，排球则挫败化一中，成为高州中学劲旅。一时间，学校名声大振，慕名而来求学者络绎不绝。由于治校有方，成绩卓越，名冠全县，刘付邦调任化一中校长，两年后升任化县教育局局长，从经正中学任职以来，他发表了多篇颇有见地的教学论文和专著。从法国留学回来，资深的中垌牛脚木村的张尚儒先生接任经正中学校长后，办学成绩也斐然，声誉甚好。经正中学，解放前，既文星闪耀，又是广东广西边区的革命摇篮，不少革命仁人志士成为党、政、军得力的中层领导干部。如李郁，在革命战争时期任化吴中心县委书记、新四团政委、中共粤桂南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解放后，历任中南局建筑工程总局组织部长、机械工业部柳州工程总局党委书记和厂长、中共广西柳州市委副书记，中央一机部西安仪表厂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李克平革命战争期间任中共恩平县委书记，后在湛江专署任处长，最后任湛江医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还有留美博士翁文杰，清华大学教授张友兰等出类拔萃。解放后，关惠光任国家体委司长兼第11届世乒球赛总教练。
从1953年起，经正中学先后更名为化二中，化三中，中垌中学后，文星继续闪耀，为祖国培养输送了一批批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优秀人才，如中央电视工业总局工程师翁志才，大亚湾核电站总工师李玊保，李文尧，先后任云南有色地质地球物化勘查院组长，主任工程师，总工程师，副院长，荣获省部级科学技术多项一二等奖，公开发表论文40多篇。
领导能力强、知识底蕴深厚的杨崇生(合江中学第五班学子)，1980年任中垌中学校长后，我和全体教职工紧紧配合，严管精教，在当时的20多间中学，每年高考，官桥中学居首，中垌中学居二，后杨崇生升任化州县教育局长，任茂名教育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因病于今年不幸仙逝。
坚如磐石的高峰城何处去了
中垌有句口头禅，叫“稳过高城"，意思是说，高峰城原本已十分稳固，但还有比高峰城更稳固的。据说高峰城的每一行，是用八个火砖并排(厚度相当于50公分)，用糖灰灌浆建成，城墙四周分别留有多个炮口，专人看宅，防人盗粮。高峰城，何时所建，何人所建，已无从考究，只知道它是高峰村大地主张伯亮，张侃兄弟的粮仓。中垌有一半以上农民租耕他们的田地，每年秋季收割水稻后，四面八方的租耕户，肩挑，或用牛车拉粮入高峰城交地租。我孩提时，二伯父租田四亩，母亲租一亩多，种水稻。收割后，二伯父和母亲与我一起挑粮去交地租。进了城大门，看见城内的灰砂地堂上，交租的佃农，人山人海排长龙。伯父和母亲把谷担留下，叫我排队，他俩又回家挑了两担过来。终于轮到了，我们把晒干，用风柜风干净，粒粒饱满壮实的五担稻谷送过去，但他们查验后，还再用大风柜大力风一两次;为预防不够，我们多带了几斗(一斗相当于十市斤)，而他们用的是大斗过量，刚好够数，所剩无几。大斗入仓细斗出仓，是地主盘剥佃农的惯用伎俩。
我清楚记得，有一年秋天，正值水稻扬花抽穗时发水大浸，连续浸了三四天，禾稻正值扬花抽穗，那年颗粒无收。不用说交租，连吃粥吞水都不饱肚。大地主张伯亮兄弟，派乡兵挨家逐户催交地租。看着他们就要到我们家了，二伯父催母亲带我姐弟入房躲避，他热情地招呼乡兵，说明原由，保证明年一起补交。乡兵大声咆哮吼着，不交就捉猪拉牛抵，二伯父再三苦苦哀求，几个乡兵吹胡子瞪眼，不由分说，举起枪托把二伯父打得遍体鳞伤。这些家伙凶神恶煞地走了，我们急着出来，帮忙料理二伯父。我狠透了这班狗腿子，但那时候哪有穷人讲话的地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破四旧，用炸药把坚如磐石的高峰城炸了，顿时夷为平地，只剩下烂砖碎瓦。刚解放，张伯亮兄弟及家人，去了台湾。村里人说，近年来，他们的后人，回来时，目睹亲房在原地种植的树木长大成林，生机勃勃，葱葱郁郁，把旧城遗址团团围住，心里由衷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