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早晨，像往年一样，我去花店给妈妈买了一束花，是十几枝百合外加一些青叶卷起来的。满满的一束，加上蓝色的纸质包装，挺雅的。
我喜欢这种雅的感觉。
妈妈也是。我想。
妈妈今年已经96岁了。自去年生日后，她就常说，现在自己是风烛残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而我们几乎天天见她，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不过衰老总由自己体会的。从这一点上看，妈妈是有自知之明的。
妈妈的记忆力一直很好，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的手机号码，她总是能随口叫出。给我们打电话时，她也是用家里安装的固定电话打。其实她的子女们的电话号码都已储存在固定电话薄里面了，但她不用，总是跟着她的记忆，一个一个在键盘按下。
这是习惯。
妈妈有很多习惯。比如，剩饭剩菜她从不扔掉，总是要放到冰箱里。
“留着明天吃”，她会喃喃地告诉收拾饭菜的阿姨。其实明天也不一定会吃，因为有些蔬菜隔了夜，即使放在冰箱里，第二天也会去了味，不宜再吃了。这些道理妈妈不太懂，其实她听懂了也不会去做。因为在她这个年纪，经历过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大饥荒，还有那段荒唐的“文革”。有些事情她忘不了，由此带来的习惯也就一直伴随着她。
当然，生活好了，她的习惯会改变一些。
一个周末，我们带妈妈去市中心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披萨饼。妈妈牙齿还不错，披萨饼还吃得动。只是吃着吃着，她似乎看到了什么。隔着餐厅外的玻璃窗，妈妈看到了外面一个女人，跪在餐厅外的人行道上，还带着一个孩子，在乞讨。妈妈没有说什么，但眼睛里似乎闪动起一丝泪花。在妈妈的催促下，我们匆匆完成了就餐。临走时，妈妈又点了一份披萨饼，小份的，滚热的。妈妈叮嘱服务员用打包盒装好。妈妈手拎着打包盒出了餐厅，径直地向那位女人走去。
“这是刚出来的饼，趁热和孩子吃吧。”妈妈告诉这个女子。怕女人听不清楚，妈妈又还特地蹲了下来，对着她耳朵又说了一遍。
走了很远，我们回头望去，那位女子还在向着我们磕头，妈妈只说了句：穷人可怜啊!
“你们看到那个要饭的孩子吗?”妈妈边走边问我们，又像是自言自语。“以前大饥荒的时候，我们家门口就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孩子，我也是每天给他们送些东西吃，但是有些人没有熬过那个冬天。”妈妈边说边走，走得很慢很慢，有时还会停下来，喘口气，又继续说着，走着……
当然，妈妈最常念叨的，是那些她经手治过病救过命的患者。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爸爸是肺科医生，忙。妈妈是眼科医生，更忙。妈妈一上了手术台，就没有上下班的时间概念。早上天蒙蒙亮，就没有了妈妈的身影，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也从来不见她的足迹。每个礼拜天是我们兄妹几个人最为高兴的时候，因为这一天可以见到妈妈了，甚至可以一家人坐到一起吃饭了。妈妈也知道这些，有时她会告诉我们：她有点愧对我们了。
妈妈的眼科手术在安医附院是出了名的好。妈妈早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就职于上海五官科医院眼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随爸爸一起支援安徽建设，到了安医附院。妈妈心细、手巧，是做眼科手术的好手。从高级干部到普通百姓，她做了成千上万的手术，在她手上重见光明的患者不计其数。
妈妈当过主任，写过书。“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眼科学会的会长”，这些荣誉和奖章一个都不少。而到了老年，给她留下回忆的，只是那些在手术台上抢救病人的片段：病人的痛苦、无助，看到了希望，获得光明的瞬间。“文革”中，作为知识分子臭老九，妈妈和爸爸都被下放到了农村。就是在简陋的草屋里，妈妈还做了一个个眼科手术。当那些白内障病人重见光明，在手术床上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时，妈妈常常也会一起激动、流泪。每当讲述这些故事时，妈妈总是一句一句地说，细节都不曾丢下，仿佛发生在昨天，仿佛发生在眼前。这些回忆就成为了妈妈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当一个医生不就是治病嘛”。每当患者称赞她的手术时，妈妈都会这样告诉他们。当听说现在的医生做手术还得送红包，妈妈非常不解。
“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会这样劝着妈妈。
妈妈工作的年代，那时的医生是没有收钱一说的。当然，那时的医院也没有赚钱一说。
其实，妈妈一直是在“与时俱进”着的。
记得十多年前，妈妈正式从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职位上退休后，就帮着爸爸办起了一个肺科杂志。那时，杂志刚刚起步，人员少，只有爸爸、妈妈和一个打字员。妈妈承担了所有的对外业务。要与各个方面的人打交道，对妈妈这样一个过去只懂得看病治病的医生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记得有一次回家，看到妈妈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谈话，谈话中还夹杂着一些争论。站在旁边听了几句，才知道原来这个年轻人是做广告业务的，他想代理杂志的广告权，争执的焦点是这位年轻人自己要拿回扣。看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讨论回扣的事情，我不禁暗自发笑，对妈妈不由地肃然起敬了：妈妈真是“进步”得快啊。我暗暗赞许着。
其实，妈妈是一个不断学习，也不断追求的人。这么多年来，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妈妈必看的节目是“海峡两岸”。每隔几天回家看妈妈，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拉着我们说家常，谈时局。对海峡两岸的局势，领导人的讲话，她常常能倒背如流。这一点，我们做子女的，都有点望尘莫及了。
和我们家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常常称赞妈妈做人的品格：知大局，识大体。
十多年前，合肥搞大拆违。很多不符合规范的建筑也在拆违之中。
爸爸妈妈那时住在省政协的宿舍里，宿舍的厨房也是早年设计的，面积狭小，很不合理。后来经过当时的领导同意，厨房的边角处就加了2个平米。根据拆违规定，由于厨房后加的面积没有经过规划部门的审批，也在拆的范围内。当时这个问题在家属楼里很普遍，拆违的难度大。
我们家里人最初也不同意。后来，妈妈带头站了出来，说服了家里人，同意拆除，给家属楼的拆违树立了榜样。
后来，政协领导还专门和我提起了此事。
“妈妈可是我们家的模范共产党员啊!”我笑呵呵地答道。
妈妈听说了此事，告诉我们：政府决定的事，就要支持。我们家的这个小我，就要服从国家这个大我。
我猛然发现，我们家这个唯一的共产党员还确实不简单呢!
不时从点点滴滴的小事里，我看到了妈妈的胸襟：豁达和睿智。
妈妈从二十四岁嫁给父亲，转眼已经七十多年。两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走过了一辈子，走过了坑坑洼洼，坎坎坷坷。如今父亲已经住院三年了，母亲每天按时到医院去看他。看父亲的时候，母亲总是拉着父亲的手，虽然父亲好像有点不知道了，也似乎不认识她了。但是母亲依然会慢慢地和父亲说着，说着他们过去的事情，孩子们的事情。每当此时我看到的母亲，她的脸上流露出的笑容，仍然是那样坦然、乐观、灿烂。她和父亲一辈子从医，救死扶伤，早已习惯了人间的生死离别。在他们自己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彼此依赖，彼此依靠，彼此已融为了一体。
我好羡慕妈妈和爸爸的一生。
我点上了妈妈生日蛋糕的蜡烛，真诚地祝福他们。
